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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线建设的社会公共空间独立于生产与生活空间之外,应企业内公共事务及日常活动、交流的需求而产生,顺三线企業客观条件的优化而建造。以礼堂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为企业内公共事务的开展提供了会议场所;为建设者的日常文体休闲提供了活动空间;也为三线内部及与地方交流提供了平台。这些依托于公共空间的活动,通过改善职工精神面貌,传递集体福利以及催化三线各群体之间交流等方式,间接推动了三线企业生产的发展,提升了集体利益,从而使不直接作用于生产的公共空间具备了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礼堂;公共空间;上海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开展的小三线建设,特指相对内地西南和西北的大三线建设而言,在全国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以战备为中心、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全国性经济建设战略。小三线建设属于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60—80年代,各地大、小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工厂、宿舍等集体建筑应时而建。这些建筑存留至今,已然成为宝贵的三线工业遗产。目前学界关于三线建设时期建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①,间或有涉及三线住房建构和建筑空间演变②,研究三线社会公共空间及其历史意义的则相对较少。受资料所限,本文仅以上海小三线的礼堂为中心,结合其他大、小三线企业的个案,分析礼堂在三线社会中的实际用途,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三线社会公共空间对三线建设的非生产性贡献。
一、三线社会的公共空间脱胎于三线发展需求
生产与生活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空间载体。对三线建设而言,车间等生产区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宿舍、食堂等生活区是企业内基本生活活动的空间载体。但生产线与基本生活之外,还有许多企业公共事务和建设者文娱休闲活动也需要空间载体,三线社会的公共空间因此应运而生。
(一)公共空间供不及求。三线建设伊始,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为尽快营造生产条件,普遍遵循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原则,各类基础建设优先满足生产需要,建设者与早期进山的职工住宿条件极为艰苦。
上海小三线协作机械厂(以下简称“协作机械厂”)副厂长赵岳汀1968年初进浙西山区时,“就住在仁里村祠堂的楼上,那时的祠堂是放牌位、棺材和杂物的地方”[1],纵然有片瓦遮檐,冬天雪花还是透瓦而过,室内外一样冷。即便如此,这类居住环境还算过得去。据当时赴皖南的小三线建设者回忆,他们的居住条件更为简陋:
大家一起睡在铺了一层稻草的泥地上。因房子不够,有的入睡牛棚、猪棚。地上铺层板、铺点稻草便算是床,有的与牛相伴睡了三个多月。有些人住芦棚,夏冬季节棚里温度和外面没什么差别。雨天屋漏,衣被全湿。夏天闷热,蚊虫叮咬,难以入睡;冬天外面下大雪,屋内飘小雪,毛巾冻得“梆梆硬”……当时职工吃饭,就是在农宅的灶台上搭一个大锅子,围着灶台吃饭。后来人多了,二三百人分批围着灶台吃。[2]
生产空间雏形初具,建设条件稍微好一些的时候,需要解决三线职工的食宿空间问题。唯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得到了保障,才能集中精力投入生产建设。故而以“干打垒”方式,就地取材夯土建造平房的办法被广泛采用。此时小三线建设者们才有机会入住新的工厂职工宿舍,即以“干打垒”方式赶制的土房中。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以下简称“八五钢厂”)的职工住宿历经了“开始的时候是茅草搭的简易楼棚,后来干打垒,再接下来是砖瓦房”[3]的演进历程。但哪怕宿舍赶制出来,也难免会面临“单身职工七八个人或五六个人住十几平方米一间的单身宿舍,架子床、上下铺,实在不够的就临时住在工棚里”[4]的窘境。基本生活空间紧张是早期小三线建设中的常态。
初期三线建设“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使全线力量集中于生产类的基础建设,建设者食宿等生活类的基础建设基本都是“宿舍不够、工棚来凑”。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建筑设施尚且如此紧张,更遑论“额外”的公共空间了。受“靠山、分散、隐蔽”选址原则的影响,三线社会大多生产条件艰苦,生活空间有限,文化休闲奇缺,下班后的时间很枯燥,每日“眼睛睁着的时候看到的是山,睡到床上看到的也是山”[5]。在这种情况下,职工精力无处散发,情绪无处宣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
四川小三线长城机械厂(以下简称“长城机械厂”)的厂志中,记录了该厂建厂之初生活、文化类设施严重缺乏的情况,“工厂除食堂前厅兼做职工会议场所外,每周一场电影只能露天放映”[6]。无论是生产领域的职工会议,还是生活方面的职工娱乐活动,都有空间上的需求,并且是有别于厂房和宿舍的公共空间的需求。长此以往,文娱休闲需求无法满足所导致的职工情绪不稳定,以及企业生产线下的办公条件不完善都必然会影响到三线建设。
(二)公共空间逐步开辟。为了满足企业发展对公共空间的需要,三线企业多采取了在有限条件内逐步开辟的策略。作为国防军工类生产单位,三线企业在选址上偏向于隐蔽、分散,注重对外界保密,对当地和职工也保密。“小三线对当地人是绝对保密的,要建厂也不会跟他们说,而且还有军代表在旁边压阵。对我们上海的职工也是保密的,生产什么也不说的。”[7]出于保密需要,建设之初,最缺人手的时候,三线建设依然尽量依靠上海人、上海的建筑公司筹建工厂,只有民工是当地人。[8]同时,三线建设工程量大,只能优先做基础建设。三线企业所选点,“山是隐蔽的,但没有路;有的有水,但没有桥。那就要劈山开路、造桥。那时,条件很差,没有机械类设备,都是靠人工的,炸药放炮炸山,然后耙出一条路。”[9]建设用人范围有限,而工程难度大且主要依靠人工,导致三线建设进度有限,生产空间之外的其他空间需求无法及时满足。
土地限制间接影响了三线建设中其他空间的开发进度。三线建设用地系从地方征用而来。安徽省革委会曾就征地问题提出,“皖南地区,山多地少,三线建设要尽力少占或不占地,尤其水稻田”[10],即便是生产类基础建设的用地审批也很严格。上海小三线前进机械厂(以下简称“前进机械厂”)在1984年扩建时征用的是当地河滩地[11],八五钢厂征地时被要求“既要考虑结合上钢五厂的长期规划,又要认真研究节约土地”[12]。上海方面决定停建部分工程时还提出:“为维护工农关系,不损害当地社员利益,对停建工程的用地,应及早退还生产队。”[13]各类建设用地均通过逐步审批获取,用于食堂、宿舍建设的基本生活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用地都不例外。 因此,各企业公共空间的建设需要经历一个在有限空间内“挪用”,到满足条件新建、完善的过程。如江苏小三线淮滨机械厂先是将餐厅调整為吃饭、开会、搞文娱活动的“三用堂”,后随着工厂的发展,职工使用需求的增长,新建了礼堂以供厂里开会、搞文娱活动等内部使用。再之后,还发展为第三产业的滨淮电影院。[14]八五钢厂礼堂建成后,厂里还“投资10万元,对厂部大礼堂进行改造,并添加冷风暖气设备”[15],礼堂内部环境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公共空间形态多样。据考证,不同的工人群体对文娱休闲的需求有所不同。“绝大多数内迁工人选择与艺术和文化活动相关的活动,比如练习书法、演奏乐器、读书、写诗、篆刻、桥牌、围棋。返城知青群体的工人则优先选择棋类游戏,如中国象棋、扑克是他们最喜欢的活动。而一些农村复退军人群体的工人却必须在厂里下班后回到家里农田干活,其他的则更有可能参加返城知青群体工人的棋类游戏。运动和体育锻炼虽然是三个群体工人具有共同兴趣的活动,但是参与者通常是在同一群体中结伴活动。”[16]不同的文娱休闲形式需要有不同形态的公共空间承载。普通棋类对公共空间形态要求不高,而其他活动则有场馆需求。
