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了控制疫情蔓延，武汉封城，举国驰援。为保障武汉蔬菜市场供应，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位于山东省潍坊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连夜采摘，每天向武汉供应600吨质优价廉的新鲜蔬菜，为武汉市民正常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全国“菜篮子”安全供应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而随着节后蔬菜供应量的增加和交通物流能力的恢复，寿光可调运武汉的蔬菜日供应能力，已由600吨提升至2000吨以上。
　　网友纷纷点赞寿光。
　　寿光种菜到底有多厉害？
　　有“中国蔬菜之乡”之称的寿光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一年四季向全国供应新鲜蔬菜，并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委内瑞拉等国家。寿光常年蔬菜交易品种300余种，年交易额超过百亿元，目前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荷兰的兰辛格兰、西班牙的阿尔梅利亚并称为“世界四大蔬菜区域优势中心”。
　　鲜为人知的是，寿光除了第一产业蜚声遐迩外，第二产业同样蓬勃发展，第三产业也有声有色。在中国县域经济中，这样一二三产业能够协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前，寿光一穷二白，既没有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又缺乏丰厚的矿产资源，也远离经济辐射带动强的都市圈，更谈不上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那么，这个只有110多万人口、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怎么就成为了被国务院命名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模式”的内涵是什么？
　　或许，从寿光崛起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够得到答案。

蔬菜之乡

　　寿光种菜有多牛？
　　2018年8月，山东寿光遭遇温比亚台风侵袭，引发水灾，网友纷纷议论，自己所在的大城市菜价会受多大影响。他们动用各种工具关心起寿光这个小小的县级市。有民间机构用人工智能在卫星地图上监测到寿光蔬菜大棚的数量，一共有231764个，几乎是平均每5个寿光人就有一个蔬菜大棚，这些蔬菜大棚密密麻麻排列在寿光60公里长、48公里宽的土地上。
　　从空中俯瞰，寿光这片区域相较周边微微泛白，连片的蔬菜大棚星罗棋布，密密麻麻排列在寿光的土地上，就像“白色海洋”。
　　更重要的是，在寿光的蔬菜大棚中，充满着现代化的种菜“黑科技”。
　　科技的运用，从种子就开始了。精选的农作物种子通过航天器飞上太空，在特殊环境里发生变化，再回到地面优选育种。用这种方法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维生素含量比普通蔬菜高2倍以上，铁、锌、锰等微量元素均有大幅度提高，营养更丰富，外观也更好看。太空蔬菜就这样为寿光赢得了“宇宙寿光”的称誉。
　　而日常蔬菜的种植，更离不开辛勤的农人与科技的紧密配合。很多蔬菜大棚内已采用了智能综合管控系统，用手机APP连接，可以远程控制大棚内的水肥一体机、补光灯、卷帘机等智能设备，而且大棚里的温度、湿度等数据一览无余。
　　近几年，寿光也在探索水培技术、“鱼菜共生”等新种植模式，培育补钙菜、降血压辣椒、高维C辣椒等功能性蔬菜品种，让我们对农业有了更多想象。
　　蔬菜收获后，就该拿去交易了。寿光也是全国蔬菜的集散中心，“其他地方卖不动的蔬菜，拉到寿光来，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这句话在蔬菜行业广受认可。
　　早上8点钟，当都市白领起床准备上班时，寿光的蔬菜交易已在短短四五个小时内交易近万吨，也就是说，载重25吨的大货车装满了400车！成交的蔬菜品种达200多种。交易过程中不允许现金交易，都是通过刷卡实现结算。
　　当蔬菜交易都完成后，到大约9点钟，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就会公布一个蔬菜价格指数，这是从园区200多个蔬菜品种中采集成交价格、交易量、交易额等数据计算出来的，反映的是蔬菜价格变化趋势。
　　就像股市的大盘指数一样，寿光蔬菜指数不光能让菜农、批发商看到每天的菜价和季度、年度走势，甚至为国家发布有关蔬菜建设政策的相关信息提供著参考依据。因此，寿光蔬菜交易号称“全国生产，寿光定价”，这里每年的交易量达到400万吨，销往北京、上海等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在全国蔬菜市场就有了定价权。
　　就这样，寿光把农业这张牌打出了高水平！

