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地理文化以大河大陆型为主构，其中如贯通北干之黄河、南干之长江、中干之淮河等，既是属于自然地理的河域，也因孕育农耕文明而呈现出人文意义。而围绕主干的支流，如黄河派生的渭水、汾水、伊水、洛水等，更是先民的文明渊薮。对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以黄河流域为例，认为“每一支流之两岸和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摇篮”，这样的区域古称“汭”（类似今之“三角洲”），所谓“渭汭”“洛汭”等。河畔风光，正是人们丰饶而美好的栖息之地。然而与自然流域不同的是，中国有条人工开凿的河流，从早期的邗沟、汴河等区域性河流，到通贯南北水道至元朝始称为“大运河”，则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奇迹，书写了一首千年吟诵的东方神曲。
　　对运河的评价，有政治的、经济的、工程的、文化的，也有将其视为一历史影像或现实功用做文学化的描绘，如诗人的讽颂，就伴随着这条河道绵延不绝，纵横流韵。当我读到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颇有发蒙震聩之感。其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首小诗的开篇用“隋亡”二字，叙述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隋炀帝杨广开凿运河为“下扬州”赏景，奢侈纵欲，导致亡国。这可对照杨广自己写的《泛龙舟》诗中所言“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但皮日休诗的第二句“至今”与“通波”则喻示了运河关乎国计民生的功用，所以该诗的三四句用两扇法展开，即从反面寓“水殿龙舟”的奢侈教训，又从正面赞颂开凿运河比大禹治水功勋（“论功”）还大的磅礴伟力。诚如刘禹锡《金陵怀古》诗所言说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自然山川如此，更何况人工构建的这条流淌千年的运河？人的力量在大自然的生态中博弈，而与这道运河的水脉共同流通千年的文脉，同样彰显了“人事”的作用而熠熠生辉。
　　于是反思自元代以来这条人工“通波”用“大运”命名，有别于自然河流的黄河、长江，其因“人”而彰“文”，实际上内涵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精神。
　　我们先说“大”。古人说“大道之行”，“有容乃大”，“大”具有空间的意识，特别是地域与文化的“大一统”，又内涵传统、正统之意。而之所以能“统”，又在于生“势”而明“德”，构成“统·势·德”的体式。在《春秋经》中，开篇即谓：“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释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引王吉语也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贯也。”何谓“六合同风”？何以“九州共贯”？这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态势，其中又有着四大文化内涵的构成。
　　其一，统一之道。“一”是种形态，“治”是其根本，“和”是其格局。例如班固在《西都赋》中歌颂当时的礼乐政治，倡言汉统、汉势、汉德，描绘的是一种“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的美好向往。试想，当中土大地南北政治分裂时，这通贯南北的运河同样也因断裂而失去了意义，如何“画一”而“乐和”？南宋诗人杨万里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奉命出使金国，途经宋、金边界的淮河，感成四绝句，第一首就说“人到淮河意不佳”，因为“中流以北是天涯”，于是在第二首诗中反问道：“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怨”分裂，故“赞”统一，这种统一又包括军事、政治与文化，古人所称颂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保民而王，莫之能御”，是一种上上选择。因为和谐社会，也是德教文化的一种境界。
　　其二，德教之则。我国古代倡导礼乐文化，《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语：“礼、乐，德之则也。”又《周官·地官·大司徒》倡“十二教”，就包括“慎德”与“兴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运河的“兴功”也在“慎德”。这种德教文化在《礼记·大学篇》有了系统的阐发，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为本，“亲民”为用。由此开解，形成朱熹所赞美的“八条目”，就是该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德教之“用”，“独特性”与“共同体”的意识，已寓含其间。