随着企业生产、生活对公共空间需求的多样化,三线社会所建公共空间的应用形式也日益多样,并不局限于礼堂。江西小三线江西钢厂(以下简称“江西钢厂”)图书馆筹建之初,藏书室和阅览室都设在大礼堂内[17],与其说礼堂兼具了图书馆的功能,不如说礼堂实际上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公共空间。与礼堂同为厂工人俱乐部的附属场所的,还有室内灯光球场。江西钢厂图书馆在室内灯光球场建成之后搬到室内灯光球场,球场也实际具备除会议场所之外的、礼堂的其他公共空间用途。
又如江西小三线连胜机械厂(以下简称“连胜机械厂”),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经常开展业余美术、书法、摄影创作活动,不断举办诸如征文比赛、迎春长跑赛、拔河赛、骑自行车赛、歌咏赛、排球、篮球、足球、象棋、乒乓球等活动的联赛,以及春节游园、群众文艺汇演、集体舞会、集体婚礼、周末晚会、假日旅游、参观革命圣地、扫烈士墓”等,相应地,该厂建立健全了“广播室、黑板报、画廊展览、阅览室、《连胜团训》、工人俱乐部、退休工人活动室、电视差转台、电视和录像放映室、电影放映场、灯光球场、简易足球场等”[18]公共空间,兼具文体休闲与办公等多种用途。各类公共空间以多种形态自由组合,基本满足了小三线企业对于公共空间的所有需求。
在基本会议场所和生活娱乐外,三线企业的发展对公共空间提出了更多需求。为了保证没车可修的职工随时待岗,上海小三线培新汽车厂在车间空余工房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划出公共空间,设立活动室,并提供报纸杂志、球类、棋类等基本休闲设施,“没有任务时可在活动室活动,有车修理时必须随叫随到。工作时间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车间。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车间面貌大为改观,保证了车辆维修任务按时完成”[19]。公共空间融入车间内,以灵活的形态满足三线企业的实际需求。
公共空间作为三线企业满足企业会议、娱乐对公共活动场需求而产生,随着三线企业客观条件的优化、主观需求的多样化而具备了更加丰富的用途。囿于文章篇幅,下文将选取有代表性的小三线礼堂,探讨礼堂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如何服务于小三线社会发展需要。
二、礼堂以多样用途服务小三线发展
八五钢厂是上海小三线在安徽援建的大型企业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小三线企业。该厂有宣传刊物《八五通讯》(1970—1986)和《八五团讯》(1976—1984)两种③,时间序列完整,内容详细,记录了该厂在三线建设时期的大小事件。故以八五钢厂的礼堂为例,归纳小三线社会礼堂的实际用途。
(一)公共事务的会议场所。小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遵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而产生。政治工作是否摆在首位,生产中心意识是否牢固,都关乎能否调动广大小三线建设者的生产积极性。党团教育、企业公务会议以及各类总结表彰活动,实际上是小三线企业管理在生产线下的延伸。无法在人员分散的生产线上完成的信息集中传递、政治学习以及鼓舞士气等事务,需要有现实的空间载体供企业内职工、党员、团员等特定群体聚集。座位多、空间大的礼堂正好满足这一需求。
会议场所是礼堂的原始用途之一。三线建设之初,上海市组织各援建队伍奔赴大、小三线前,多选择在礼堂举办欢送大会。如上海市卫生局组织赴边疆、大小三线医疗队出发前,就曾在市革委会礼堂召开欢送大会。[20]选取礼堂作为会议等公共事务类聚集场所的惯例,被小三线社会所沿用。八五钢厂的礼堂所承接的公共事务主要分为厂务和党团事务。
公务会议主要涉及企业内生产相关事务,包括计划发布、政策传达、活动动员等。八五钢厂在大礼堂召开过“贯彻中央五城市治安会议精神”的遵纪守法大会,当时参加者为全厂职工,人数高达1200多。[21]在妇女节等特定的节日,厂部面向特定群体,应时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暨文明礼貌月活动动员大会”[22],在大礼堂发布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员安排。
总结表彰是三线企业公务类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位级别的总结表彰大会在企业礼堂举行[23],更高级别的表彰,如整个后方的先进表彰,则在上海市区的礼堂举行[24]。此外,八五钢厂还在大礼堂举办过新春招待会、英模演讲报告会等活动。
党团教育主要是党课、团课的宣讲。党课、团课由企业党委、企业团委组织,广大积极分子、党员、团员、在职干部等分期、分批聚集在大礼堂,学习各类以政治教育为主的课程,辅以各类党性教育报告。[25]企业党委还会根据实际需要,在大礼堂面向企业内各群体,开展特色教育。如八五钢厂厂党委曾在大礼堂面向各车间党、政、工、团、兵领导同志和厂部全体科室干部,播放过中央广播电视部赴云南前线慰问的录像《战士在我心中》[26],以振奋人心。
(二)日常生活的空间载体。小三线社会对公共空间的基本需求在于能开会和进行日常集体活动。礼堂不仅满足了小三线企业的会议需要,还满足了日常休闲的发展。小三线企业在分布上普遍具有“靠山、分散、隐蔽”的特点,露天电影曾是小三线职工和家属的主要娱乐消遣方式,且要依靠后方基地管理局的放映队到各单位轮流放映,一周只能到一个企业。还有乡民“下午三四点钟就吃好饭过来占好位置”[27]。礼堂修建之后,有了电影放映场所,企业内再自行配备放映队,基本解决了小三线企业的电影放映需要,同时也解决了位置争端——露天电影不需要票,但建了大礼堂之后,可以通过票价和空位子管理保证职工和家属优先。[28] 八五钢厂1981—1986年连续6年以大礼堂为依托开展“为您服务日”活动。该活动由厂宣传科、厂工会、团委、人武部和行政科联合组织,服务中心设在大礼堂,主要项目集中在大礼堂的庭院开展。“可以根据需要择求裁剪、缝补、理发、照相、自行车和无线电修理、配钥匙、磨刀剪、测量体重身长等,还能在点心摊前品尝最香的麻花和松软可口的面包,买到在山区难得看见的冷饮——棒冰”[29],极大地便利了职工与家属。江西小三线人民机械厂依靠有负责心的销售员推着车子在厂内各家属区卖,职工子弟才能吃上冰棍。[30]可见小三线企业内职工、家属如此大范围地得到冷饮供应并不是常态,这得益于依托公共空间开展的特殊活动。
此外,“文明礼貌活动”系列中,还有规模盛大的食品展销会,“这天,大礼堂、厂部食堂、小吃部等处,满满的各式食品的摊子”[31]。年节前,八五钢厂各食堂炊事员集中在大礼堂,“为职工过年提供了33种价廉物美的中西式糕点”[32]。礼堂又满足了小三线企业内食品展销的需求。
用途多样化更好地提升了礼堂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小三线职工及家属的日常生活。
(三)社会交流的物理平台。小三线企业礼堂除了用作企业公共事务的会议场所、丰富企业职工和家属日常生活的场所外,还是企业其他组织的活动场所,名副其实的小三线企业公共空间。