百菜之王

　　寿光蔬菜种植变得如此“硬核”，并不是偶然。
　　1997年10月17日，最后一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副食品———大白菜，供销正式全面放开。这个长期实行特殊供应方式的“百菜之王”，结束了它几十年来对北方人冬季餐桌的“统治”，开始了与其他红、白、绿、黄、紫等蔬菜一同“竞争上岗”的日子。
　　百姓餐桌上的这一悄然变化，除了因交通日益便利得以“南菜北运”外，还与位于山东中北部，莱州湾畔一个小县城密不可分，这个小县城的命运也正是因为这颗“大白菜”而改变。
　　时光回溯40年，回到决定中国国运的1978年。
　　在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距离小岗村600多公里外的寿光三元朱村，15名党员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推举王乐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其实，这个选择有些许无奈。因为37岁的王乐义刚罹患癌症动完手术，家人极力反对他担任村支书，但三元朱村的村民似乎没有更好地选择。
　　那时的三元朱村被三个光秃秃的埠子岭环绕，土差水少，粮食不收，蔬菜不长，过怕了苦日子的乡亲们期盼着这位“能人”带领全村吃饱饭。
　　当上村支书的王乐义，拖着病躯四处奔走、外出考察，确定了“东岭苹果西岭桃，南岭山楂带葡萄”的规划，他带领干部群众苦战10个严寒酷暑，将埠子岭变成了“花果山”。
　　1986年，全村年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几十元增长到1200元，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王乐义在村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然而，这离着他心目中的目标还差得远，但怎么突破还一时找不到门路。 　　改革开放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当初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推广，除了18位农民的敢为人先，也离不开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推动以及中央的认可。显然，对于王乐义和三元朱村来说，要想更上一层楼，除了他有能力、有想法，乡亲们吃苦能干之外，还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推手。很快，决定着三元朱村乃至寿光未来命运的机缘出现了。
　　这一年，王伯祥出任寿光县委书记。
　　自古以来，寿光南部的农民就有种植蔬菜的传统，然而，长期以来寿光蔬菜种植品种都比较单一。就在王伯祥担任副书记的1983年，寿光南部农民种植的近2500万公斤的大白菜卖不出去，而寿光就紧邻30万人的胜利油田，这是一个庞大而高端的消费人群。
　　于是，农民把菜摆到公路边卖给过路的石油工人，一个蔬菜市场自发形成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因势利导建立起来的菜市场，居然成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发轫地。正是这个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撬开的缺口，源源不断地迸发出助推寿光蔬菜产业向前发展的市场动力。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各项改革依次展开，国家先后出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实施“菜篮子”工程并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等政策，市场经济的洪流已不可阻挡。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88年春节。

　　常年在外做蔬菜生意的堂弟回来给王乐义带了两斤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多年摸爬滚打练就的敏锐嗅觉让他意识到，期盼了许久的突破点找到了。

　　后来的故事耳熟能详，在王伯祥支持下，王乐义带头顶着政治风险砍掉玉米，17个党员带头建起大棚。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第二年，全村大棚发展到144个，再后来遍布整个寿光。
　　2018年，寿光蔬菜大棚面积发展到60多万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27元，高出全国平均数6010元，而40年前，这个数字低于全国平均数60元。
　　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简陋的蔬菜交易市场，已发展成为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常年蔬菜交易品种300余种，交易额约100亿元，辐射全国，寿光成了全国最大的蔬菜基地，“中国蔬菜之乡”，名副其实。

工业之光

　　寿光毗邻莱州湾，弥河从中穿县而过，将其一分为二，南面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北面临海多为盐碱地，海盐是寿光少有的丰富自然资源。
　　1986年7月，刚上任的王伯祥第一次以寿光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潍坊市工业会议，在会上下发的“潍坊市十二县市区工业经济数字对比表”中，寿光工业总产值位列全市第四位，但是敏锐的王伯祥发现如果把原盐的产值去掉，寿光一下子成了倒数第三，产业结构性矛盾让他紧张起来。与数字相对应的是，寿光的企业除了盐场外，县里的国有企业大多不景气。
　　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8个年头，“农村责任承包制”已蔚然成风，然而工业领域的改革更多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此时的政府依然是企业主要经营者，企业获得的权利有限，经营者积极性不高。
　　这一年，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因为承包，摆脱亏损，利润逐渐提高，马胜利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此时，寿光造纸厂正在倒闭的边缘挣扎，400名员工，几台小设备，入不敷出。在寿光，像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比如农修厂、化肥厂等。
　　在王伯祥看来，寿光的企业需要“马胜利”这样的人来激活这些工厂。
　　于是，他开始在全县范围内“点将”，在一次考察中，他看中了匯报工作简明扼要、头头是道的台头镇副镇长陈永兴，亲自陪同他走马上任，并当场给予政策支持。
　　上任后的陈永兴，从人事、分配、用工三项制度改革入手，勇破“三铁”（指“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大胆引入乡镇企业管理制度，对企业进行了经营机制转换，3个月后就扭亏为盈。
　　几乎同时，46岁的张恩荣出任上口镇农修厂厂长。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读过书的张恩荣做过许多工作，甚至赶过马车，做过苦工，但由于“爱好广，善交游”，人缘非常好，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与胜利油田一些领导成了朋友，他发现与农业机械相比，石油设备的利润更高，开始转型做石油设备。
　　看到效果的王伯祥，开始大张旗鼓地公开考选。对全县52个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和测评，优秀者留任，其余全部更换。之后，又从102个经济单位推荐的100名“能人”中优选40人，作为企业后备干部。
　　一批未来在寿光、潍坊乃至全国响当当的企业家脱颖而出，在他们带领下，一批国家级大中型企业、名优企业开始崛起。
　　供电公司田其祥，仙霞集团王金栋，化肥厂的张世钦，磷肥厂的杨志强，啤酒厂的宋祥州，白酒厂的刘子祥，百货大楼的舒安，富康制药的王树功、杨维国……
　　寿光造纸厂在陈永兴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先是成为潍坊市行业龙头，后是山东省行业龙头，最后成为全国行业龙头。今天，当年的县造纸厂已然变身为拥有A、B、H三种股票的晨鸣集团，跻身世界纸业20强。当年的百货大楼在舒安带领下改制为全福元，连续10多年成为国内商业百强企业，在国内县级商业企业中唯一进入百强，年销售额超过80亿元。
　　“农业三元朱、工业晨鸣、商业全福元”，三块金字招牌成为寿光产业发展的代表，也奠定了寿光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县域经济格局。 　　一条“农业强基、工业固本、工农并驱”的“寿光模式”发展之路越来越清晰。

