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勾勒出一个时间表，他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他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他发动群众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支持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8月18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且佩戴“红卫兵”袖章。望着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破四旧”活动，整个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党内外人士对此很不理解。可是，毛泽东却坚持认为，这正是他所设想的群众性的大风暴，放任这种风暴发展，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这样，红卫兵运动有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步骤时，他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内形势已是云谲波诡，每况愈下。毛泽东开始着急了，他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再持续下去。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以使运动纳入他所预期的轨道。他预计，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头绪。但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局势的发展便难以预料，各地派性武斗逐步升级，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毛泽东不无担忧，但同时他又十分乐观。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只需三年时间。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9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实际上是以公开的方式，传达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换句话说，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九大”时，已经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扫尾”工作了。
　　中央文革小组在送呈的报告中说：“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当即批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他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央文革在草拟的国庆标语中有这样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那么应运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完结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
　　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在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他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切，毛泽东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
　　可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批林整风”，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并且开始中美两国的高级会谈，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在正常恢复中。这些应该说都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准备。1973年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又被毛泽东重新恢复工作，委以重任。这无疑也是一个信号，“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这年6月，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访华时问毛泽东：“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他不愿意党和国家总是生活在动乱之中，但是，他又不允许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5年1月，周恩来的病情日见严重，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整顿之初，毛泽东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后再通过整顿，恢复秩序和建设，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回忆：“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邓小平）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泽东生前终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政治悲剧之所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朝阳又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