最常见的是被职工子弟群体征用,作为文艺活动开展的场所。企业子弟群体活动空间有限,基本上学校和家两点一线。前进机械厂曾在补办职工子弟小学时,将所征用的土地用作修建厕所、教室等外,专门为学生预留了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操场建设用地。[33]节日前后,如“六一”“七一”等,企业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等各年龄层的职工子弟都会以汇演的形式开展庆祝活动。其中,为庆祝儿童节而在大礼堂举办少儿专场文艺汇演,成为八五钢厂每年的惯例。还有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的形式。1983年3月5日雷锋纪念日,八五钢厂“子弟小学300多名少先队员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与全体老师一道,在基建科礼堂隆重举行‘学雷锋,讲文明大会’” [34]。是年5月1日,上海后方首届中学生歌咏比赛大会也在八五钢厂大礼堂隆重举行。[35]八五钢厂礼堂给厂内乃至上海后方的子弟群体提供了文艺活动的场所。
小三线企业也乐于见到子弟群体之外,职工和家属根据兴趣爱好组成其他活动群体。小三线企业地理位置偏远,职工在工作区、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文体休闲有限。职工、家属精力需要散发,便到附近山上活动。江西小三线永红机械厂职工在爬山消遣过程中发现了各种形态的树根,于是该厂有了一群“根雕迷”,“其中不少佳作曾参加过全国和省市级展览会,并荣获了各种奖励”[36]。但爬山也容易出现采挖竹笋等侵占当地社队利益的行为。为避免与地方发生进一步的纠纷,前进机械厂革委会甚至专文通知,明确禁止职工及家属上山采笋。[37]两相对比,小三线企业更倾向于鼓励职工及家属发展为趣缘群体。这些趣缘群体的存在,为职工和家属的休闲提供良好途径。同时,兴趣活动的开展也对公共空间产生了需求。在礼堂建成,有条件满足趣缘群体对公共空间需求的情况下,1981年,八五钢厂拟定当年6月在礼堂举办“我爱祖国,我爱党”盆景展览会。[38]礼堂为职工及家属提供了兴趣交流的物理平台。
礼堂是小三线社会客观建设条件允许与主观空间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礼堂不仅满足了小三线企业会议的场地需求,同时也为企业各项社会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公共空间,丰富了职工及家属的日常生活。在八五钢厂,礼堂一度被定位为厂内的“文化中心”。[39]
三、三线社会公共空间的历史贡献:间接提升三线建设效益
不直接应用于生产活动的公共空间与三线建设的集体效益本无直接关联,但其作为空间载体与物理平台,为企业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场所。场所所承接的活动,又为企业生产创造了优势,从而赋予了公共空间间接提升集体效益的贡献。
(一)优化精神姿態。在礼堂等公共空间内开展的党团教育、企业会议以及各类总结表彰活动为代表的企业公共事务,实际上是三线企业管理在生产线下的延伸,有助于整合政治思想、凝聚集体意识、鼓舞生产士气。江西小三线新民机械厂就通过及时总结先进经验,表彰先进事迹,有力地推动了该厂生产的发展。[40]长城机械厂的职工俱乐部,包含小会议室、放映室、灯光球场等。同时厂工会明确指出,工会所开展的各项劳动竞赛及各项文体活动,都围绕着“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职能进行,推动了生产经营工作的发展,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该厂六车间断供小组被评为南充地区先进集体。1983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先进工会集体称号。[41]
礼堂等公共空间的建设为企业娱乐、宣传提供了更多便利,更多正面的精神力量得以在企业内部广为传播。1969年,连胜机械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通过新闻电影,看到中苏边境珍宝岛那段苏军欺辱边民的悲惨镜头,激起了义愤。“仅以十三天时间就设计制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三用枪’。”[42]电视电影所传播的精神力量转化成了锐意创新的斗志。数据显示,八五钢厂自己建立工厂放映队,利用礼堂放映电影,“平均每五天职工能看到一部新电影”[43]。职工放松心情、汲取精神力量的机会大增,从而能以更好的精神姿态投入生产。因此,礼堂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不仅是三线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是为企业公共事务、职工娱乐放松提供场所,以转化为更优生产力的潜在财富。
(二)物化集体福利。集体福利是小三线企业的一抹亮色。工厂办社会的背景之下,三线职工们不仅从单位获取劳动报酬,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也大多数由单位提供。宿舍分配、食堂供餐、子弟学校等都属于福利内容。三线企业还有许多隐性的集体福利,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所举八五钢厂的电影放映、“为您服务日”以及食品展销会。三线企业工会、后勤等组织选择礼堂等公共空间作为合适的平台,将原本隐性的、非直接的福利物质化、直接化,让职工及家属能直接感受到物质福利的喜悦。 大礼堂本身只是三线单位内的公共空间,不如食堂、浴室等显性福利有吸引力。但礼堂为电影放映提供了固定场所,将电影这一隐性福利物化,从而成为了电影所代表的集体福利的象征。上海小三线下属的万里锻压厂、后方瑞金医院、向东器材厂、火炬电器厂以及协作机械厂等单位,为青年职工在报纸上登广告征婚时,必会将礼堂作为征婚单位的优势、福利宣扬一番,写上本单位生活设施较全,有大礼堂。[44]或写明大礼堂的座位数,或直言每月放映多少部电影。因为礼堂座位数的多少,直接关乎享受到电影福利机会的多少。如江西钢厂,“电影从一九六六年露天放映开始,大礼堂及室内灯光球场建成后,改为室内放映,每月放映30—45场次,观众每年达40—60万人次”[45]。
三线企业普遍采取工厂办社会的模式,衣食住行都由单位负责。“单职工一日三餐靠食堂,双职工虽然基本上自起炉灶,但是食物单一。”[46]三线企业组织职工及家属以五七农场等形式自行开荒,地方也积极帮助三线企业发展农副生产。1977年,上海小三线“共开垦荒田七百亩,办农场一所二百三十亩,七六年已养猪四千四百余头,收获蔬菜二百二十四万斤”[47]。安徽当地粮站、贫下中农还对小三线的粮食供应提供了诸多帮助。[48]地方帮助种植后,情况稍微好点,但是基本生活必需之外的副食品还是要依靠企业自身。
以四川成都大三线下属的锦江油泵油嘴厂的蔬菜供应为例,该厂的蔬菜供应方式有以下三种:工人们自己在工厂居民点的空地上种植蔬菜,如青菜、大蒜、洋葱、土豆和番茄。但是自己种植的蔬菜数量、品种都很少,难以满足工人们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相比之下,附近农村集市的蔬菜数量和品种都很多。在这个市场上,工人们不仅可以买到蔬菜和水果,也可以买到鸡蛋、鸡、鸭、河鱼、猪肉、蜂蜜和其他日常消费的食物……除了这个集市外,实际上在工厂大门外约200米处,还有一个小型蔬菜市场。这个小市场是因附近的农民前来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而自发形成的。虽然它只能满足工人们日常生活的部分需要。[49]
可见厂内自产菜蔬根本无法满足厂内职工及家属的生活需要,即便加上当地集市和散户供应也很勉强。因此,为达到保障小三线人生活与在上海时一致的承诺,依托公共空间实现副食品供应很有必要。“上海小三线海峰印刷厂食堂担负着全厂六百多名职工和家属的伙食供应工作,还因任务量太大而增加了食堂职工。”[50]据协作机械厂副厂长赵岳汀回忆,当时的后勤福利十分丰富,能吃到时令水果、长江大闸蟹、上海的月饼等,“到过年时每家每户都有计划供应的肉禽、鱼和蔬菜”。[51]这些福利的分发,主要通过食堂、礼堂等平台实现。平时难得吃到的点心、冷饮也是在礼堂大院开展的食品展销会、“为您服务日”活动上买到。礼堂等公共空间,为集体福利的物化、传递提供了平台,保证了三线人切实享受到集体福利,从而激励他们发挥更大的生产积极性,为集体创造更多的利益。
