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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政治文化的概念和叶弥的部分小说，挖掘作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政治认知和对政治价值的评价，分析作家作品中的文化反思。叶弥以冷漠而温情、俯视而亲近的姿态在文本中书写出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她冷酷的记录着“文革”时期政治对于人性的残害，批判着追逐权力者的丑恶嘴脸，隐含作者对于遭受政治迫害压者和被权力牵制者的批判和同情。
【关键词】：政治;文化;叶弥;权利
一、政治对人的迫害
叶弥作品笼罩着政治和权力的陰影，充斥着压抑的氛围。她的许多作品，均不着痕迹地揭示出权力与政治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以及极权主义带来的沉痛伤害。探讨叶弥作品对于政治权利的书写以及作家对政治文化的反思，是叶弥研究中新的视角。
《美哉少年》讲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李梦安一家被下放到农村。李梦安曾经是一名大学教授，在“文革” 的政治高压之下，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欺凌于这个知识分子之上：为了凑成十三之数，他被大队书记随意的拉去批斗;因为县城里出现了反动标语，他“理所当然”的被当做反动分子关起来;他不得不对着文化水平不高的孙大舅点头哈腰......在“文革”这一荒唐的年代里，政治大环境异化着知识分子的心灵：李梦安在《毛选》里夹了一本配有女电影明星照片的毛线编结书，终日沉湎于对这些美女图的观赏。他极力让积极乐观的精神支撑着自己，可还是觉得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1]。很多的政治语言，诸如“你堕落”、“这是罪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充斥于文本之中。在严峻的政治形势面前，知识分子逆来顺受、自甘堕落，放弃了坚守自己的精神立场和独立的人格;农民们的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由政治等级划分所构成的价值观充斥于他们的生活。叶弥以小人物的遭遇揭示了“文革”时期政治的残酷性，批判了政治权利对人性的压迫。
《局部》中“我”和丈夫徐少有都是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丈夫徐少有成了一个懒惰消极的人，“我”则被传言要和展九霄私奔。由于压迫性的政治氛围，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渴望逃走，渴望打破被束缚的生活状态，身体里有一股澎湃的暗流隐藏在被规制的命运里，于是，在“我”的臆想中，似乎真的和展九霄约定好了私奔。“文革”的政治高压造成了知识分子无聊的生活状态，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压迫了他们自由的灵魂。而“我”的生命力得到释放的方式则是通过与程实的偷情，这一情节的设置使得严肃的政治意义被消解，也体现了身处历史舞台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和痛苦。“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2]的人生哲学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在无奈中的选择。因为情感问题被勒令站在雪坑里的”腐化分子“，即使在冰天雪地里冻僵依然不敢逃离那个雪坑;而其中之一的老太婆最后跳河而死，原因可能是因为她的爱人已经被折磨致死，作家通过隐晦的推测道出了政治对人性的迫害。
《黄色的故事》讲述了特殊年代人的本性被压抑的故事。“我”的外婆家流传着一本《无羁室宝鉴》，记录的是外婆家的木匠工坊里的工人讲述的黄段子。传播黄色故事，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居委会主任鲍阿姨打着“除了加工木头，还加工黄色故事”[3]的名头封锁了外婆家的地下木匠坊，外婆被迫参加“地富反坏右”的学习班并挂着耻辱的牌子游行。在政治敏感的年代 ，人们的生活受到高度压制，人的性欲也被压制着，舅舅则成了政治高压下萎靡的人性代表。叶弥通过这本书，从侧面描述了“文革”时期人性被控制、缺乏生命力的表现。
二、对权利的利用和向往
《耶稣的圣光》是一篇深含韵意的中篇小说。因为与乡长的情人对骂了几句，乡长便带人把谢九的家打砸了一通。对于横行霸道的乡长，平时痞子气浓厚的谢九不但不敢反抗，就连打狗队成员占小竹节便宜，谢九都敢怒不敢言。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做官了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农民对权势及权势拥有者的恐惧是深入骨髓的。谢九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幻想“不知何年何月也能这样在家乡的土地上耀武扬威”[4]，这有点儿类似于“阿Q”了。“在这里，高血压的回家休息，低血压的打麻将，血压不高不低的在外办事，留在办公室的是快要撤职或退休的人。”[5]叶弥以幽默的语调嘲讽官员的工作状态，将官员只拿薪水不办事的丑态展示出来。政治职位带来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官员的不可靠性导致了四分之三的乡人依赖基督教来指导生活，乡人惧怕政治权利又不敢反抗，只能一味的忍受欺诈;不敢、不愿相信政治权利，唯有依靠宗教信仰来麻痹自己。
《粮站的故事》读来非常有趣，但其中的意味则令人深思。粮站站长王胖子自己偷米倒卖出去却告诉侯队长是农民侯二、侯三所为，侯队长不分青红皂白，要求侯二、侯三去粮站罚站。侯二想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侯队长的回答是：“这话也是你能问的吗？你胆子不小。”[6]这里的政治意味呼之欲出：政治权利的拥有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被管制的普通人则只有接受被统治的权利。中国政治权力体制的设置中，拥有乡村政治权力的乡长、村长、支书、队长等人，被赋予了国家政策的代表的角色，一向善于做顺民的百姓不得不对他们百依百顺。政治渗透进普通农民的生活之中，说话前都要加上“毛主席说了......”， 农民对于政治权利俯首称臣;儿童小刚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别的孩子要求他学毛主席打招呼的样子，表现出孩子们对领袖的极度崇拜。
