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停自行车、刷门卡、推开清华大学明斋的楼门，阎学通快步疾走，直上三楼的办公室。遇到打招呼的师生，他会一一回应，但全程脚步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阎学通一身深色夹克、白衬衫、黑西裤，脚上一双黑色运动鞋。当《中国新闻周刊》提出先拍照，他随即回到办公室，不出两分钟，就打好领带，换上西装外套。拍照进行了约三分钟，有着极强时间观念的他开始催促，“差不多了吧”，但还是配合完成整个拍摄过程。
除了外出，在清华这栋建于民国时期的三层红砖小楼里，阎学通每周工作六天半，早上8点前到，晚上6点后离开。唯一的例外是周日下午，这是他陪家人的时间。他的早饭中饭都在食堂解决，晚饭一般在家吃。他的家安在校内公寓，从明斋骑车过去约十分钟。如果到了饭点他还没有到家，夫人会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催他。
阎学通2000年来清华大学时，这所中国顶级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几乎处于零的状态。从零开始，到现在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清华学派”，阎学通很是欣慰。
自2004年起，他开始研究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并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道义观相结合，创立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用来解释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现象和大国崛起的成败。
“清华路径”
在国际关系学界，清华学派也称“清华路径”。
阎学通将科学实证研究这一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研究路径引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继而又开创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一深深打上“清华学派”标签的研究路径。
2015年10月，阎学通出版了他的专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全面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对此，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
“‘政治决定论’是把政治领导作为最重要自变量的理论，它是一个‘二元论’的理论，强调实力和政治领导都起作用。实力决定国家的基本利益，领导者决定用什么策略实现国家利益。”阎学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下午，阎学通担任主编的《国际政治科学》和全英文版的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政治科学·中国刊》）编辑部会一起开会，讨论两本杂志的编辑事务。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唯一进入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也是除美国杂志之外在亚太地区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杂志。
这个会同時也是阎学通与门下弟子的师生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所带过的在京的博士生，不论在校还是毕业的，都会前来参会，交流最近的思考和学术成果。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弟子如果刚好在北京出差，也多会赶来。
“作为导师，阎学通有两个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一个是他对于研究方向的把握很准，再有一个就是对学生很关照。”曾师从阎学通的2002级博士生孙学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70后的孙学峰已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也开始指导博士生。
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一书，被认为是介绍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入门教材，阎学通、孙学峰是联合作者。“好像就是从我这儿开始，阎老师和每个博士生都合作写专著，而不是一般的论文。”孙学峰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这本书的第一版他参与不多，但阎学通还是给他署了名。这本书在业内受到很大肯定，对当时不到30岁的他有了“莫大的帮助”。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2010年，孙学峰与阎学通合编了《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案例选编》（合编）。这次，孙学峰成了第一作者，阎学通只做了少量的修改。对于孙学峰来说，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肯定和鼓励。
在生活上，考虑到很多博士生需要养家，阎学通也会给他们创造工作机会，如做研究助理，当助教，还推荐一些讲课的机会。“现在的话，每个博士生一个月怎么也有个两三千块钱的收入，给学生一个保底。”孙学峰介绍。
但阎学通希望学生不要过多地考虑收入，而应专注于学业，论文早通过早毕业，尽快提高学术水平，这样从长远更有利。
阎学通乐于与学生分享、交流。受他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老师常在办公室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研究院专门腾出了两间学习活动室供学生使用，以方便师生间的交流。有时候老师们在走廊里聊天，学生也会凑过去听。