(三)催化社会交流。公共空间的构建为三线社会的各种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企业内原本交集较少的各群体之间,通过在公共空间内举办集体活动而获得更多交集。1980年9月,八五钢厂在大礼堂举行了歌唱祖国歌咏比赛。“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中试室、机动部、八车间、卫生科、基建科、供应科、子弟小学、科室等十一个单位参加了比赛,各级党、政、工、团的领导与近四百名合唱队员同台演出。”[52]各条线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团结,增强集体意识,推动生产发展。
企业之间有了可供交流的公共场所,推动了新交流,尤其是三线企业青年男女的交流。后方青年中普遍存在男多女少,配偶难求的情况。如八五钢厂因属于冶金系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曾发生过厂里光棍公开打出“我要老婆”的横幅标语组团请愿的事件。为解决这一问题,厂里帮忙请来了黄山茶林场的女知青,欢迎会就设在厂会议室。[53]公共空间为三线单身青年提供的特殊便利不仅于此。上海市通过房屋等优惠政策吸引一些人去小三线参观,小三线社会公共空间等良好、完善的社会配套也增色不少。“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组织女青年去后方看,工會做红娘,她们去看了之后觉得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有的就不想走了。”[54]
礼堂、灯光球场等公共空间为企业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如文艺汇演的排练。这些节目参加地方活动,又间接加强了三线企业与地方之间的交流。连胜机械厂组织的儿童表演文艺节目“多次在县幼儿文艺汇演中获奖,1984年被江西省妇联评为省‘先进幼儿园’”[55]。陕西三大线东风机械厂“文艺队组织厂文艺骨干编排100多个文艺节目为厂职工演出,并先后参加陕西省铜川市、陕西第五机械工业局的文艺会演”[56]。
三线建设过程中,三线企业因征地、用水等建设需要与地方社会产生过摩擦。万里锻压厂与地方因征地发生冲突,“农民就把路拦断了,不许厂里的人进出”[57]。副食品供应、观影机会等集体福利不能完全对外开放,也让地方社会有所不满。因为这些福利,除受国家、上海补贴之外,许多都是小三线企业自己补贴的。如小三线企业职工和家属日常所需生活用品都依赖于企业小卖部的渠道,而大多数小卖部都依靠企业职工福利费用支出营业,基本没有太多的盈利。“为了使之一直保持畅通,我厂(八五钢厂)有关部门每年要投入很大力量,历尽千辛万苦的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争得数量可观的货源。为了保持原价供应,厂里每年要补贴出一大笔资金。”[58]如农民要到八五钢厂的小菜场买菜,作为职工福利的小菜场自然不能对外开放,“结果当地农民挖沟,不让厂里的车通过”[59]。为了缓和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党委、革委会的工作职责中明确规定,要“积极支援地方农业生产和地方工业的发展,搞好和当地的关系”[60],各单位也会“尽力帮助当地农村解决一些困难,如农机具的修理、抗旱等事情。有些企业每逢春节还为当地农民免费开放浴室一天”[61]。公共空间的修建为文体活动排练提供了场所,派单位文体队伍外出参加比赛、汇演,或邀请地方兄弟单位过来汇演,都加深了三线企业与地方的联系,为缓和地方关系,构建安稳的三线生产外部环境提供了保障。 四、结语
三线建设中,三线企业生产线下企业管理及企业职工家属生活娱乐都有公共空间的需求。随着三线建设的发展,客观条件的优化,三线企业逐步改造、建设了一批公共空间,如礼堂、灯光球场等。礼堂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不直接承担生产职能,但为企业公共事务的开展提供了会议场所,为职工家属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空间载体,同时也为企业内交流、企业间交流以及三线企业和地方的交流提供了物理平台。依托于公共空间的活动,三线建设者的精神意志得以优化,三线企事业隐性的集体福利得以物化,三线社会与地方社会的交流得以催化,从而从精神激励、物质鼓舞以及社会交流等多方面,间接为三线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环境,助推了集体利益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如吕建昌的《现状与研究对策:聚焦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张亮、张可凡的《皖南小三线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谭刚毅、高亦卓、徐利全的《基于工业考古学的三线建设遗产研究》(《时代建筑》2019年第6期)等。
②如韩佳的《上海小三线建设职工住房保障研究》(《美与时代》2018年第4期),曾瑜、秦丹妮、玄峰的《三线建设厂区居住建筑空间形态演变及使用方式研究——以江西省6214厂为例》(《中外建筑》2019年第1期),邓可的《单位空间演化的形态学研究——以三线企业东方红机械厂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11期)等。
③八五钢厂由上海市冶金局及上钢五厂包建,主要为“57”高炮工程提供部分铸、锻毛坯和军工钢材的原材料。自1968年选址筹建至1987年整体并入上钢五厂,历时19年。为丰富厂内文化建设,1970年“507工程指挥部”第一分部政工组筹办了八五钢厂厂报《八五通讯》,1979年八五钢厂宣传科又重新创办《八五通讯》。前期报纸主要是意识形态宣传,后期主要是反映钢厂生产和职工生活。为了促进团的宣传教育工作,八五钢厂团委于1976年创办《八五团讯》,内容包括实时讯息、各类会议、表彰、工作纪实以及纪念活动等。《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现收藏于宝武钢铁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档案室,已经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团队整理编辑,即将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的介绍可详见徐有威、陈莹颖《〈八五通讯〉简介》和徐有威、耿媛媛《〈八五团讯〉简介》,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12页和第313—33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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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鸣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097);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小三线建设对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启示”(项目编号:2018SHB021)
