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有很多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物理外观，就是冒出了更多的城市，涌现了更多地标性的建筑和高楼大厦，也建成了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来支撑高密度的经济活动。但是，城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制度方面的，涉及到行为规则，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制度安排。
　　对于追赶型的后发国家的城镇化而言。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镇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就是城镇化。至于自由及其权利的发育，反而被放到一边去了。
　　我们不妨重温工业化的经验，看看可以得到什么教益。工业化的物理外观，看在后发国家眼里格外耀眼。因为看到古老的中国被“船坚炮利”打醒，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资源集中起来抓工业化。“大跃进”其实就是冲着炼钢去的。出发点没有错，但结果事与愿违。问题在哪里呢？炼钢要好多要素的供给。以行政力量“以钢为纲”，以为抓住了钢，其他自动带上来，其实做不到。用行政命令协调其间无数复杂的比例关系，信息成本太高，微观激励严重不足。大跃进的失败，从根本上就败在这个地方。
　　国家工业化后来又搞了多少规划和布局？成功的也有，两弹一星、国防建设是起来了。但整体而言，资源的动员强度很大，利用效率不高。计划布局还搞了很多定点工厂，不过看来看去，后来有市场竞争力的不多。以家电为例，海尔、美的都不是当年轻工业部的重点布局。当年国家定点的是万宝，设计规模可覆盖整个华南六省。当时以为有了这个厂，就不需要再重复建别的了。但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没解决，企业家的作用不考虑，布了局，也耗费了不少国家人才的心血，最后站得住脚的却不多。
　　这类例证很多，说明不注意适当的制度安排，包括企业体制、市场竞争和人力资本，仅用行政手段追工业化的物理外观，绩效不理想。
　　国家工业化后来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再工业化”过程。其中，民营的因素起来了，市场的作用得以发挥。原先也没有都白干，无非就是改制、重组，过去的资产和工人可以流动，形成新的工业能力。原来只有国家办工业，后来民间也可以办，私人可以办。更多是股份制公司办，这才有“世界工厂”。
　　城镇化比工业化复杂。比较起来，一个工业项目定错了，一个厂子建错了，比起城市布局、投资和建设的出错，太“小巫见大巫”了。
　　要承认，城市出错的迹象，现在已经不少。一个大类别是人口特别愿意去的地方，经济聚得起来的城市，投资不足、设施不足、承载力不足。反过来，有不少地方，路修得宽宽的，楼盖得高高的，新城远远的，就是没人气。这是很严重的两不经济。何以至此？细究下去。还是现有的城镇管理是高度的行政化，从城市设立、土地获得、建设规划、福利标准，全部靠行政审批。
　　行政主导的城镇化，重城镇化的物理外观，轻权利的制度安排。80年代中期允许农民进城镇务工经商，开启了新一轮城镇化。问题是农民流动打工的自由，没有发展成更普遍、更配套的权利。落户不行，看病报销不行，子女上学不行。为什么不行？追问下去是我们的财税体制。从根本上就以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
　　一个人不是本地居民，本地财政就没有管他的那一套。政府管不了，流动人口只能靠自己管，“市场化”解决。但这个市场化，也只是打工的劳力资产市场化了，老家的土地房屋，却不能流转起来，不能盘活。“再工业化”有一条经验，就是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里，大手增加民办的元素、增加市场的元素。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增加民办的元素、市场的元素？
　　展望未来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城镇化还大有作为。但是，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也教育我们，如何为之，更为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怎样避免重蹈过去重物理外观、轻权利制度安排的覆辙，值得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