给学生上课，在阎学通看来是一种享受。他在清华开设了一门《国际关系分析》选修课，课容量为600人，次次爆满。此外，他还给研究生上《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和现代外交》。刚开始没有教材，都是他自编的，有的教材已是第三版，多数已再版过一次。有学生在校园社交网站上总结了在清华必须做的10件事，其中就包括“上阎学通老师的课”。虽然他现在社会活动很多，但对他而言，上课的重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是排好的课程，别的活动都得让路。
阎学通从不点名，但对迟到“零容忍”。在他的课堂上，上课时间一到，就会关门。学生敲门进来，他会要求说明原因，没有充分理由的话，他就暂停讲课，直到迟到的学生离开，教室门重新关上。
“这样几回，学生就没有敢迟到的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任研究助理的王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被“上山下乡”运动改变
1952年，阎学通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父亲是一名会计，后来成为天津第一机床厂总会计师，母亲则是河北大学的俄语老师。
用阎学通女儿的话说，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是“good citizen”（好公民），不管谁当政，都不敢说一个不字，但诬陷打击别人、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事，也绝不会做的。 父母给阎学通带来的最大正面影响是“正直”，负面影响则是“特别懦弱，逆来顺受，从来不敢反抗”。每次一来运动，家里就吓得不行，什么都不敢说，连穿身好衣服都不敢。
“这对少年时期的我影响特别大。上山下乡之前，我是那种特别听话的好孩子。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敢干什么出格的事情。” 阎学通说。
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彻底改变了阎学通。
“我是1969年5月19日到的黑龙江。”时隔将近半个世纪，阎学通对这个日子依然能脱口而出。
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5师2营13连，在那待了7年，后来去泰来农场待了两年。
阎学通走路速度一直特别快，除了因为急性子，还因为兵团时期多年的体力劳动。割稻子、麦子、打谷，都要拼速度、抢时间。
在建设兵团，男孩都得会打架。如果不敢打架，就会被人怀疑是有问题的，或者被认为是“出身不好”的右派子女，所以一些极左的人打人是往死里打。而因为出身不好，阎学通在打架中却不敢往前冲。
1974年，当时担任兵团副连长的阎学通全票通过，有望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指导员出于嫉妒，设法将他拉了下来。
1977年，高考恢复，他终于等来了走出黑土地的机会。
1977年10月，农场突然接到通知说，国家宣布12月份要进行高考。阎学通初中没毕业就下乡，基本上什么都不会，只能突击。好在受在大学教外语的妈妈的影响，他有一点外语基础。
当时，学外语非常危险，被人发现了就有“特嫌”（特务嫌疑）。他只能躲进草垛，偷偷地学习，倒是怎么看怎么像“特嫌”。
由于感觉基础不牢，他没敢报考北京和家乡天津的知名大学，而是报了黑龙江大学，最终被该校英语系录取。
在黑龙江大学的四年里，他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和班长。他说，自己并不想干，“不愿意做这种事务性的事情，耽误时间，还得罪人”，但没办法，因为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党员。
他自称从来没当过大官儿，只做过基层的组织工作，而且一般都跟领导搞不好关系。“容易得到群众支持，但领导不喜欢，一辈子都这样。”
有一次，班上一个同学在食堂跟炊事员闹矛盾打起来了，炊事员不让他吃饭。阎学通只好冒着挨打的风险去找对方交涉，交涉未果，他又去找学校后勤处处长。最后炊事员道了歉。他当时已经想好了，如果后勤处处长不解决，就去找校长，再不行就组织学生罢课。“因为学校就一个食堂，只能去那吃饭，总不能让同学没有饭吃。”在他看来，对下属承担责任，而不是对上面负责，是个立场问题。
在大学期间，阎学通还有一个对他一生格外重要的收获，那就是跟同学李佩芝相识相爱了。大学毕业后，两人结了婚。婚后李佩芝相夫教子，一直是他诸多著作、文稿的第一读者，也是校对之一。两人相濡以沫，直到如今“青丝已成华发”。
1982年，阎学通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的中直机关，要被派去香港做接待性工作。他向单位提出，希望能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机关的研究院都是右派才去的，政治好的人不会去研究院，但我说：没事，我去。”
于是，他被分配到了当时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我也不知道我想做哪方面的研究，什么都不会，所以表示分配让我研究什么都行。领导说，要不你去研究非洲吧，我说行。”阎学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对于现在的毕业生来说，大家肯定知道什么领域比较热，比如研究美国。但当时，我不知道研究非洲和研究美国有什么区别，就被分配去研究非洲了。”
自此，阎学通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生涯。此时的他，再也不是下乡前懦弱听话的少年，而变成了一个勇于开拓的年轻学者。
在伯克利打下学术基础
一年后，阎学通考上了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又回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
1987年，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非洲。
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赞比亚问题的文章拿给导师看，结果导师只花几秒钟扫了几眼，就让他重写。他没敢明确表示抗拒，但导师还是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困惑和不满，便问他是否看了一本书。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导师告诉他，这篇文章的注释里没有提到一本书，而那本书无异于研究赞比亚问题的“圣经”。既然连那本书都没看，文章是不可能写好的。
閻学通心服了，他记住了导师的这个方法，等到他后来带研究生时也经常用。
