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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了二十余年的大学教授,去年暑假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圣文森特大学(St. Vincent's College)做了访问学者。?这是我继十几年前的契机后,第二次体验美国的大学生活,在激动的同时,在心中也暗暗为中国教育较了把劲。近十年来,中国人的留学风越刮越猛,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把儿女送出了国外。?那天跟比我小十几岁的同事闲聊,他们家居然在孩子没有出生前就为他漫长的教育之路开始了规划:“让孩子从小接触外语,送进双语幼儿园。小学让孩子正常上,初中高中有机会就进入外国语学校,大学一定要送出国,去哪个国家先不考虑,英美如果去不了,日本韩国新马泰也是不错的。”
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教育质量及形式的关注自然也是合情合理。但是她这番话还是听的我这个中年母亲瞠目结舌。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在不完全清楚今后社会动向的情况下给自己的儿女设下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规划,不禁让人想去了解这些决定的促成因素。中国人的教育观怎么了?这些决定是不是只是从众心理?难道中国的教育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如西方吗?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差别呢?
我在圣文森特大学上的第一节课是生物。虽然中国人是出了名的“早到一族”|——宁可提前一小时也不愿迟到一分钟,但我们的教授还是比我提前进了教室,另外教室里还零零散散的坐着一些学生。“看来美国的大学生也是很勤奋好学的嘛。”我在心里暗暗的做着比较。教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已经花白稀疏,但是看起来精神矍铄。?他像个小伙子一样,一只脚踏在教室前排的扶手椅上,一只手玩弄着粉笔,跟学生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看见我进来,马上抬起手,热情的叫道:“Hello! How are you today? (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也马上用英语回应,也许是听出了我的东亚口音,他主动的问了我的籍贯。当听说我是中国人时,他马上说了句:“早上好!”虽然算不上字正腔圆,但他那股认真劲真让我忍俊不禁。他说他曾在十年前特地去中国学少林功夫,功夫没学会,中国话倒是学了很多。?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聊着家常,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的师生关系。中国一代代人受着孔孟之道的影响,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之间的传统关系永远是“尊卑”关系。倘若走的太近,种种不利的舆论就会应运而生,说学生“巴结老师”,说老师?“图谋不轨”,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师生关系冷淡。我当大学老师近三十年,几乎大学校园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我送走一拨又一拨学生,可以说我深爱着他们每一个人,他们的每一点成绩都让我骄傲,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却不允许我更深层的接触他们,对他们进行辅导,我心里总像有个解不开的结。近年来“弑师案”层出不穷,在政法大学----我生活二十余年的校园里发生的惨案,让大家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让我不禁想问在中国的大学中,什么时候教授才能与学生像我们现在这样轻松的聊天呢?
说了五分钟,我才发现这位教授背后的黑板上赫然写着:“史前洞穴壁画研究(Prehistoric??Cave Painting)”后面跟着长长的一串课程代号。哎呀,这不是我要上的生物课啊。我大呼不好,难道进错教室了?不对啊,明明是3B啊。这时已经是离上课5分钟的,同学们一拨拨的走进教室,但他们看见黑板的反应都跟我一样-----愣住,随即马上拿出课程表查教室号。看到这种情况,老教授顽皮的笑了,他轻快的走到门前,把正在发愣的学生一把拉过来,对他说:“你没走错,根本就没有什么史前壁画研究,那是我跟你们开的小玩笑,现在生物课正式开始。”听他这么一说,全班同学开学第一天的紧张心情一扫而光,大家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了课程中。
我又想起了中国的教育。从古代的私塾到今天的中学大学,哪个不是强调学习的严肃性。我还记得女儿的高中老师在开家长会的时候,首先强调的就是纪律,说学习要一丝不苟,一板一眼。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强调教育中的礼,他的弟子子路更是这方面的专家。?子路在卫国与攻进城来的敌军战在一起。在激战中被对手斩断了帽带,子路从容的弯下腰去捡帽子,说道:“君子死,冠不免。”未曾想却在系帽带的时候被敌军剁成了肉泥。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对礼的重视。这位美国老顽童教授的一举一动想必会被中国教授们嗤之以鼻。