作者邹富敏系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校教师;徐有威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礼堂;公共空间;上海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开展的小三线建设,特指相对内地西南和西北的大三线建设而言,在全国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以战备为中心、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全国性经济建设战略。小三线建设属于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60—80年代,各地大、小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工厂、宿舍等集体建筑应时而建。这些建筑存留至今,已然成为宝贵的三线工业遗产。目前学界关于三线建设时期建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①,间或有涉及三线住房建构和建筑空间演变②,研究三线社会公共空间及其历史意义的则相对较少。受资料所限,本文仅以上海小三线的礼堂为中心,结合其他大、小三线企业的个案,分析礼堂在三线社会中的实际用途,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三线社会公共空间对三线建设的非生产性贡献。
一、三线社会的公共空间脱胎于三线发展需求
生产与生活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空间载体。对三线建设而言,车间等生产区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宿舍、食堂等生活区是企业内基本生活活动的空间载体。但生产线与基本生活之外,还有许多企业公共事务和建设者文娱休闲活动也需要空间载体,三线社会的公共空间因此应运而生。
(一)公共空间供不及求。三线建设伊始,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为尽快营造生产条件,普遍遵循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原则,各类基础建设优先满足生产需要,建设者与早期进山的职工住宿条件极为艰苦。
上海小三线协作机械厂(以下简称“协作机械厂”)副厂长赵岳汀1968年初进浙西山区时,“就住在仁里村祠堂的楼上,那时的祠堂是放牌位、棺材和杂物的地方”[1],纵然有片瓦遮檐,冬天雪花还是透瓦而过,室内外一样冷。即便如此,这类居住环境还算过得去。据当时赴皖南的小三线建设者回忆,他们的居住条件更为简陋:
大家一起睡在铺了一层稻草的泥地上。因房子不够,有的入睡牛棚、猪棚。地上铺层板、铺点稻草便算是床,有的与牛相伴睡了三个多月。有些人住芦棚,夏冬季节棚里温度和外面没什么差别。雨天屋漏,衣被全湿。夏天闷热,蚊虫叮咬,难以入睡;冬天外面下大雪,屋内飘小雪,毛巾冻得“梆梆硬”……当时职工吃饭,就是在农宅的灶台上搭一个大锅子,围着灶台吃饭。后来人多了,二三百人分批围着灶台吃。[2]
生产空间雏形初具,建设条件稍微好一些的时候,需要解决三线职工的食宿空间问题。唯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得到了保障,才能集中精力投入生产建设。故而以“干打垒”方式,就地取材夯土建造平房的办法被广泛采用。此时小三线建设者们才有机会入住新的工厂职工宿舍,即以“干打垒”方式赶制的土房中。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以下简称“八五钢厂”)的职工住宿历经了“开始的时候是茅草搭的简易楼棚,后来干打垒,再接下来是砖瓦房”[3]的演进历程。但哪怕宿舍赶制出来,也难免会面临“单身职工七八个人或五六个人住十几平方米一间的单身宿舍,架子床、上下铺,实在不够的就临时住在工棚里”[4]的窘境。基本生活空间紧张是早期小三线建设中的常态。
初期三线建设“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使全线力量集中于生产类的基础建设,建设者食宿等生活类的基础建设基本都是“宿舍不够、工棚来凑”。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建筑设施尚且如此紧张,更遑论“额外”的公共空间了。受“靠山、分散、隐蔽”选址原则的影响,三线社会大多生产条件艰苦,生活空间有限,文化休闲奇缺,下班后的时间很枯燥,每日“眼睛睁着的时候看到的是山,睡到床上看到的也是山”[5]。在这种情况下,职工精力无处散发,情绪无处宣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
四川小三线长城机械厂(以下简称“长城机械厂”)的厂志中,记录了该厂建厂之初生活、文化类设施严重缺乏的情况,“工厂除食堂前厅兼做职工会议场所外,每周一场电影只能露天放映”[6]。无论是生产领域的职工会议,还是生活方面的职工娱乐活动,都有空间上的需求,并且是有别于厂房和宿舍的公共空间的需求。长此以往,文娱休闲需求无法满足所导致的职工情绪不稳定,以及企业生产线下的办公条件不完善都必然会影响到三线建设。
(二)公共空间逐步开辟。为了满足企业发展对公共空间的需要,三线企业多采取了在有限条件内逐步开辟的策略。作为国防军工类生产单位,三线企业在选址上偏向于隐蔽、分散,注重对外界保密,对当地和职工也保密。“小三线对当地人是绝对保密的,要建厂也不会跟他们说,而且还有军代表在旁边压阵。对我们上海的职工也是保密的,生产什么也不说的。”[7]出于保密需要,建设之初,最缺人手的时候,三线建设依然尽量依靠上海人、上海的建筑公司筹建工厂,只有民工是当地人。[8]同时,三线建设工程量大,只能优先做基础建设。三线企业所选点,“山是隐蔽的,但没有路;有的有水,但没有桥。那就要劈山开路、造桥。那时,条件很差,没有机械类设备,都是靠人工的,炸药放炮炸山,然后耙出一条路。”[9]建设用人范围有限,而工程难度大且主要依靠人工,导致三线建设进度有限,生产空间之外的其他空间需求无法及时满足。
土地限制间接影响了三线建设中其他空间的开发进度。三线建设用地系从地方征用而来。安徽省革委会曾就征地问题提出,“皖南地区,山多地少,三线建设要尽力少占或不占地,尤其水稻田”[10],即便是生产类基础建设的用地审批也很严格。上海小三线前进机械厂(以下简称“前进机械厂”)在1984年扩建时征用的是当地河滩地[11],八五钢厂征地时被要求“既要考虑结合上钢五厂的长期规划,又要认真研究节约土地”[12]。上海方面决定停建部分工程时还提出:“为维护工农关系,不损害当地社员利益,对停建工程的用地,应及早退还生产队。”[13]各类建设用地均通过逐步审批获取,用于食堂、宿舍建设的基本生活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用地都不例外。 因此,各企业公共空间的建设需要经历一个在有限空间内“挪用”,到满足条件新建、完善的过程。如江苏小三线淮滨机械厂先是将餐厅调整為吃饭、开会、搞文娱活动的“三用堂”,后随着工厂的发展,职工使用需求的增长,新建了礼堂以供厂里开会、搞文娱活动等内部使用。再之后,还发展为第三产业的滨淮电影院。[14]八五钢厂礼堂建成后,厂里还“投资10万元,对厂部大礼堂进行改造,并添加冷风暖气设备”[15],礼堂内部环境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公共空间形态多样。据考证,不同的工人群体对文娱休闲的需求有所不同。“绝大多数内迁工人选择与艺术和文化活动相关的活动,比如练习书法、演奏乐器、读书、写诗、篆刻、桥牌、围棋。返城知青群体的工人则优先选择棋类游戏,如中国象棋、扑克是他们最喜欢的活动。而一些农村复退军人群体的工人却必须在厂里下班后回到家里农田干活,其他的则更有可能参加返城知青群体工人的棋类游戏。运动和体育锻炼虽然是三个群体工人具有共同兴趣的活动,但是参与者通常是在同一群体中结伴活动。”[16]不同的文娱休闲形式需要有不同形态的公共空间承载。普通棋类对公共空间形态要求不高,而其他活动则有场馆需求。