“方法论、统计分析，我都是在伯克利的时候学的。在美国的学术训练，让我从一无所知到知道什么叫知识、什么是科学。”阎学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刚到美国不久，他中国的硕士导师问他在美国读书和中国读书的差别。“我觉得就一个区别，在美国上学，老师只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对的，至于什么是对的，需要学生自己判断。”而在中国刚好相反，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却不告诉你其他的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
“这并不是真正的知识。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阎学通突然切换到了老师的角色，反问记者。但他马上又自己解释了起来：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一种理论是对的，但你一旦开始验证，你会发现很多理论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伯克利的5年，阎学通还受到了一项训练。那就是，使用引言只能起到介绍其思想和观点的作用，而不能证明观点的正确。“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名人、大学者说的话，都不能作为对与错的判断依据。”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一个观点、理论或者政策的正确与否。这才是实证的科学方法。
在阎学通看来，在美的5年学术训练，对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当年的学术训练，绝对没有今天的学术成果。”
1992年，他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拿到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而选择回国的，阎学通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栋房子、几辆车、几个孩子，周末修房子、剪草坪，这些不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
此外，沉心于学术研究的他不爱做家务。虽然刚回国时月工资才370元，但人工便宜，小时工一小时才1.5元，他不用自己洗衣服。但在美国，小时工是雇不起的，得自己干活。
争议中的学者
1997年，阎学通的首部学术著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300余页，在学术著作中并不算厚，但分量却不轻。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专著，也将之前被忽视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该书在效用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量化衡量国家利益提供了依据，并且提出了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而且，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衡量国家利益，也可以用于衡量企业和个人的利益。
书甫一出版，就在圈内掀起了一股热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等一众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大腕都写过学术评论文章。很多人由此知道了阎学通。
自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来，尤其是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阎学通称得上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最富有争议也饱受质疑的一位。
他率先在学界强调“中国崛起”，主张中国放弃不结盟政策，提出中美“两极化”的主张。这些与官方外交主基调并不完全吻合的观点，时常在业内和民众中引起激烈争论。
2016年7月16日至17日，第五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举行。由于3天前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请的南海仲裁案的结果才宣布，这个中国唯一的高级别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对此，作为论坛秘书长的阎学通表示：“我们不怕有分歧，但是我们不故意制造冲突。”
该论坛创建于2012年，主席为原国务委员唐家璇。从2010年提出申办到最后获批，一共花了20个月的时间。
之前中国不允许在境内组织关于国际安全的国际会议，只开放一些关于经济和非安全、非政治的国际会议。就在第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始前20天，国内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花钱把人请到家里来骂咱们”。
而阎学通的看法是，中国特别需要一个国际安全论坛，“非得到家里讨论安全问题不行”。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遇到的问题。当时日本被称为“经济动物”，只认钱，不承担任何国际安全责任，被世界认为是“不道德的国家”。如果中国被认为是第二个“经济动物”，会影响我们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崛起的整体国际环境不利。
阎学通认为自己不是政府智囊。“在中国，你要解释政府政策是什么，才被人认为是智囊。为什么多数人不愿意批评外交部，因为很多人是政府智囊，主意是他出的。而我不是政府的智囊，如果我认为政府的政策是有缺陷的，我就可以批评。”
在阎学通看来，论证政策正确、为其宣传不是学者的工作。“我觉得好多人搞不清楚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的关系，起到了宣传的作用。我不认为这不应该，但显然学者的工作不是去进行宣传。”他说，学者的工作应是验证政策是否科学。如果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提出来，并提供改进意见。