按照中西方的传统,教授做了自我介绍。他告诉我们他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去了海军参军,对生物的研究是由自学开始,之后渐渐走上正轨,直到现在成为生物系主任的职位。听了这些我不禁有些吃惊,不光是因为他能把爱好,凭着不屑的努力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更是因为他的坦白。在国内,不少人都是自学成才,但是有多少人会畅谈那段过往,并且对那段迷茫时期感到骄傲呢?在美国,没有文凭的成功人士代表着过人的天赋和奋斗精神,但是在中国没有文凭却似乎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这导致很多人在自己事业腾飞之后还依旧因为没有本科或硕士文凭而悔恨,并且想方设法的想弥补。希望多学知识自然是好事,但是为了拿文凭而学习在东西方都是不被倡导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话题,学生们学习的动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越好的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越强。在圣文森特,学生们总爱说他们是为了学习而学习(learn to learn)。这也是美国很多小型文理学院所倡导的。与哈佛等学府不同,美国的文理学院只涵盖本科教育,他们所标榜的是“博雅教育”,讲究充实头脑,提高自身涵养(而不只是市场价值)。在圣文森特,你经常会看到学生有很多跨学科的活动(cross-disciplinary activities)一个经济系的同学,同时还注册了音乐专业,上着历史系的课,在物理系做实习。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喜欢学。”喜欢学所以努力学,努力学所以学得好。他们的眼界开阔,天南海北的话题都能聊的头头是道,这就是“博雅”中的“博”字,他们不光注重市场价值,更注重自身的修养,这就是“雅”。
中国的教育更加强调“精深”两个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理工及研究方面对美国学生有压倒性优势。美国本科的理工科目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很多留学生曾经向我抱怨:“美国的数学太简单了,有些题目中考就考过了。”但是在某些科目精深的同时,大多数中国学生却没有向“博”发展的意图。就目前中国大学的情况来看,国内的本科教育还是为了进入人才市场做准备的,所以同学们关注的自然是与自己期望的工作有关。金融,经济,法律等等热门专业红的发紫,但是历史,音乐等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专业却成为了冷门。很多高中生在不知道专业的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院系,当发现自己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时已经为时已晚。而美国教育提倡“爱好”,即?需要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有极大热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本科的前两年是学校统一不要求选定专业,这样学生就有丰富的机会接触各种课程,最终选出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来深入学习。在中国教书二十多年,我也明白广大学生和家长的顾虑,大多时候专业的选择可以决定孩子一辈子的事业方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今后的社会水平及生活质量。这并不是物质主义或金钱至上,而是一种现实的思考方式。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这种思考方式是必要的,盲目的“浪漫主义”很可能会导致系统短期混乱或瘫痪。与此相对,美国的教育体制却为“浪漫主义”的思考方式留下一席之地。这其中的关键就在美国的“职业教育(career-oriented education)”阶段并不是本科,而是研究生。这种教育方式从而使美国学生可以腾出几年时间用自己热爱的学科来充实大脑。
如果再想得远一点,我会说中美不同的教育方式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形势造成的。?中国的人口密度决定了竞争的激烈,也就决定了本科学习的目的性。而美国相对宽松的就业环境(至少在经济危机之前)给“博雅”教育提供了机会。随便翻开一篇中国现代教育研究的论文,满满的写的都是“教改势在必行”这六个大字。大多学者都对本科教改给出高度评价。教改是必需的,但是怎么改,借鉴谁的经验?美国吗?恐怕不行,社会结构差别太大,盲目的嫁接就像把仙人掌强行移植到水田里一样,注定行不通。中国的教改必定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种,跟着各种社会问题一起改,改变激烈竞争的现状。这样社会的形态变了,教育体制也会自然而然的跟着改变。第二种,小改。在中国社会形态不变的情况下,对教育体制进行低程度的纠正,尽量向现在倡导的“快乐学习”靠拢,提高学生的热情及效率。
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是长期计划,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完成,而第二种却可以每时每刻不间断运行。如果中国人民的教改心意已决,两种方法并行,相信会取得不小的效果。
在圣文森特学习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两国课程的大小有很大差别。在国内的本科教育中基本找不到15人以下的小班课程,同学们都挤在大的讲座厅里。而在美国这种小班教学是大大被提倡的,它不仅加强了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这种体系让学生们有机会抒发己见,真正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当中。国内的教育改革有个分重点在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上,着眼点常常偏向“教”的一边,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学”上。但是“教学”注定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需要教的一方和学的一方一起努力。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意识,或者没有合适的环境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那么“自主性学习”只能永远是个口号。国内的大课堂强调最大化利用教学资源,让更多的学生听到教授的讲学,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抹杀了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有研究表明,当一个课堂里的学生多了,或者是一个公司里的员工多了,人们偷懒的可能就越大。这是常识,也是人之本性,无需否认也无需指责。虽说人的本性是客观上难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不给人的懒惰提供条件。