随着企业生产、生活对公共空间需求的多样化,三线社会所建公共空间的应用形式也日益多样,并不局限于礼堂。江西小三线江西钢厂(以下简称“江西钢厂”)图书馆筹建之初,藏书室和阅览室都设在大礼堂内[17],与其说礼堂兼具了图书馆的功能,不如说礼堂实际上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公共空间。与礼堂同为厂工人俱乐部的附属场所的,还有室内灯光球场。江西钢厂图书馆在室内灯光球场建成之后搬到室内灯光球场,球场也实际具备除会议场所之外的、礼堂的其他公共空间用途。
又如江西小三线连胜机械厂(以下简称“连胜机械厂”),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经常开展业余美术、书法、摄影创作活动,不断举办诸如征文比赛、迎春长跑赛、拔河赛、骑自行车赛、歌咏赛、排球、篮球、足球、象棋、乒乓球等活动的联赛,以及春节游园、群众文艺汇演、集体舞会、集体婚礼、周末晚会、假日旅游、参观革命圣地、扫烈士墓”等,相应地,该厂建立健全了“广播室、黑板报、画廊展览、阅览室、《连胜团训》、工人俱乐部、退休工人活动室、电视差转台、电视和录像放映室、电影放映场、灯光球场、简易足球场等”[18]公共空间,兼具文体休闲与办公等多种用途。各类公共空间以多种形态自由组合,基本满足了小三线企业对于公共空间的所有需求。
在基本会议场所和生活娱乐外,三线企业的发展对公共空间提出了更多需求。为了保证没车可修的职工随时待岗,上海小三线培新汽车厂在车间空余工房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划出公共空间,设立活动室,并提供报纸杂志、球类、棋类等基本休闲设施,“没有任务时可在活动室活动,有车修理时必须随叫随到。工作时间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车间。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车间面貌大为改观,保证了车辆维修任务按时完成”[19]。公共空间融入车间内,以灵活的形态满足三线企业的实际需求。
公共空间作为三线企业满足企业会议、娱乐对公共活动场需求而产生,随着三线企业客观条件的优化、主观需求的多样化而具备了更加丰富的用途。囿于文章篇幅,下文将选取有代表性的小三线礼堂,探讨礼堂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如何服务于小三线社会发展需要。
二、礼堂以多样用途服务小三线发展
八五钢厂是上海小三线在安徽援建的大型企业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小三线企业。该厂有宣传刊物《八五通讯》(1970—1986)和《八五团讯》(1976—1984)两种③,时间序列完整,内容详细,记录了该厂在三线建设时期的大小事件。故以八五钢厂的礼堂为例,归纳小三线社会礼堂的实际用途。
(一)公共事务的会议场所。小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遵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而产生。政治工作是否摆在首位,生产中心意识是否牢固,都关乎能否调动广大小三线建设者的生产积极性。党团教育、企业公务会议以及各类总结表彰活动,实际上是小三线企业管理在生产线下的延伸。无法在人员分散的生产线上完成的信息集中传递、政治学习以及鼓舞士气等事务,需要有现实的空间载体供企业内职工、党员、团员等特定群体聚集。座位多、空间大的礼堂正好满足这一需求。
会议场所是礼堂的原始用途之一。三线建设之初,上海市组织各援建队伍奔赴大、小三线前,多选择在礼堂举办欢送大会。如上海市卫生局组织赴边疆、大小三线医疗队出发前,就曾在市革委会礼堂召开欢送大会。[20]选取礼堂作为会议等公共事务类聚集场所的惯例,被小三线社会所沿用。八五钢厂的礼堂所承接的公共事务主要分为厂务和党团事务。
公务会议主要涉及企业内生产相关事务,包括计划发布、政策传达、活动动员等。八五钢厂在大礼堂召开过“贯彻中央五城市治安会议精神”的遵纪守法大会,当时参加者为全厂职工,人数高达1200多。[21]在妇女节等特定的节日,厂部面向特定群体,应时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暨文明礼貌月活动动员大会”[22],在大礼堂发布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员安排。
总结表彰是三线企业公务类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位级别的总结表彰大会在企业礼堂举行[23],更高级别的表彰,如整个后方的先进表彰,则在上海市区的礼堂举行[24]。此外,八五钢厂还在大礼堂举办过新春招待会、英模演讲报告会等活动。
党团教育主要是党课、团课的宣讲。党课、团课由企业党委、企业团委组织,广大积极分子、党员、团员、在职干部等分期、分批聚集在大礼堂,学习各类以政治教育为主的课程,辅以各类党性教育报告。[25]企业党委还会根据实际需要,在大礼堂面向企业内各群体,开展特色教育。如八五钢厂厂党委曾在大礼堂面向各车间党、政、工、团、兵领导同志和厂部全体科室干部,播放过中央广播电视部赴云南前线慰问的录像《战士在我心中》[26],以振奋人心。
(二)日常生活的空间载体。小三线社会对公共空间的基本需求在于能开会和进行日常集体活动。礼堂不仅满足了小三线企业的会议需要,还满足了日常休闲的发展。小三线企业在分布上普遍具有“靠山、分散、隐蔽”的特点,露天电影曾是小三线职工和家属的主要娱乐消遣方式,且要依靠后方基地管理局的放映队到各单位轮流放映,一周只能到一个企业。还有乡民“下午三四点钟就吃好饭过来占好位置”[27]。礼堂修建之后,有了电影放映场所,企业内再自行配备放映队,基本解决了小三线企业的电影放映需要,同时也解决了位置争端——露天电影不需要票,但建了大礼堂之后,可以通过票价和空位子管理保证职工和家属优先。[28] 八五钢厂1981—1986年连续6年以大礼堂为依托开展“为您服务日”活动。该活动由厂宣传科、厂工会、团委、人武部和行政科联合组织,服务中心设在大礼堂,主要项目集中在大礼堂的庭院开展。“可以根据需要择求裁剪、缝补、理发、照相、自行车和无线电修理、配钥匙、磨刀剪、测量体重身长等,还能在点心摊前品尝最香的麻花和松软可口的面包,买到在山区难得看见的冷饮——棒冰”[29],极大地便利了职工与家属。江西小三线人民机械厂依靠有负责心的销售员推着车子在厂内各家属区卖,职工子弟才能吃上冰棍。[30]可见小三线企业内职工、家属如此大范围地得到冷饮供应并不是常态,这得益于依托公共空间开展的特殊活动。
此外,“文明礼貌活动”系列中,还有规模盛大的食品展销会,“这天,大礼堂、厂部食堂、小吃部等处,满满的各式食品的摊子”[31]。年节前,八五钢厂各食堂炊事员集中在大礼堂,“为职工过年提供了33种价廉物美的中西式糕点”[32]。礼堂又满足了小三线企业内食品展销的需求。
用途多样化更好地提升了礼堂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小三线职工及家属的日常生活。
(三)社会交流的物理平台。小三线企业礼堂除了用作企业公共事务的会议场所、丰富企业职工和家属日常生活的场所外,还是企业其他组织的活动场所,名副其实的小三线企业公共空间。
最常见的是被职工子弟群体征用,作为文艺活动开展的场所。企业子弟群体活动空间有限,基本上学校和家两点一线。前进机械厂曾在补办职工子弟小学时,将所征用的土地用作修建厕所、教室等外,专门为学生预留了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操场建设用地。[33]节日前后,如“六一”“七一”等,企业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等各年龄层的职工子弟都会以汇演的形式开展庆祝活动。其中,为庆祝儿童节而在大礼堂举办少儿专场文艺汇演,成为八五钢厂每年的惯例。还有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的形式。1983年3月5日雷锋纪念日,八五钢厂“子弟小学300多名少先队员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与全体老师一道,在基建科礼堂隆重举行‘学雷锋,讲文明大会’” [34]。是年5月1日,上海后方首届中学生歌咏比赛大会也在八五钢厂大礼堂隆重举行。[35]八五钢厂礼堂给厂内乃至上海后方的子弟群体提供了文艺活动的场所。