对于批评官方，阎学通有一个基本的度：出发点是为这个国家好。批评和建议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能为社会和公众带来益处。
阎学通被外界称为“鹰派”“民族主义者”或“新保守主义者”，对此他认为，“鹰派”是个带贬义的词，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种观点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是对这个国家有益的”。
阎学通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中不多见的敢于明确预测的人。
2015年6月，中美间因为南海问题关系紧张。阎学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美在当年9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可能不会出现大的摩擦，但之后可能会出现新的、程度比较严重的冲突。而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一书中，他更是对诸如英国脱欧、中美结构性矛盾、金砖国家不能群体崛起等全球战略性热点问题作出了预测。书中写到，中美到2023年可能形成两极格局。
他认为，很多人之所以不敢预测，总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预测的工具和方法。尤其是，国际事务和天气预报不同，数据不可能像天气信息那样透明，各国都有很多信息是保密的，这更加大了预测的难度。
因为率先将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引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和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等，阎学通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等国际关系学者一起，被视为业内的“现象级人物”。
这批“塔尖上的学者”，都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都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在公共政策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同时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阎学通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孙学峰感慨，这种创新动力，保持三五年容易，但几十年了，这种动力在阎学通身上一直都在。
阎学通自己认为，“50后”的人就算还有一些影响，“也是强弩之末了”。人的创新能力、体力、反应能力、知识结构都会渐渐退化，70后才是下一代的主力。
他說，文化大革命中，有大批的中青年学者跟着极左路线走，写了大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国际关系学界今天仍然要警惕这样的倾向。他希望青年学者心里切记，有一种事学者绝对不能做，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去写论证“亩产可以上万斤”之类的文章。
“中国崛起最大的国内挑战是极左思潮。”近年来，在多个场合，阎学通一次又一次地强调。
阎学通一身深色夹克、白衬衫、黑西裤，脚上一双黑色运动鞋。当《中国新闻周刊》提出先拍照，他随即回到办公室，不出两分钟，就打好领带，换上西装外套。拍照进行了约三分钟，有着极强时间观念的他开始催促，“差不多了吧”，但还是配合完成整个拍摄过程。
除了外出，在清华这栋建于民国时期的三层红砖小楼里，阎学通每周工作六天半，早上8点前到，晚上6点后离开。唯一的例外是周日下午，这是他陪家人的时间。他的早饭中饭都在食堂解决，晚饭一般在家吃。他的家安在校内公寓，从明斋骑车过去约十分钟。如果到了饭点他还没有到家，夫人会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催他。
阎学通2000年来清华大学时，这所中国顶级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几乎处于零的状态。从零开始，到现在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清华学派”，阎学通很是欣慰。
自2004年起，他开始研究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并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道义观相结合，创立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用来解释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现象和大国崛起的成败。
“清华路径”
在国际关系学界，清华学派也称“清华路径”。
阎学通将科学实证研究这一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研究路径引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继而又开创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一深深打上“清华学派”标签的研究路径。
2015年10月，阎学通出版了他的专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全面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对此，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
“‘政治决定论’是把政治领导作为最重要自变量的理论，它是一个‘二元论’的理论，强调实力和政治领导都起作用。实力决定国家的基本利益，领导者决定用什么策略实现国家利益。”阎学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下午，阎学通担任主编的《国际政治科学》和全英文版的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政治科学·中国刊》）编辑部会一起开会，讨论两本杂志的编辑事务。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唯一进入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也是除美国杂志之外在亚太地区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杂志。