小班教学就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圣文森特,你很难找到一个像国内那样的大教室,普通的课程大小都在十到二十人,甚至还有的课程只招三四个学生。老师同学围成一个圆圈或坐在桌前或坐在草坪上,畅谈天文地理,研究尖端数理化。在圣文森特,我注册了一节高级英美文学。这是一节很高端的课程,包含很多内容,要想在一个暑期完成很有挑战性,本以为上课气氛会很紧张,没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老师是个银发的老教授,虽然年纪很大,眼神却异常犀利灵活。圣文森特的校园在夏天百花盛开,教授经常带我们到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上课。她穿一袭长裙,捧着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的诗集,缓缓朗读,身体随着诗的韵律而摆动,很有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风范。虽然在中国教英语很多年,但面对这样高的课程目标,我一刻也不敢懈怠。更因为班级太小,只有不到十个人,学生的一举一动老师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人敢偷懒。不过说实话,也没有一个人想偷懒。跟我一起上课的都是文学专业大三大四的学生,他们对我们上课的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和造诣。每一节课都是一次激烈的讨论,经常会有学生跟教授争得面红耳赤。那种对于学术的热情和对自己理论的自信是我在中国大学讲台上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相信中国本科生中并不乏这种对学术极度热情的人,但是上课时乌压压的人头却让很多同学在抒发自己观点的机会面前望而却步。不是中国人胆小,也不是我们不自信,要怪就怪那流传已久的“礼堂式教学方式”。
每次想到这我都不禁感到无奈。不是没有前人对国内的课程规模发出过感慨,也曾经有无数人想过改变现状。但是苦于我们的教师资源匮乏,老师少,学生多,“礼堂式教学”成为必然。文章前面也提到过国内本科教育有着明显的热门和冷门专业之分,学生们为了挤进金融,计算机等专业宁愿“学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但在这种现象发生的同时也让教育业成为了冷门。众所周知,当老师虽然光荣,但绝对算不上社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当,再加上最近突发的几起“弑师案”,中国教育业前景远不如之前我们期待的那样乐观。所以为了增加教师储备,我们的社会也应当合理的应用一些方法来增加优秀教师储备,比如政策鼓励,经济支持等等,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说了。
中国的教育界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一个决策都在把我们从“八股文式”教育向“启迪式”教育推进。可以说大部分的中国教育者都已经意识到了培养学生创新性思想的重要性。这是大大值得肯定的,但却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的中国本科生大多都是九零后的孩子,他们虽然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过很多新的思想,但总体上还是有些剩余的“死角”问题,也就是说死记硬背或者“跟学式”(following-education)教育仍然存在。中国大学的大课堂又给每个人灌输同样的知识,同样的思想,自主创新如何能实现?其实,小班教学也是国人向个性化教育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只有当每个人接受不同的思想,用不同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时候,思想的多样性(diversity)才能发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才能出现。这样,学生们就会拥有自己的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再是“移动的书橱”,从而开发个人意识和创新精神。
在圣文森特大学短短一个暑期的学术交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大学教授及学生对中国学者的友好也让我倍感温暖。我更多的体会到的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好处,这样两方之前才能相互借鉴,切磋,发现问题从而共同提高。总之,中国教育界的明天是光明的,就让我们一起为教育事业努力吧。
3月记于北京
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教育质量及形式的关注自然也是合情合理。但是她这番话还是听的我这个中年母亲瞠目结舌。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在不完全清楚今后社会动向的情况下给自己的儿女设下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期规划,不禁让人想去了解这些决定的促成因素。中国人的教育观怎么了?这些决定是不是只是从众心理?难道中国的教育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如西方吗?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差别呢?