小三线企业也乐于见到子弟群体之外,职工和家属根据兴趣爱好组成其他活动群体。小三线企业地理位置偏远,职工在工作区、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文体休闲有限。职工、家属精力需要散发,便到附近山上活动。江西小三线永红机械厂职工在爬山消遣过程中发现了各种形态的树根,于是该厂有了一群“根雕迷”,“其中不少佳作曾参加过全国和省市级展览会,并荣获了各种奖励”[36]。但爬山也容易出现采挖竹笋等侵占当地社队利益的行为。为避免与地方发生进一步的纠纷,前进机械厂革委会甚至专文通知,明确禁止职工及家属上山采笋。[37]两相对比,小三线企业更倾向于鼓励职工及家属发展为趣缘群体。这些趣缘群体的存在,为职工和家属的休闲提供良好途径。同时,兴趣活动的开展也对公共空间产生了需求。在礼堂建成,有条件满足趣缘群体对公共空间需求的情况下,1981年,八五钢厂拟定当年6月在礼堂举办“我爱祖国,我爱党”盆景展览会。[38]礼堂为职工及家属提供了兴趣交流的物理平台。
礼堂是小三线社会客观建设条件允许与主观空间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礼堂不仅满足了小三线企业会议的场地需求,同时也为企业各项社会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公共空间,丰富了职工及家属的日常生活。在八五钢厂,礼堂一度被定位为厂内的“文化中心”。[39]
三、三线社会公共空间的历史贡献:间接提升三线建设效益
不直接应用于生产活动的公共空间与三线建设的集体效益本无直接关联,但其作为空间载体与物理平台,为企业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场所。场所所承接的活动,又为企业生产创造了优势,从而赋予了公共空间间接提升集体效益的贡献。
(一)优化精神姿態。在礼堂等公共空间内开展的党团教育、企业会议以及各类总结表彰活动为代表的企业公共事务,实际上是三线企业管理在生产线下的延伸,有助于整合政治思想、凝聚集体意识、鼓舞生产士气。江西小三线新民机械厂就通过及时总结先进经验,表彰先进事迹,有力地推动了该厂生产的发展。[40]长城机械厂的职工俱乐部,包含小会议室、放映室、灯光球场等。同时厂工会明确指出,工会所开展的各项劳动竞赛及各项文体活动,都围绕着“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职能进行,推动了生产经营工作的发展,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该厂六车间断供小组被评为南充地区先进集体。1983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先进工会集体称号。[41]
礼堂等公共空间的建设为企业娱乐、宣传提供了更多便利,更多正面的精神力量得以在企业内部广为传播。1969年,连胜机械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通过新闻电影,看到中苏边境珍宝岛那段苏军欺辱边民的悲惨镜头,激起了义愤。“仅以十三天时间就设计制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三用枪’。”[42]电视电影所传播的精神力量转化成了锐意创新的斗志。数据显示,八五钢厂自己建立工厂放映队,利用礼堂放映电影,“平均每五天职工能看到一部新电影”[43]。职工放松心情、汲取精神力量的机会大增,从而能以更好的精神姿态投入生产。因此,礼堂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不仅是三线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是为企业公共事务、职工娱乐放松提供场所,以转化为更优生产力的潜在财富。
(二)物化集体福利。集体福利是小三线企业的一抹亮色。工厂办社会的背景之下,三线职工们不仅从单位获取劳动报酬,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也大多数由单位提供。宿舍分配、食堂供餐、子弟学校等都属于福利内容。三线企业还有许多隐性的集体福利,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所举八五钢厂的电影放映、“为您服务日”以及食品展销会。三线企业工会、后勤等组织选择礼堂等公共空间作为合适的平台,将原本隐性的、非直接的福利物质化、直接化,让职工及家属能直接感受到物质福利的喜悦。 大礼堂本身只是三线单位内的公共空间,不如食堂、浴室等显性福利有吸引力。但礼堂为电影放映提供了固定场所,将电影这一隐性福利物化,从而成为了电影所代表的集体福利的象征。上海小三线下属的万里锻压厂、后方瑞金医院、向东器材厂、火炬电器厂以及协作机械厂等单位,为青年职工在报纸上登广告征婚时,必会将礼堂作为征婚单位的优势、福利宣扬一番,写上本单位生活设施较全,有大礼堂。[44]或写明大礼堂的座位数,或直言每月放映多少部电影。因为礼堂座位数的多少,直接关乎享受到电影福利机会的多少。如江西钢厂,“电影从一九六六年露天放映开始,大礼堂及室内灯光球场建成后,改为室内放映,每月放映30—45场次,观众每年达40—60万人次”[45]。
三线企业普遍采取工厂办社会的模式,衣食住行都由单位负责。“单职工一日三餐靠食堂,双职工虽然基本上自起炉灶,但是食物单一。”[46]三线企业组织职工及家属以五七农场等形式自行开荒,地方也积极帮助三线企业发展农副生产。1977年,上海小三线“共开垦荒田七百亩,办农场一所二百三十亩,七六年已养猪四千四百余头,收获蔬菜二百二十四万斤”[47]。安徽当地粮站、贫下中农还对小三线的粮食供应提供了诸多帮助。[48]地方帮助种植后,情况稍微好点,但是基本生活必需之外的副食品还是要依靠企业自身。
以四川成都大三线下属的锦江油泵油嘴厂的蔬菜供应为例,该厂的蔬菜供应方式有以下三种:工人们自己在工厂居民点的空地上种植蔬菜,如青菜、大蒜、洋葱、土豆和番茄。但是自己种植的蔬菜数量、品种都很少,难以满足工人们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相比之下,附近农村集市的蔬菜数量和品种都很多。在这个市场上,工人们不仅可以买到蔬菜和水果,也可以买到鸡蛋、鸡、鸭、河鱼、猪肉、蜂蜜和其他日常消费的食物……除了这个集市外,实际上在工厂大门外约200米处,还有一个小型蔬菜市场。这个小市场是因附近的农民前来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而自发形成的。虽然它只能满足工人们日常生活的部分需要。[49]
可见厂内自产菜蔬根本无法满足厂内职工及家属的生活需要,即便加上当地集市和散户供应也很勉强。因此,为达到保障小三线人生活与在上海时一致的承诺,依托公共空间实现副食品供应很有必要。“上海小三线海峰印刷厂食堂担负着全厂六百多名职工和家属的伙食供应工作,还因任务量太大而增加了食堂职工。”[50]据协作机械厂副厂长赵岳汀回忆,当时的后勤福利十分丰富,能吃到时令水果、长江大闸蟹、上海的月饼等,“到过年时每家每户都有计划供应的肉禽、鱼和蔬菜”。[51]这些福利的分发,主要通过食堂、礼堂等平台实现。平时难得吃到的点心、冷饮也是在礼堂大院开展的食品展销会、“为您服务日”活动上买到。礼堂等公共空间,为集体福利的物化、传递提供了平台,保证了三线人切实享受到集体福利,从而激励他们发挥更大的生产积极性,为集体创造更多的利益。
(三)催化社会交流。公共空间的构建为三线社会的各种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企业内原本交集较少的各群体之间,通过在公共空间内举办集体活动而获得更多交集。1980年9月,八五钢厂在大礼堂举行了歌唱祖国歌咏比赛。“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中试室、机动部、八车间、卫生科、基建科、供应科、子弟小学、科室等十一个单位参加了比赛,各级党、政、工、团的领导与近四百名合唱队员同台演出。”[52]各条线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团结,增强集体意识,推动生产发展。