这个会同時也是阎学通与门下弟子的师生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所带过的在京的博士生，不论在校还是毕业的，都会前来参会，交流最近的思考和学术成果。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弟子如果刚好在北京出差，也多会赶来。
“作为导师，阎学通有两个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一个是他对于研究方向的把握很准，再有一个就是对学生很关照。”曾师从阎学通的2002级博士生孙学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70后的孙学峰已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教授，也开始指导博士生。
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一书，被认为是介绍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入门教材，阎学通、孙学峰是联合作者。“好像就是从我这儿开始，阎老师和每个博士生都合作写专著，而不是一般的论文。”孙学峰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这本书的第一版他参与不多，但阎学通还是给他署了名。这本书在业内受到很大肯定，对当时不到30岁的他有了“莫大的帮助”。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2010年，孙学峰与阎学通合编了《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案例选编》（合编）。这次，孙学峰成了第一作者，阎学通只做了少量的修改。对于孙学峰来说，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肯定和鼓励。
在生活上，考虑到很多博士生需要养家，阎学通也会给他们创造工作机会，如做研究助理，当助教，还推荐一些讲课的机会。“现在的话，每个博士生一个月怎么也有个两三千块钱的收入，给学生一个保底。”孙学峰介绍。
但阎学通希望学生不要过多地考虑收入，而应专注于学业，论文早通过早毕业，尽快提高学术水平，这样从长远更有利。
阎学通乐于与学生分享、交流。受他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老师常在办公室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研究院专门腾出了两间学习活动室供学生使用，以方便师生间的交流。有时候老师们在走廊里聊天，学生也会凑过去听。
给学生上课，在阎学通看来是一种享受。他在清华开设了一门《国际关系分析》选修课，课容量为600人，次次爆满。此外，他还给研究生上《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和现代外交》。刚开始没有教材，都是他自编的，有的教材已是第三版，多数已再版过一次。有学生在校园社交网站上总结了在清华必须做的10件事，其中就包括“上阎学通老师的课”。虽然他现在社会活动很多，但对他而言，上课的重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是排好的课程，别的活动都得让路。
阎学通从不点名，但对迟到“零容忍”。在他的课堂上，上课时间一到，就会关门。学生敲门进来，他会要求说明原因，没有充分理由的话，他就暂停讲课，直到迟到的学生离开，教室门重新关上。
“这样几回，学生就没有敢迟到的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任研究助理的王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被“上山下乡”运动改变
1952年，阎学通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父亲是一名会计，后来成为天津第一机床厂总会计师，母亲则是河北大学的俄语老师。
用阎学通女儿的话说，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是“good citizen”（好公民），不管谁当政，都不敢说一个不字，但诬陷打击别人、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事，也绝不会做的。 父母给阎学通带来的最大正面影响是“正直”，负面影响则是“特别懦弱，逆来顺受，从来不敢反抗”。每次一来运动，家里就吓得不行，什么都不敢说，连穿身好衣服都不敢。
“这对少年时期的我影响特别大。上山下乡之前，我是那种特别听话的好孩子。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敢干什么出格的事情。” 阎学通说。
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彻底改变了阎学通。
“我是1969年5月19日到的黑龙江。”时隔将近半个世纪，阎学通对这个日子依然能脱口而出。
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5师2营13连，在那待了7年，后来去泰来农场待了两年。
阎学通走路速度一直特别快，除了因为急性子，还因为兵团时期多年的体力劳动。割稻子、麦子、打谷，都要拼速度、抢时间。
在建设兵团，男孩都得会打架。如果不敢打架，就会被人怀疑是有问题的，或者被认为是“出身不好”的右派子女，所以一些极左的人打人是往死里打。而因为出身不好，阎学通在打架中却不敢往前冲。
1974年，当时担任兵团副连长的阎学通全票通过，有望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指导员出于嫉妒，设法将他拉了下来。
1977年，高考恢复，他终于等来了走出黑土地的机会。
1977年10月，农场突然接到通知说，国家宣布12月份要进行高考。阎学通初中没毕业就下乡，基本上什么都不会，只能突击。好在受在大学教外语的妈妈的影响，他有一点外语基础。
当时，学外语非常危险，被人发现了就有“特嫌”（特务嫌疑）。他只能躲进草垛，偷偷地学习，倒是怎么看怎么像“特嫌”。
由于感觉基础不牢，他没敢报考北京和家乡天津的知名大学，而是报了黑龙江大学，最终被该校英语系录取。
在黑龙江大学的四年里，他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和班长。他说，自己并不想干，“不愿意做这种事务性的事情，耽误时间，还得罪人”，但没办法，因为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党员。
