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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中，纪录片一直被认为是从真实世界中捕捉真人真事真物的一种电影类型，它反对弄虚作假的形式，认为只有事物的原始资料、图像等真实的展示才符合纪录片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许多题材在拍摄时会受到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影像不可能实时拍摄，于是“搬演”这种表现技法就被用在了纪录片创作中。《公元1644》这部文史纪录片就成功地运用了大量的“搬演”，给观众展现了1644年发生的风云突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如何表现真实
以《公元1644》这部纪录片为例，此类文史类纪录片表现的事物都是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前朝，虽然对于1644年明清交替的过程也有所耳闻，但却并不是通过直观的影像，而是通过某些史料或者野史书籍了解到的，而记录片是要把事物影像化，直观地呈现出来的，在没有影像资料的情况下，搬演就成了无奈而又合理的选择。
英国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应该是对真实事物做的一种有创意的处理”，而搬演正是对历史题材纪录片做的“创意处理”。在进行搬演的过程中，导演或者演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在尊重史料的同时合理发挥自己的想象，让影像更具有表现力。
历史文化类记录片的真实性就在于现存文字史料，在《公元1644》中就多次引用了《绥寇纪略》、《明李北晷》、《平寇志》、《小腆纪年附考》等历史文献资料，虽然这些史料的出现带来了强烈的真实感，但是纪录片归根结底是影像的艺术，这些文字记录也只能当作辅助手段，这就需要对这些文字资料进行二度创作，成为可以进行搬演的剧本，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创作者的主观意图，通过演员的表演、摄影师的长镜头、运动镜头的表现，纪录片就成为了大家合力多度创作的成果。
此类纪录片虽然是以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但是在众多因素合理参与下，让观众感到了一种另类的真实感。在笔者看来，《公元1644》存在这么几个合理因素的参与：历史史料、解说词、专家解释、戏剧表演、运动的长镜头、灯光渲染、音乐气氛、对历史的合理猜测，这些因素围绕“真实”一词，努力地将历史再现在观众面前，搬演也自然成为最重要的手段。
二、运用搬演的手法展开对历史的合理推测，以古鉴今
《公元1644》具有多焦点叙事的特点，一共分为四集，每一集分别有一个主要人物，从这一个主要人物的视角出发，同时又和其他人物交叉叙事，将崇祯皇帝、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四个人描述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他们的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有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一个关键词“机会”贯穿在所有故事当中，抓住机会就可以保全自己，错过机会就会一败涂地，他们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无法跳出来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但是历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这些后人可以从全局的角度观察问题，同时可以对历史进行合理猜测。
传统纪录片概念中，是不允许创作者干预事件进程，或者干涉被拍摄者的情感，但是这正是历史题材纪錄片可以打破的瓶颈，我们完全可以从那段历史中跳出来，进行合理猜测，比如《公元1644》中，崇祯皇帝因为用人多疑、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错过了历史抛来的许多机会，最终和大明朝一起覆灭，如果崇祯抓住机会，也许就不会成为亡国之帝，如果李自成没有将吴家灭口，就不会被吴三桂和清军剿灭；相反，吴三桂和多尔衮则善于抓住历史抛来的机会，成为了1644年风云巨变的赢家。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每个人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共同形成的合力最终推动了历史进程”。历史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我们可以对历史进行合理的猜测，反思历史的同时从中汲取营养，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正是此类纪录片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特殊之处。
三、历史题材纪录片搬演的手法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
纪录片是以再现真实、还原真实为主要任务，但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又时刻发挥作用，这些主观情感的加入有时对纪录片的升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题材纪录片也承载着再现与表现两种形式，在尊重史料的同时进行合理想象与搬演的再创造，这就使得此类纪录片具有了表现性与再现性。
比如在《公元1644》中，有一个细节是李自成在崇祯死后“探望”其遗体，在这里创作者就结合史料中对李自成描述，说他其实只想当西北王，不想当皇帝，而且对崇祯也没有那么的仇恨，只是被形式所迫，在这里作者就对这个细节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化处理，既将史书中的真实史料再现出来，又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推测，从而达到了主客观、想象与现实的统一，而且在这个细节中，也让观众为崇祯皇帝扼腕叹息，结合悲怆伤感的解说词，将情绪推到了高潮。
纪录片中的搬演和我们认为的戏剧化的表演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大量历史真实史料的基础上，经过创作者的二度甚至多度创作，融入大量的思想情感，将一些无法现场拍摄的内容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具有内在真实的核心，不仅充分发挥创作者的想象情感，而且可以调动观众的情感再创造。在这类历史题材纪录片中，使用搬演的手法也是无奈之举，而且相比较一些解说词加空镜头的纪录片类型，这类搬演手法反而更加真实，让观众更容易融入其中。