寿光模式

　　数字是最直观的表达。
　　2018年，寿光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02.7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5亿元，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966亿元、734.2亿元，进出口总额达到353.6亿元，其中出口17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2%、19.3%；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464元、20627元。
　　抛开GDP、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常规指标暂且不谈，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以及进出口额，这两个数字更能反映出寿光老百姓富裕程度以及经济活跃度和发展质量，这些数字不仅在潍坊市内遥遥领先，在山东省内亦是名列前茅。
　　税收最能折射出经济“含金量”。
　　2018年，寿光市缴税超过1亿元的企业就有14家，其中鲁清、鲁丽过10亿元，巨能、联盟、晨鸣过5亿元。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9年全国百强县排名中，寿光位列第46位。
　　与许多地区往往靠单一产业发展有所不同的是，寿光开创了以蔬菜产业化引领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带动农民富裕、城乡融合、农村城镇化，被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寿光模式”。
　　那么，“寿光模式”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呢？
　　回望寿光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四部曲”，即蔬菜大棚生产、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县域经济社会文化整体推进。
　　寿光以蔬菜产业化为龙头，带动了育种育苗、生物制药、技术研发、产品营销、食品加工、物流运输、会展经济、社会金融保险服务及农业农村观光旅游，多产业、多部门、多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这个县级城市集聚，体现了产业富民、产城互动、城乡融合。
　　而形成“寿光模式”的特定历史机遇就是王伯祥出任县委书记。
　　在影响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因素中，“一把手”这个关键因素至关重要，因为“一把手”往往负责整个地区的资源调配，其能力、作风、视野在任期内能快速影响该地区发展，作用不言而喻。
　　县域经济千头万绪，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抓不住重点，则会事倍功半。王伯祥作为县委书记，重点工作是抓懂经济发展的“带头人”，用能干事的人。据统计，现在寿光上交利税排前10的企业中，有9家是王伯祥在任期间发展起来的，而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也基本上是在那40个人中选出来的。
　　除了重视经营人才外，王伯祥还格外重视技术人才。为了留住蔬菜大棚技术员韩永山，王伯祥开出了3万元的年薪，奖励韩永山现金8万元，120平方米住房一套，还给他配了一辆新吉普。
　　也许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不能引起足够的震撼，那么我们来拿一个数字作对比，同期王伯祥月工资是107元。当时，没有如今遍地开花的“人才引进”政策，王伯祥用真金白银实实在在表现出了对人才的重视。
　　最关键的是王伯祥懂经济、敢担当，善于“放水养鱼”。无论是因势利导建设蔬菜交易市场，还是冒着政治风险支持建大棚，还是免除工业企业税收，扶持企业发展，无不体现出他的担当精神。
　　此外，他还做了诸多在当时看来很有远见的事：为了寿光蔬菜行销全国，架桥修路建厂子；为了企业主更好了解省外市场行情，去找副省长要电话指标；鼓励老百姓去搞私营，一批菜贩把寿光菜销向全国；前期菜农自发形成的市场脏乱差，扰民不断，政府没有一关了之，而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逐渐引导规范，专门建立起一个大型批发市场，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营造良好的市場经营环境。
　　正是这样，才更有动力让农民有兴趣对冬暖式大棚进行探索，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蔬菜种植产业中来，日益丰富完善产业链条，才有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发端。
　　可见，在一个县域里，决策者发挥的作用有多重要。
　　（刘宇荐自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