企业之间有了可供交流的公共场所,推动了新交流,尤其是三线企业青年男女的交流。后方青年中普遍存在男多女少,配偶难求的情况。如八五钢厂因属于冶金系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曾发生过厂里光棍公开打出“我要老婆”的横幅标语组团请愿的事件。为解决这一问题,厂里帮忙请来了黄山茶林场的女知青,欢迎会就设在厂会议室。[53]公共空间为三线单身青年提供的特殊便利不仅于此。上海市通过房屋等优惠政策吸引一些人去小三线参观,小三线社会公共空间等良好、完善的社会配套也增色不少。“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组织女青年去后方看,工會做红娘,她们去看了之后觉得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有的就不想走了。”[54]
礼堂、灯光球场等公共空间为企业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如文艺汇演的排练。这些节目参加地方活动,又间接加强了三线企业与地方之间的交流。连胜机械厂组织的儿童表演文艺节目“多次在县幼儿文艺汇演中获奖,1984年被江西省妇联评为省‘先进幼儿园’”[55]。陕西三大线东风机械厂“文艺队组织厂文艺骨干编排100多个文艺节目为厂职工演出,并先后参加陕西省铜川市、陕西第五机械工业局的文艺会演”[56]。
三线建设过程中,三线企业因征地、用水等建设需要与地方社会产生过摩擦。万里锻压厂与地方因征地发生冲突,“农民就把路拦断了,不许厂里的人进出”[57]。副食品供应、观影机会等集体福利不能完全对外开放,也让地方社会有所不满。因为这些福利,除受国家、上海补贴之外,许多都是小三线企业自己补贴的。如小三线企业职工和家属日常所需生活用品都依赖于企业小卖部的渠道,而大多数小卖部都依靠企业职工福利费用支出营业,基本没有太多的盈利。“为了使之一直保持畅通,我厂(八五钢厂)有关部门每年要投入很大力量,历尽千辛万苦的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争得数量可观的货源。为了保持原价供应,厂里每年要补贴出一大笔资金。”[58]如农民要到八五钢厂的小菜场买菜,作为职工福利的小菜场自然不能对外开放,“结果当地农民挖沟,不让厂里的车通过”[59]。为了缓和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党委、革委会的工作职责中明确规定,要“积极支援地方农业生产和地方工业的发展,搞好和当地的关系”[60],各单位也会“尽力帮助当地农村解决一些困难,如农机具的修理、抗旱等事情。有些企业每逢春节还为当地农民免费开放浴室一天”[61]。公共空间的修建为文体活动排练提供了场所,派单位文体队伍外出参加比赛、汇演,或邀请地方兄弟单位过来汇演,都加深了三线企业与地方的联系,为缓和地方关系,构建安稳的三线生产外部环境提供了保障。 四、结语
三线建设中,三线企业生产线下企业管理及企业职工家属生活娱乐都有公共空间的需求。随着三线建设的发展,客观条件的优化,三线企业逐步改造、建设了一批公共空间,如礼堂、灯光球场等。礼堂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不直接承担生产职能,但为企业公共事务的开展提供了会议场所,为职工家属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空间载体,同时也为企业内交流、企业间交流以及三线企业和地方的交流提供了物理平台。依托于公共空间的活动,三线建设者的精神意志得以优化,三线企事业隐性的集体福利得以物化,三线社会与地方社会的交流得以催化,从而从精神激励、物质鼓舞以及社会交流等多方面,间接为三线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环境,助推了集体利益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如吕建昌的《现状与研究对策:聚焦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张亮、张可凡的《皖南小三线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谭刚毅、高亦卓、徐利全的《基于工业考古学的三线建设遗产研究》(《时代建筑》2019年第6期)等。
②如韩佳的《上海小三线建设职工住房保障研究》(《美与时代》2018年第4期),曾瑜、秦丹妮、玄峰的《三线建设厂区居住建筑空间形态演变及使用方式研究——以江西省6214厂为例》(《中外建筑》2019年第1期),邓可的《单位空间演化的形态学研究——以三线企业东方红机械厂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11期)等。
③八五钢厂由上海市冶金局及上钢五厂包建,主要为“57”高炮工程提供部分铸、锻毛坯和军工钢材的原材料。自1968年选址筹建至1987年整体并入上钢五厂,历时19年。为丰富厂内文化建设,1970年“507工程指挥部”第一分部政工组筹办了八五钢厂厂报《八五通讯》,1979年八五钢厂宣传科又重新创办《八五通讯》。前期报纸主要是意识形态宣传,后期主要是反映钢厂生产和职工生活。为了促进团的宣传教育工作,八五钢厂团委于1976年创办《八五团讯》,内容包括实时讯息、各类会议、表彰、工作纪实以及纪念活动等。《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现收藏于宝武钢铁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档案室,已经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团队整理编辑,即将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的介绍可详见徐有威、陈莹颖《〈八五通讯〉简介》和徐有威、耿媛媛《〈八五团讯〉简介》,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12页和第313—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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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丰富的食品展销[N].八五通讯,198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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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我厂举行“歌唱祖国”歌咏比赛[N].八五团讯,198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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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鸣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097);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小三线建设对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启示”(项目编号:2018SHB021)
作者邹富敏系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校教师;徐有威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