　　其三，治乱之鉴。其实，宋、元以降“大运河”称谓的出现，既是一种统一文化中心意识的展开，也是对文化盛景（如汉、唐盛世）的追慕。换言之，清平之世，运河的修饰与利用，是一种美丽与康泰;浊乱之世，运河的颓败与灾害，自然使人联想到“水殿龙舟”的过往教训。“兴亡”之感，油然而生，历代诗文于此表述甚多。例如张萱《迷楼怀古》诗云：“春风烂熳春日然，不及迷楼春更妍。但愿朱颜倾一国，却忘玉树怨当年。……古来成败皆如此，朝霜秋叶东流水。”美景与伤怀的反差，是“兴”与“亡”的赞美与悲歌。又如王守仁《太白楼赋》描写登楼鸟瞰大运河流波，引发的却是历代兴亡的记忆：“昔夏桀之颠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汤之立贤兮，乃登庸而伐夏。……当天宝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谗。恶来妹喜其猖獗兮，众皆狐媚以贪婪。”其复云“亦初心之无他兮，故虽悔而弗摧”，其于兴亡教训中又振发出某种期盼与信心。
　　其四，民生之计。所谓“民为邦本”“视民知治”“当于民监”，皆先贤强调民生的言说。如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孟子说“民为贵”，顾炎武说“利不在官而在民”，亦治国理政之良言。这也攫住了兴亡的关键，即“民生”问题。于是对大运河的思考，也不在于其河流的大与小，而在于其为民所用之功绩的小与大。对此，不妨引《孟子·梁惠王下》有关“文王之囿”的说法：“齐宣王问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日：‘于传有之。’日：‘若是其大乎？’日：‘民犹以为小也。’日：‘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齐宣王的苑囿“方四十里”，百姓以为“大”，周文王的苑囿“方七十里”，百姓以为“小”，焦点在是否“与民同之”。犹如大运河，如仅供帝王独享，又有何用？如民乐其间，用其利而赞其美，所获之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自不言而喻。傅若金《直沽口》诗云：“运漕通诸岛，深流会两河。鸟依沙树少，鱼傍海潮多。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处久，一半解吴歌。”春秋运通，民生祥和，运河自然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 　　再说“运”。“运”具有时间的意识，使作为空间形象的大运河在长时段的流动中，成了内河运输带、城镇发展带、家园情感带、中外交流带。而由水脉看文脉，同样内涵着运祚，包括家运与国运，乃至中华文化的命运。有关“运”字，许慎《说文解字》云：“运，迻（移）徙也。”考察其源，《尚书·大禹谟》谓：“帝德广运。”孔传解：“运谓所及其远。”李白《君道曲》延续其义：“大君若天覆，广运无不至。”作为一种象征，运河之广运联系文脉之广运，从学理的意义来看，又与我国古代重伦理的儒家和重自然的道家之思想紧密关联。
　　例如道家谈到“运”，重在自然，其经典文献是《庄子》的《天运篇》。其开篇即谓：“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郭象注云：“不争而自代谢。”又，该篇举例“北门成问于黄帝日”一段文字，其所问者是“乐”，黄帝的回答是：“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其所谓“人事”“天理”“自然”，构成庄子对“乐”用的思维链，而大运河顺应自然的开发与保护，正与此“运”之理相契合。
　　又如儒家谈到“运”，重在伦理，其经典文献是《礼记》的《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就是由“小康”而进于“大同”的理想。其“天下为公”，正是不拘于己的命运共同，而大运河在不拘于一条河流的意义上，从地理融通、水系联通、南北交通，到国际贯通，成就了经纬中国、运通华夏的历史与现实的广“运”，这才是其天道伦理的价值所在。
　　天运与礼运，明示的是《易传》所谓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之德，使大运河的水脉与文脉生生不息，奔腾往前。
　　大运河之美，在开凿的力量，谱写了一首东方的史诗。孙光宪《河传》的上半阕写道“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或有历史的嘲讽，但继写之“柳如丝，偎倚渌波春水，长淮风不起”，以及下阕的“团荷闪闪，珠倾露点。木兰舟上，何处吴娃越艳”，“烟波隔，渺渺湖光白”，“斜晖，远汀鸂鶒飞”的情景，却多有身历其境的视觉美。而在金君卿《汴渠》诗中，这种情怀又有另一番表现。如谓“洪河贯中州，随汴凿支流。滔滔万里来，禹浪东南浮。粮道所由济，日逝千斯舟”，讴歌其创造之力，何等壮观;而“嗟哉隋皇帝，祸起江都游。先身不先民，及乐不及忧”的批评，又表现了忧乐于民的情思;所以他认为“胡为得民力，举锸成巨沟。后来蒙其利，厥功固难酬”，于民利，于民功，思考良深。