我在圣文森特大学上的第一节课是生物。虽然中国人是出了名的“早到一族”|——宁可提前一小时也不愿迟到一分钟,但我们的教授还是比我提前进了教室,另外教室里还零零散散的坐着一些学生。“看来美国的大学生也是很勤奋好学的嘛。”我在心里暗暗的做着比较。教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已经花白稀疏,但是看起来精神矍铄。?他像个小伙子一样,一只脚踏在教室前排的扶手椅上,一只手玩弄着粉笔,跟学生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看见我进来,马上抬起手,热情的叫道:“Hello! How are you today? (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也马上用英语回应,也许是听出了我的东亚口音,他主动的问了我的籍贯。当听说我是中国人时,他马上说了句:“早上好!”虽然算不上字正腔圆,但他那股认真劲真让我忍俊不禁。他说他曾在十年前特地去中国学少林功夫,功夫没学会,中国话倒是学了很多。?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聊着家常,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的师生关系。中国一代代人受着孔孟之道的影响,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之间的传统关系永远是“尊卑”关系。倘若走的太近,种种不利的舆论就会应运而生,说学生“巴结老师”,说老师?“图谋不轨”,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师生关系冷淡。我当大学老师近三十年,几乎大学校园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我送走一拨又一拨学生,可以说我深爱着他们每一个人,他们的每一点成绩都让我骄傲,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却不允许我更深层的接触他们,对他们进行辅导,我心里总像有个解不开的结。近年来“弑师案”层出不穷,在政法大学----我生活二十余年的校园里发生的惨案,让大家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让我不禁想问在中国的大学中,什么时候教授才能与学生像我们现在这样轻松的聊天呢?
说了五分钟,我才发现这位教授背后的黑板上赫然写着:“史前洞穴壁画研究(Prehistoric??Cave Painting)”后面跟着长长的一串课程代号。哎呀,这不是我要上的生物课啊。我大呼不好,难道进错教室了?不对啊,明明是3B啊。这时已经是离上课5分钟的,同学们一拨拨的走进教室,但他们看见黑板的反应都跟我一样-----愣住,随即马上拿出课程表查教室号。看到这种情况,老教授顽皮的笑了,他轻快的走到门前,把正在发愣的学生一把拉过来,对他说:“你没走错,根本就没有什么史前壁画研究,那是我跟你们开的小玩笑,现在生物课正式开始。”听他这么一说,全班同学开学第一天的紧张心情一扫而光,大家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了课程中。
我又想起了中国的教育。从古代的私塾到今天的中学大学,哪个不是强调学习的严肃性。我还记得女儿的高中老师在开家长会的时候,首先强调的就是纪律,说学习要一丝不苟,一板一眼。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强调教育中的礼,他的弟子子路更是这方面的专家。?子路在卫国与攻进城来的敌军战在一起。在激战中被对手斩断了帽带,子路从容的弯下腰去捡帽子,说道:“君子死,冠不免。”未曾想却在系帽带的时候被敌军剁成了肉泥。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对礼的重视。这位美国老顽童教授的一举一动想必会被中国教授们嗤之以鼻。
按照中西方的传统,教授做了自我介绍。他告诉我们他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去了海军参军,对生物的研究是由自学开始,之后渐渐走上正轨,直到现在成为生物系主任的职位。听了这些我不禁有些吃惊,不光是因为他能把爱好,凭着不屑的努力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更是因为他的坦白。在国内,不少人都是自学成才,但是有多少人会畅谈那段过往,并且对那段迷茫时期感到骄傲呢?在美国,没有文凭的成功人士代表着过人的天赋和奋斗精神,但是在中国没有文凭却似乎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这导致很多人在自己事业腾飞之后还依旧因为没有本科或硕士文凭而悔恨,并且想方设法的想弥补。希望多学知识自然是好事,但是为了拿文凭而学习在东西方都是不被倡导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话题,学生们学习的动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越好的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越强。在圣文森特,学生们总爱说他们是为了学习而学习(learn to learn)。这也是美国很多小型文理学院所倡导的。与哈佛等学府不同,美国的文理学院只涵盖本科教育,他们所标榜的是“博雅教育”,讲究充实头脑,提高自身涵养(而不只是市场价值)。在圣文森特,你经常会看到学生有很多跨学科的活动(cross-disciplinary activities)一个经济系的同学,同时还注册了音乐专业,上着历史系的课,在物理系做实习。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喜欢学。”喜欢学所以努力学,努力学所以学得好。他们的眼界开阔,天南海北的话题都能聊的头头是道,这就是“博雅”中的“博”字,他们不光注重市场价值,更注重自身的修养,这就是“雅”。