作者简介：
张少飞（1994—），男，汉族，山东济宁市人，艺术硕士，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研究方向：纪录片。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一、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如何表现真实
以《公元1644》这部纪录片为例，此类文史类纪录片表现的事物都是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前朝，虽然对于1644年明清交替的过程也有所耳闻，但却并不是通过直观的影像，而是通过某些史料或者野史书籍了解到的，而记录片是要把事物影像化，直观地呈现出来的，在没有影像资料的情况下，搬演就成了无奈而又合理的选择。
英国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应该是对真实事物做的一种有创意的处理”，而搬演正是对历史题材纪录片做的“创意处理”。在进行搬演的过程中，导演或者演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在尊重史料的同时合理发挥自己的想象，让影像更具有表现力。
历史文化类记录片的真实性就在于现存文字史料，在《公元1644》中就多次引用了《绥寇纪略》、《明李北晷》、《平寇志》、《小腆纪年附考》等历史文献资料，虽然这些史料的出现带来了强烈的真实感，但是纪录片归根结底是影像的艺术，这些文字记录也只能当作辅助手段，这就需要对这些文字资料进行二度创作，成为可以进行搬演的剧本，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创作者的主观意图，通过演员的表演、摄影师的长镜头、运动镜头的表现，纪录片就成为了大家合力多度创作的成果。
此类纪录片虽然是以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但是在众多因素合理参与下，让观众感到了一种另类的真实感。在笔者看来，《公元1644》存在这么几个合理因素的参与：历史史料、解说词、专家解释、戏剧表演、运动的长镜头、灯光渲染、音乐气氛、对历史的合理猜测，这些因素围绕“真实”一词，努力地将历史再现在观众面前，搬演也自然成为最重要的手段。
二、运用搬演的手法展开对历史的合理推测，以古鉴今
《公元1644》具有多焦点叙事的特点，一共分为四集，每一集分别有一个主要人物，从这一个主要人物的视角出发，同时又和其他人物交叉叙事，将崇祯皇帝、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四个人描述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他们的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有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一个关键词“机会”贯穿在所有故事当中，抓住机会就可以保全自己，错过机会就会一败涂地，他们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无法跳出来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但是历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这些后人可以从全局的角度观察问题，同时可以对历史进行合理猜测。
传统纪录片概念中，是不允许创作者干预事件进程，或者干涉被拍摄者的情感，但是这正是历史题材纪錄片可以打破的瓶颈，我们完全可以从那段历史中跳出来，进行合理猜测，比如《公元1644》中，崇祯皇帝因为用人多疑、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错过了历史抛来的许多机会，最终和大明朝一起覆灭，如果崇祯抓住机会，也许就不会成为亡国之帝，如果李自成没有将吴家灭口，就不会被吴三桂和清军剿灭；相反，吴三桂和多尔衮则善于抓住历史抛来的机会，成为了1644年风云巨变的赢家。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每个人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共同形成的合力最终推动了历史进程”。历史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我们可以对历史进行合理的猜测，反思历史的同时从中汲取营养，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正是此类纪录片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特殊之处。
三、历史题材纪录片搬演的手法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
纪录片是以再现真实、还原真实为主要任务，但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又时刻发挥作用，这些主观情感的加入有时对纪录片的升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题材纪录片也承载着再现与表现两种形式，在尊重史料的同时进行合理想象与搬演的再创造，这就使得此类纪录片具有了表现性与再现性。
比如在《公元1644》中，有一个细节是李自成在崇祯死后“探望”其遗体，在这里创作者就结合史料中对李自成描述，说他其实只想当西北王，不想当皇帝，而且对崇祯也没有那么的仇恨，只是被形式所迫，在这里作者就对这个细节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化处理，既将史书中的真实史料再现出来，又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推测，从而达到了主客观、想象与现实的统一，而且在这个细节中，也让观众为崇祯皇帝扼腕叹息，结合悲怆伤感的解说词，将情绪推到了高潮。
纪录片中的搬演和我们认为的戏剧化的表演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大量历史真实史料的基础上，经过创作者的二度甚至多度创作，融入大量的思想情感，将一些无法现场拍摄的内容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具有内在真实的核心，不仅充分发挥创作者的想象情感，而且可以调动观众的情感再创造。在这类历史题材纪录片中，使用搬演的手法也是无奈之举，而且相比较一些解说词加空镜头的纪录片类型，这类搬演手法反而更加真实，让观众更容易融入其中。
作者简介：
张少飞（1994—），男，汉族，山东济宁市人，艺术硕士，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研究方向：纪录片。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