归有光《水利论》认为“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我们读宋人陈师道的《汲水新渠记》，其记述绍兴三年当地县令张悖治河之功，所谓“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为大渠，合于东河，以导滞而缓溺，于是富者出财，壮者出力，日劝旬劳，既月而成”，故赞美“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通，以成其名”，以及“渠之兴作有迹，其效在今”的官守作为与当代勋业，也缘自“民利”之由。赵孟頫《吕梁神庙记》记述元朝治大运河之功，即“有元混一天下，凡东南贡赋之输，皆引道至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万艘”，其景其义，不乏壮美。清人吴伟业观看运河中商货船只往来，有“鳞甲往来中，灵奇夺禹功”（《南旺谒分水龙王祠》）的喟叹，亦肺腑之言。
　　大运河之美，在水利功能，而成运通南北之效。许棠《汴河十二韵》记述云：“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直断平芜色，横分积石流。所思千里便，岂计万方忧。”论汴河通南北之运，有便利，有忧虑。再读乾隆《堤上偶成》诗，其云“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又看到了一个太平皇帝的从容与心态。作为文臣，姚鼐在《圣驾南巡赋》中描绘，如“晴日丽乎平皋，流帆扬而照耀。俯龙虎之盘蟠，招奔趋而缭绕。越江、汉而超五湖，东以介乎海峤”;“皇甄治之有岩，吏慎防乎封界，戢岛夷之肆心，安商舶之失戒”，其于颂德中也不乏风光气象与水运利功。历代诗人对运河之水利，视角不同，心态或异，如杜牧诗“樯形栉栉斜，浪态迤迤好”（《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的感怀，宋庠诗“控淮引海无穷利，枉是滔滔本浊流”（《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的抒发，杨万里诗“忽然三板两板开，惊雷一声飞雪堆。众船遏水水不去，船底怒涛跳出来”（《过奔牛闸》）的行河之壮观，李东阳诗“千年国计须民力……万方无处不尧仁”（《天津八景·吴粳万艘》）的讴歌，无不旨归于“古者治水”“斯河之重”“克兴事功，未有不由斯道”（杨士奇：《通济河碑记》）的治河功劳与政通人和的善举。
　　大运河之美，在自然生态，犹如那春江花月的景观。触景生情，故诗人每于观景间而寄发情思。如宋人周密《高阳台·送陈君衡被召》词云：“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陇云飞。投老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柳，雁已还，人未南归。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其因“东风渐绿”引发的相思，书写了运河边的一段情怀。清人郑板桥写有《扬州》组诗，亦多运河两岸风光，其中一首写道：“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干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词人久已伤头白，酒暖香温倍悄然。”游弋水间，观赏堤岸，虽有悄然伤感，尤多风流润泽。
　　大运河之美，蕴含人文，建构的是千年文脉的传统。在这里，有乱世的伤情，如鲍照《芜城赋》中刻画的“泽葵依井，荒葛舀涂。坛罗虺蜮，阶斗唐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暴藏虎，乳血飧肤。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寒草前衰”的荒废与颓唐，而产生“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的无奈与责难，但在这种苦涩中，寄寓的却是作者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也有宏大的气象，如宋之问《夜渡吴松江怀古》所写的“棹发鱼龙气，舟冲鸿雁蕈。寒潮顿觉满，暗浦稍将分。气赤海生日，光清湖起云”，运通海域的壮丽，尽在眼前。或有通过观景引发历史沉思，如周邦彦《青房并蒂莲·维扬怀古》的描写：“醉凝眸。正楚天秋晚，远岸云收。草绿莲红，浅映小汀洲。芰荷香里鸳鸯浦，恨菱歌惊起眠鸥。望去帆，一派湖光，棹声咿哑橹声柔。”轻荡声柔的水波与秋晚的汀洲，构成视觉与听觉的融织，传递着温馨的记忆，引发了诗人心灵的脉动。 　　大运河之美，在治理之功，造福于民才堪称上善若水。古人以文表功，有笼统之论，也有具体之行。如欧阳修《送朱职方表臣提举运盐》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钛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臣请通其流，为国扫泥滓。金钱归俯藏，滋味饱阊里。利害难先言，岁月可较比”，可谓理政治河的诗化言说。又如陆游《常州·牛闸记》提出“今天子忧勤恭俭以抚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时，齐、鲁、燕、晋、秦、雍之地，且尽归版图，则龙舟仗卫，复沂、淮、汴，以还故都，百司庶府，熊罴貔虎之师，翼卫以从，戈旗蔽天，舳舻相衔，然后知此闸之功，与赵侯为国长虑远图之意，不特为一时便利而已”，则是落实到具体人（赵侯）与具体事（建闸）的彰表记述。