他自称从来没当过大官儿，只做过基层的组织工作，而且一般都跟领导搞不好关系。“容易得到群众支持，但领导不喜欢，一辈子都这样。”
有一次，班上一个同学在食堂跟炊事员闹矛盾打起来了，炊事员不让他吃饭。阎学通只好冒着挨打的风险去找对方交涉，交涉未果，他又去找学校后勤处处长。最后炊事员道了歉。他当时已经想好了，如果后勤处处长不解决，就去找校长，再不行就组织学生罢课。“因为学校就一个食堂，只能去那吃饭，总不能让同学没有饭吃。”在他看来，对下属承担责任，而不是对上面负责，是个立场问题。
在大学期间，阎学通还有一个对他一生格外重要的收获，那就是跟同学李佩芝相识相爱了。大学毕业后，两人结了婚。婚后李佩芝相夫教子，一直是他诸多著作、文稿的第一读者，也是校对之一。两人相濡以沫，直到如今“青丝已成华发”。
1982年，阎学通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的中直机关，要被派去香港做接待性工作。他向单位提出，希望能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机关的研究院都是右派才去的，政治好的人不会去研究院，但我说：没事，我去。”
于是，他被分配到了当时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我也不知道我想做哪方面的研究，什么都不会，所以表示分配让我研究什么都行。领导说，要不你去研究非洲吧，我说行。”阎学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对于现在的毕业生来说，大家肯定知道什么领域比较热，比如研究美国。但当时，我不知道研究非洲和研究美国有什么区别，就被分配去研究非洲了。”
自此，阎学通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生涯。此时的他，再也不是下乡前懦弱听话的少年，而变成了一个勇于开拓的年轻学者。
在伯克利打下学术基础
一年后，阎学通考上了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又回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
1987年，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非洲。
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赞比亚问题的文章拿给导师看，结果导师只花几秒钟扫了几眼，就让他重写。他没敢明确表示抗拒，但导师还是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困惑和不满，便问他是否看了一本书。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导师告诉他，这篇文章的注释里没有提到一本书，而那本书无异于研究赞比亚问题的“圣经”。既然连那本书都没看，文章是不可能写好的。
閻学通心服了，他记住了导师的这个方法，等到他后来带研究生时也经常用。
“方法论、统计分析，我都是在伯克利的时候学的。在美国的学术训练，让我从一无所知到知道什么叫知识、什么是科学。”阎学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刚到美国不久，他中国的硕士导师问他在美国读书和中国读书的差别。“我觉得就一个区别，在美国上学，老师只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对的，至于什么是对的，需要学生自己判断。”而在中国刚好相反，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却不告诉你其他的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
“这并不是真正的知识。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阎学通突然切换到了老师的角色，反问记者。但他马上又自己解释了起来：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一种理论是对的，但你一旦开始验证，你会发现很多理论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伯克利的5年，阎学通还受到了一项训练。那就是，使用引言只能起到介绍其思想和观点的作用，而不能证明观点的正确。“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名人、大学者说的话，都不能作为对与错的判断依据。”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一个观点、理论或者政策的正确与否。这才是实证的科学方法。
在阎学通看来，在美的5年学术训练，对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当年的学术训练，绝对没有今天的学术成果。”
1992年，他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拿到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而选择回国的，阎学通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栋房子、几辆车、几个孩子，周末修房子、剪草坪，这些不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
此外，沉心于学术研究的他不爱做家务。虽然刚回国时月工资才370元，但人工便宜，小时工一小时才1.5元，他不用自己洗衣服。但在美国，小时工是雇不起的，得自己干活。
争议中的学者
1997年，阎学通的首部学术著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300余页，在学术著作中并不算厚，但分量却不轻。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专著，也将之前被忽视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该书在效用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量化衡量国家利益提供了依据，并且提出了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而且，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衡量国家利益，也可以用于衡量企业和个人的利益。