中国的教育更加强调“精深”两个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理工及研究方面对美国学生有压倒性优势。美国本科的理工科目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很多留学生曾经向我抱怨:“美国的数学太简单了,有些题目中考就考过了。”但是在某些科目精深的同时,大多数中国学生却没有向“博”发展的意图。就目前中国大学的情况来看,国内的本科教育还是为了进入人才市场做准备的,所以同学们关注的自然是与自己期望的工作有关。金融,经济,法律等等热门专业红的发紫,但是历史,音乐等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专业却成为了冷门。很多高中生在不知道专业的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院系,当发现自己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时已经为时已晚。而美国教育提倡“爱好”,即?需要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有极大热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本科的前两年是学校统一不要求选定专业,这样学生就有丰富的机会接触各种课程,最终选出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来深入学习。在中国教书二十多年,我也明白广大学生和家长的顾虑,大多时候专业的选择可以决定孩子一辈子的事业方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今后的社会水平及生活质量。这并不是物质主义或金钱至上,而是一种现实的思考方式。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这种思考方式是必要的,盲目的“浪漫主义”很可能会导致系统短期混乱或瘫痪。与此相对,美国的教育体制却为“浪漫主义”的思考方式留下一席之地。这其中的关键就在美国的“职业教育(career-oriented education)”阶段并不是本科,而是研究生。这种教育方式从而使美国学生可以腾出几年时间用自己热爱的学科来充实大脑。
如果再想得远一点,我会说中美不同的教育方式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形势造成的。?中国的人口密度决定了竞争的激烈,也就决定了本科学习的目的性。而美国相对宽松的就业环境(至少在经济危机之前)给“博雅”教育提供了机会。随便翻开一篇中国现代教育研究的论文,满满的写的都是“教改势在必行”这六个大字。大多学者都对本科教改给出高度评价。教改是必需的,但是怎么改,借鉴谁的经验?美国吗?恐怕不行,社会结构差别太大,盲目的嫁接就像把仙人掌强行移植到水田里一样,注定行不通。中国的教改必定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种,跟着各种社会问题一起改,改变激烈竞争的现状。这样社会的形态变了,教育体制也会自然而然的跟着改变。第二种,小改。在中国社会形态不变的情况下,对教育体制进行低程度的纠正,尽量向现在倡导的“快乐学习”靠拢,提高学生的热情及效率。
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是长期计划,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完成,而第二种却可以每时每刻不间断运行。如果中国人民的教改心意已决,两种方法并行,相信会取得不小的效果。
在圣文森特学习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两国课程的大小有很大差别。在国内的本科教育中基本找不到15人以下的小班课程,同学们都挤在大的讲座厅里。而在美国这种小班教学是大大被提倡的,它不仅加强了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这种体系让学生们有机会抒发己见,真正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当中。国内的教育改革有个分重点在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上,着眼点常常偏向“教”的一边,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学”上。但是“教学”注定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需要教的一方和学的一方一起努力。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意识,或者没有合适的环境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那么“自主性学习”只能永远是个口号。国内的大课堂强调最大化利用教学资源,让更多的学生听到教授的讲学,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抹杀了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有研究表明,当一个课堂里的学生多了,或者是一个公司里的员工多了,人们偷懒的可能就越大。这是常识,也是人之本性,无需否认也无需指责。虽说人的本性是客观上难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不给人的懒惰提供条件。