《大笑上天堂》中，妈妈和孩子们都很活泼顽皮，爸爸却不会笑。“他不习惯快乐。”“他习惯一本正经地批评人”[7]。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爸爸”对权力的执着。福柯曾经说过权力犹如蜘蛛所织的蜘蛛网一样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存在于家庭，各种机构，制度中等等。“他训斥我们的时候，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眉飞色舞，全身仿佛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来。”[8]权力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人，同时异化着人，最后人性被扭曲了：“爸爸”不会笑。
三、文化反思
叶弥曾说，“我的少年时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深深地不安。”政治意识对生活的强烈介入影响着中国一代作家的创作心理，在他们的心灵留下烙印。叶弥作品中，有政治高压对人性的迫害，有权力占有者的作威作福，有底层人民对权力的无限渴望;更有叶弥对弄权者丑恶嘴脸的揭露，对“文革”时期政治权利的调侃，以及对饱受“文革”政治权利摧残而导致的人性扭曲的同情。叶弥近似冷酷的视角，呈现她记忆中“文革”的残酷;又以亲切的温情口吻，表述对政治权利下人性扭曲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叶弥既高高在上的俯瞰“文革”这一特殊历史舞台上上演的荒谬故事，又以饱含温情的目光，亲近身处故事中的人们。首先，叶弥执意于冷静的揭示政治这台国家大机器的残酷和荒谬。叶弥平静的构造故事的发展脉络，冷静隐晦的交代时代背景，冷酷的刻画政治权利迫害下人性的挣扎，又以戏谑调侃的口吻讲述特殊年代小人物的生活轨迹。其次，她以讽刺的笔触表达对权利追随者的鄙视。叶弥用似鲁迅先生的宽广胸襟和冷冷的眼神，来关注和俯视中国群民对于权力的恐惧和渴望，她以自己冷酷而温情的笔触呈现了政治、权利的荒谬和压迫。
注释：
[1]叶弥：《美哉少年》，《长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4期。
[2]叶弥：《混沌年代》，河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3]叶弥：《混沌年代》，河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4]叶弥：《粉红手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5]叶弥：《粉红手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6]叶弥：《去吧，变成紫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7]叶弥：《天鹅绒》，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8]叶弥：《天鹅绒》，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关键词】：政治;文化;叶弥;权利
一、政治对人的迫害
叶弥作品笼罩着政治和权力的陰影，充斥着压抑的氛围。她的许多作品，均不着痕迹地揭示出权力与政治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以及极权主义带来的沉痛伤害。探讨叶弥作品对于政治权利的书写以及作家对政治文化的反思，是叶弥研究中新的视角。
《美哉少年》讲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李梦安一家被下放到农村。李梦安曾经是一名大学教授，在“文革” 的政治高压之下，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欺凌于这个知识分子之上：为了凑成十三之数，他被大队书记随意的拉去批斗;因为县城里出现了反动标语，他“理所当然”的被当做反动分子关起来;他不得不对着文化水平不高的孙大舅点头哈腰......在“文革”这一荒唐的年代里，政治大环境异化着知识分子的心灵：李梦安在《毛选》里夹了一本配有女电影明星照片的毛线编结书，终日沉湎于对这些美女图的观赏。他极力让积极乐观的精神支撑着自己，可还是觉得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1]。很多的政治语言，诸如“你堕落”、“这是罪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充斥于文本之中。在严峻的政治形势面前，知识分子逆来顺受、自甘堕落，放弃了坚守自己的精神立场和独立的人格;农民们的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由政治等级划分所构成的价值观充斥于他们的生活。叶弥以小人物的遭遇揭示了“文革”时期政治的残酷性，批判了政治权利对人性的压迫。
《局部》中“我”和丈夫徐少有都是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丈夫徐少有成了一个懒惰消极的人，“我”则被传言要和展九霄私奔。由于压迫性的政治氛围，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渴望逃走，渴望打破被束缚的生活状态，身体里有一股澎湃的暗流隐藏在被规制的命运里，于是，在“我”的臆想中，似乎真的和展九霄约定好了私奔。“文革”的政治高压造成了知识分子无聊的生活状态，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压迫了他们自由的灵魂。而“我”的生命力得到释放的方式则是通过与程实的偷情，这一情节的设置使得严肃的政治意义被消解，也体现了身处历史舞台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和痛苦。“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2]的人生哲学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在无奈中的选择。因为情感问题被勒令站在雪坑里的”腐化分子“，即使在冰天雪地里冻僵依然不敢逃离那个雪坑;而其中之一的老太婆最后跳河而死，原因可能是因为她的爱人已经被折磨致死，作家通过隐晦的推测道出了政治对人性的迫害。