书甫一出版，就在圈内掀起了一股热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等一众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大腕都写过学术评论文章。很多人由此知道了阎学通。
自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来，尤其是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阎学通称得上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最富有争议也饱受质疑的一位。
他率先在学界强调“中国崛起”，主张中国放弃不结盟政策，提出中美“两极化”的主张。这些与官方外交主基调并不完全吻合的观点，时常在业内和民众中引起激烈争论。
2016年7月16日至17日，第五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举行。由于3天前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请的南海仲裁案的结果才宣布，这个中国唯一的高级别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对此，作为论坛秘书长的阎学通表示：“我们不怕有分歧，但是我们不故意制造冲突。”
该论坛创建于2012年，主席为原国务委员唐家璇。从2010年提出申办到最后获批，一共花了20个月的时间。
之前中国不允许在境内组织关于国际安全的国际会议，只开放一些关于经济和非安全、非政治的国际会议。就在第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始前20天，国内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花钱把人请到家里来骂咱们”。
而阎学通的看法是，中国特别需要一个国际安全论坛，“非得到家里讨论安全问题不行”。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遇到的问题。当时日本被称为“经济动物”，只认钱，不承担任何国际安全责任，被世界认为是“不道德的国家”。如果中国被认为是第二个“经济动物”，会影响我们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崛起的整体国际环境不利。
阎学通认为自己不是政府智囊。“在中国，你要解释政府政策是什么，才被人认为是智囊。为什么多数人不愿意批评外交部，因为很多人是政府智囊，主意是他出的。而我不是政府的智囊，如果我认为政府的政策是有缺陷的，我就可以批评。”
在阎学通看来，论证政策正确、为其宣传不是学者的工作。“我觉得好多人搞不清楚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的关系，起到了宣传的作用。我不认为这不应该，但显然学者的工作不是去进行宣传。”他说，学者的工作应是验证政策是否科学。如果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提出来，并提供改进意见。
对于批评官方，阎学通有一个基本的度：出发点是为这个国家好。批评和建议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能为社会和公众带来益处。
阎学通被外界称为“鹰派”“民族主义者”或“新保守主义者”，对此他认为，“鹰派”是个带贬义的词，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种观点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是对这个国家有益的”。
阎学通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中不多见的敢于明确预测的人。
2015年6月，中美间因为南海问题关系紧张。阎学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美在当年9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可能不会出现大的摩擦，但之后可能会出现新的、程度比较严重的冲突。而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一书中，他更是对诸如英国脱欧、中美结构性矛盾、金砖国家不能群体崛起等全球战略性热点问题作出了预测。书中写到，中美到2023年可能形成两极格局。
他认为，很多人之所以不敢预测，总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预测的工具和方法。尤其是，国际事务和天气预报不同，数据不可能像天气信息那样透明，各国都有很多信息是保密的，这更加大了预测的难度。
因为率先将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引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和创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等，阎学通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等国际关系学者一起，被视为业内的“现象级人物”。
这批“塔尖上的学者”，都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都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在公共政策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同时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阎学通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孙学峰感慨，这种创新动力，保持三五年容易，但几十年了，这种动力在阎学通身上一直都在。
阎学通自己认为，“50后”的人就算还有一些影响，“也是强弩之末了”。人的创新能力、体力、反应能力、知识结构都会渐渐退化，70后才是下一代的主力。
他說，文化大革命中，有大批的中青年学者跟着极左路线走，写了大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国际关系学界今天仍然要警惕这样的倾向。他希望青年学者心里切记，有一种事学者绝对不能做，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去写论证“亩产可以上万斤”之类的文章。
“中国崛起最大的国内挑战是极左思潮。”近年来，在多个场合，阎学通一次又一次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