对此治河大计，古代帝王也不敢苛且，如明太祖朱元璋《四渎潦水赋》云：“昔襄陵而怀山，神禹凿而民歌。已而滔滔东注，非海潮而他何？三门峻急，吕梁旋涡，巫山莫止，来源沙陀。溉荆楚，被菉荷。瘳久疾，起沉痫，均沾万物，特盛时禾。……便商舟之络绎，善官站之走舸。”清代康熙帝玄烨《亲阅运河堤》诗云：“物理常求治，朝堂亦自安。运堤久未整，岸堰最宜完。夹道黎民悅，沿河老幼欢。”其中颇有治河的思虑和与民同乐的情怀。至于方苞《筑子婴堤记》以散文的形式讴歌张姓地方官的筑堤之功，所谓“吏视其官如传舍，川浍田畴不治，灾患不谋，则土利多废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于民之急其私如张侯者，不可没也”;孙蕙《浚河行》以诗歌的形式赞美治河的历史与现实，所谓“元人海运创伯颜，引汶绝济诚哉艰。明初海运旋亦废，会通始筑河淮间。……一夜荒城走万人，两月之工六日毕。安宜水涝原苦辛，力役谁复嗟劳人。犹幸三代直道存吾民”，水善在功善，善功乃善德。
　　大运河之美，在渊久的传承，使其文脉万古流芳。大运河由北而南，绵延多个省境，历代文士以温润芳菲之笔或描绘或讴赞，往往也集中于某水某景，呈现方域美境。如葛澧《钱塘赋》“若江流之浩荡，尽目力而渺淼。……涌激澎湃，浩禚混灌。浴日之波，浮天之浪。沸腾回复，其高数丈。……又如白练扬空，随狂飙而舒卷。……乘风破浪，以济以涉。自西自东，或南或北，轻飘楗橹，朝吴暮越”，此描写浙江之水，气象万千;又如黄达《洪泽湖赋》“伊河流之交汇，惟淮北之名邦。巨浪淙淙而层迭，奔涛滚滚以舂撞。吞吐烟云，混长空兮一色;纳藏灵怪，呈百变以难降。润万顷之陂田，赋成三楚;跨数州之城郭，壤接两江”，则描写江苏之水，瑰丽神奇。当然，传统的力量还在于思想的高度，人们颂美运河，视事度情，而兼有讽颂。如梅尧臣《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其一“汴之水，分于河，黄流浊浊激春波。昨日初观水东下，干人走喜兮万人歌。歌谓何？大船来兮小船过。百货将集玉都那，君则扬聆兮以钆刑科”，以颂河运之利;权德舆《广陵诗》“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凑，五达如砥平。……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喷玉光照地，颦蛾价倾城”，又兼取讽谏之义。观其讽颂的标准，又在以民利为本的传统。如张羽《纪行诗》其五《邗沟》“陆通梁宋郊，水漕荆吴舟。渠成万世利，虑始难为谋。至今南北交，此土为名州。飞阁跨通波，张幄如云浮”;王安石《和吴御史汴渠诗》“郑国欲弊秦，渠成秦富强。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长。维汴亦如此，浚源在淫荒。归作万世利，谁能弛其防”，两首诗不约而同地提出“万世利”，这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大运河的话题是永恒的，也是变动的，由古开新，无不赋予时代的精神。在现当代文学中，诗人臧克家有首《运河》诗，他说“我立脚在这古城的一列残堞上，打量着绀黄的你这一段腰身，夕阳这时候来得正好，用一万只柔手揽住了波心”，又说“怪的是，杨广一个泥土的人，怎会神心一闪，闪出了这人间的一道天河”。美妙的想象与神奇的话语，给人以推陈出新的感觉。汪曾祺写了篇散文《我的家乡》，他说：“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劈劈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它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有的就叼了一条鳜鱼上来。”细腻的描述呈现的美好记忆，使运河也变得灵动了。当年朱自清站在运河岸边，目送往来的烧汽油的机动船，写下了《航船中的文明》这篇文章。在文中他说：“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诗人兴会，因物质而精神，自然逸迈前贤，时出新意。而今我们又越过了20世纪的年轮，正在21世纪的新时代大路上阔步向前，国家大运河公园的建造，是人民的乐园，谱写的必将是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作者：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中国辞赋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兼任洛阳辞赋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赋学》主编、《辞赋》编委会主任、《中华辞赋》顾司。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化史论纲》《老子讲读》《汉代文学思想史》《赋学：制度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等30余种。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