《黄色的故事》讲述了特殊年代人的本性被压抑的故事。“我”的外婆家流传着一本《无羁室宝鉴》，记录的是外婆家的木匠工坊里的工人讲述的黄段子。传播黄色故事，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居委会主任鲍阿姨打着“除了加工木头，还加工黄色故事”[3]的名头封锁了外婆家的地下木匠坊，外婆被迫参加“地富反坏右”的学习班并挂着耻辱的牌子游行。在政治敏感的年代 ，人们的生活受到高度压制，人的性欲也被压制着，舅舅则成了政治高压下萎靡的人性代表。叶弥通过这本书，从侧面描述了“文革”时期人性被控制、缺乏生命力的表现。
二、对权利的利用和向往
《耶稣的圣光》是一篇深含韵意的中篇小说。因为与乡长的情人对骂了几句，乡长便带人把谢九的家打砸了一通。对于横行霸道的乡长，平时痞子气浓厚的谢九不但不敢反抗，就连打狗队成员占小竹节便宜，谢九都敢怒不敢言。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做官了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农民对权势及权势拥有者的恐惧是深入骨髓的。谢九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幻想“不知何年何月也能这样在家乡的土地上耀武扬威”[4]，这有点儿类似于“阿Q”了。“在这里，高血压的回家休息，低血压的打麻将，血压不高不低的在外办事，留在办公室的是快要撤职或退休的人。”[5]叶弥以幽默的语调嘲讽官员的工作状态，将官员只拿薪水不办事的丑态展示出来。政治职位带来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官员的不可靠性导致了四分之三的乡人依赖基督教来指导生活，乡人惧怕政治权利又不敢反抗，只能一味的忍受欺诈;不敢、不愿相信政治权利，唯有依靠宗教信仰来麻痹自己。
《粮站的故事》读来非常有趣，但其中的意味则令人深思。粮站站长王胖子自己偷米倒卖出去却告诉侯队长是农民侯二、侯三所为，侯队长不分青红皂白，要求侯二、侯三去粮站罚站。侯二想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侯队长的回答是：“这话也是你能问的吗？你胆子不小。”[6]这里的政治意味呼之欲出：政治权利的拥有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被管制的普通人则只有接受被统治的权利。中国政治权力体制的设置中，拥有乡村政治权力的乡长、村长、支书、队长等人，被赋予了国家政策的代表的角色，一向善于做顺民的百姓不得不对他们百依百顺。政治渗透进普通农民的生活之中，说话前都要加上“毛主席说了......”， 农民对于政治权利俯首称臣;儿童小刚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别的孩子要求他学毛主席打招呼的样子，表现出孩子们对领袖的极度崇拜。
《大笑上天堂》中，妈妈和孩子们都很活泼顽皮，爸爸却不会笑。“他不习惯快乐。”“他习惯一本正经地批评人”[7]。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爸爸”对权力的执着。福柯曾经说过权力犹如蜘蛛所织的蜘蛛网一样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存在于家庭，各种机构，制度中等等。“他训斥我们的时候，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眉飞色舞，全身仿佛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来。”[8]权力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人，同时异化着人，最后人性被扭曲了：“爸爸”不会笑。
三、文化反思
叶弥曾说，“我的少年时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深深地不安。”政治意识对生活的强烈介入影响着中国一代作家的创作心理，在他们的心灵留下烙印。叶弥作品中，有政治高压对人性的迫害，有权力占有者的作威作福，有底层人民对权力的无限渴望;更有叶弥对弄权者丑恶嘴脸的揭露，对“文革”时期政治权利的调侃，以及对饱受“文革”政治权利摧残而导致的人性扭曲的同情。叶弥近似冷酷的视角，呈现她记忆中“文革”的残酷;又以亲切的温情口吻，表述对政治权利下人性扭曲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叶弥既高高在上的俯瞰“文革”这一特殊历史舞台上上演的荒谬故事，又以饱含温情的目光，亲近身处故事中的人们。首先，叶弥执意于冷静的揭示政治这台国家大机器的残酷和荒谬。叶弥平静的构造故事的发展脉络，冷静隐晦的交代时代背景，冷酷的刻画政治权利迫害下人性的挣扎，又以戏谑调侃的口吻讲述特殊年代小人物的生活轨迹。其次，她以讽刺的笔触表达对权利追随者的鄙视。叶弥用似鲁迅先生的宽广胸襟和冷冷的眼神，来关注和俯视中国群民对于权力的恐惧和渴望，她以自己冷酷而温情的笔触呈现了政治、权利的荒谬和压迫。
注释：
[1]叶弥：《美哉少年》，《长篇小说选刊》，2006年第4期。
[2]叶弥：《混沌年代》，河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3]叶弥：《混沌年代》，河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4]叶弥：《粉红手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5]叶弥：《粉红手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6]叶弥：《去吧，变成紫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7]叶弥：《天鹅绒》，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8]叶弥：《天鹅绒》，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