小班教学就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圣文森特,你很难找到一个像国内那样的大教室,普通的课程大小都在十到二十人,甚至还有的课程只招三四个学生。老师同学围成一个圆圈或坐在桌前或坐在草坪上,畅谈天文地理,研究尖端数理化。在圣文森特,我注册了一节高级英美文学。这是一节很高端的课程,包含很多内容,要想在一个暑期完成很有挑战性,本以为上课气氛会很紧张,没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老师是个银发的老教授,虽然年纪很大,眼神却异常犀利灵活。圣文森特的校园在夏天百花盛开,教授经常带我们到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上课。她穿一袭长裙,捧着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的诗集,缓缓朗读,身体随着诗的韵律而摆动,很有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风范。虽然在中国教英语很多年,但面对这样高的课程目标,我一刻也不敢懈怠。更因为班级太小,只有不到十个人,学生的一举一动老师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人敢偷懒。不过说实话,也没有一个人想偷懒。跟我一起上课的都是文学专业大三大四的学生,他们对我们上课的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和造诣。每一节课都是一次激烈的讨论,经常会有学生跟教授争得面红耳赤。那种对于学术的热情和对自己理论的自信是我在中国大学讲台上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相信中国本科生中并不乏这种对学术极度热情的人,但是上课时乌压压的人头却让很多同学在抒发自己观点的机会面前望而却步。不是中国人胆小,也不是我们不自信,要怪就怪那流传已久的“礼堂式教学方式”。
每次想到这我都不禁感到无奈。不是没有前人对国内的课程规模发出过感慨,也曾经有无数人想过改变现状。但是苦于我们的教师资源匮乏,老师少,学生多,“礼堂式教学”成为必然。文章前面也提到过国内本科教育有着明显的热门和冷门专业之分,学生们为了挤进金融,计算机等专业宁愿“学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但在这种现象发生的同时也让教育业成为了冷门。众所周知,当老师虽然光荣,但绝对算不上社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当,再加上最近突发的几起“弑师案”,中国教育业前景远不如之前我们期待的那样乐观。所以为了增加教师储备,我们的社会也应当合理的应用一些方法来增加优秀教师储备,比如政策鼓励,经济支持等等,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说了。
中国的教育界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一个决策都在把我们从“八股文式”教育向“启迪式”教育推进。可以说大部分的中国教育者都已经意识到了培养学生创新性思想的重要性。这是大大值得肯定的,但却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的中国本科生大多都是九零后的孩子,他们虽然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过很多新的思想,但总体上还是有些剩余的“死角”问题,也就是说死记硬背或者“跟学式”(following-education)教育仍然存在。中国大学的大课堂又给每个人灌输同样的知识,同样的思想,自主创新如何能实现?其实,小班教学也是国人向个性化教育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只有当每个人接受不同的思想,用不同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时候,思想的多样性(diversity)才能发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才能出现。这样,学生们就会拥有自己的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再是“移动的书橱”,从而开发个人意识和创新精神。
在圣文森特大学短短一个暑期的学术交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大学教授及学生对中国学者的友好也让我倍感温暖。我更多的体会到的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好处,这样两方之前才能相互借鉴,切磋,发现问题从而共同提高。总之,中国教育界的明天是光明的,就让我们一起为教育事业努力吧。
3月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