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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是引起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从重复叙事这一叙事角度来分析小说背后隐藏的身份建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份建构，更重要的是加拿大文化的身份建构。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重复叙事；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25-1.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当代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加拿大作家之一，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第六部长篇小说。1985年该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在国际文坛上引起轰动，被称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本文力图从“重复叙事”这一视角，对小说的叙事艺术展开进一步的剖析和阐释。在重复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缺失，而这种个人身份的缺失也正是加拿大文化在世界文化构建中的自我身份的缺失。作者不仅在讲女性的身份缺失问题，同时也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加拿大的本土文化，并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中的重复叙事首先表现在文本的表层重复叙事之中，例如，回忆片段之中。回忆，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话语重复的变形形式，也就是对过去的重现，对刻骨铭心的经历、难以释怀的旧事的重新展示。小说中，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始终处在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中，每到一处她都会回忆以前的事。对回忆的反复描写使得现在的情况与以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的学校，现在成了行刑的地方；以前作为化妆品名字的词语，现在成了人的名字；以前救死扶伤的医生，现在成了死囚犯；等等。“重拾记忆”是主人公再次活下去的动力，她时刻牵挂着自己的丈夫、女儿还有母亲。这也是她属于自己的见证。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主人公才是自己，才属于自己。场景的重复也是文中鲜明的特点之一。整本书中，除了“史料”部分之外，全书共十五章，而以“夜”为篇名的就高达七篇，而且是以每隔一篇出现的。作者重复使用“夜”为题，很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特意为之。作者反复使用“夜”这个对人们来说充满恐怖又使人产生无限想象的意象作为篇名，首先，会让读者对使女在基列国所经历的黑暗的日子印象异常深刻；其次，这种反复描写的“夜”也是主人公渴望寻找自由的表现，在肉体受到禁锢的情况下，也只有思想是可以遨游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场景也在重复再现，例如小说反复地描写“挽救男人仪式”的场景，尼克反复地擦车，感化中心的生活反复地出现，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复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很显然作者是故意在重复这些场景，她这样做是想告诉我们，在这种单调乏味的重复背后，隐藏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身份的缺失。
小说的互文性也是重复叙事的表现方式之一。在基列共和国，极权主义统治者们视《圣经》为他们唯一的信仰，对《圣经》进行纯字面的解读，完全照搬《圣经》里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在不断地引用《圣经》中的原文。小说与《圣经》的重复互文是小说的重要部分。统治者认为只要他们相信上帝，便可以没有任何的烦恼和忧愁。我们知道《圣经》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也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西方人把《圣经》作为他们唯一的信仰，而基列共和国这个未来的世界也是如此地依赖于《圣经》文化，足见《圣经》在西方人眼中的重要性。随着美国的强大，美国文化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片土地上，而作为距离美国最近的国家加拿大当然也不能幸免。加拿大是受美国文化渗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在美国文化的渗透之下，加拿大人逐渐地忘记了自己原有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被逐渐地边缘化。在“西化”的影响下，加拿大人也再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因为《圣经》已经渗透到加拿大每个人的骨子里。在当今世界发展如此迅速的前提下，加拿大人希望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但他们又必须依附作为“根”的《经经》才能站住脚，所以才有了《圣经》文化的深入渗透以及与《圣经》的互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与西方同类小说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表现了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化身份建构的使命感。
《一九八四》是英国著名的作家奥威尔的代表作。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一出，便被称为是“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足见两者是有许多的相似处的。两者之间的互文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两部作品描写的都是未来社会的场景，都是作家对未来世界的预见：一样的极权统治，一样的处在监督之下，一样的没有人身自由，等等。这样恐怖的反乌托邦的世界就是人们未来的世界，令人不寒而栗。其次，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同样是处在极权世界中的自由的思想者。他们都渴望能够得到自由。但是，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两者的不同。两部小说最大的不同则是结局的不同。奥芙弗雷德不像温斯顿变成了“傻子”，而是成功地逃离了恐怖的社会，得到了解脱。另一个明显的不同则是小说主人公性别的不同，《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是一个没有自由、时刻被监视的男性形象，而《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却选择了原本就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奥芙弗雷德在故事中的反抗不仅仅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同时也是对女性地位的不满。她希望可以得到双重的解放，从而彻底获得自由!在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大力渗透之下，加拿大本国的文化在逐渐地消失。在倡导发扬民族文化的今天，每一个作家都想在世界文坛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对西方文化的长期依赖使得加拿大文化必须以西方文化作为支柱，加拿大人们永远处在那种离不开又想离开的尴尬境遇之中。所以，作为加拿大作家的阿特伍德渴望主人公可以逃出去，逃出以《圣经》为准绳的基列共和国，去自由的国土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从对小说的叙事方式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无论是文本表层的重复叙事，还是该小说与其他作品的互文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精彩，更是隐藏在精彩的文本后面的深层含义。小说的重复叙事并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主人公在基列共和国的枯燥乏味的非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身份的缺失，没有自我的世界是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女性，这个被称作“第二性”的性别种类永远处在被人们统治的地位上，没有话语权、自主权。即使这样阿特伍德还是给女性们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思想。只有思想的自由才会让女性们获得身体上的自由，这是女性身份建构的基础，也是根本。对于互文来说，罗兰·巴特说过：“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所以，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的互文现象是必然存在的，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互文文本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不同，这种以最后的逃离来结束文本的开放式结局，表达了阿特伍德渴望脱离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束缚的迫切性，同时希望可以有一天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出属于加拿大人自己的声音。其实《使女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反抗经历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她的反抗，更是作为加拿大人的反抗。阿特伍德希望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份可以得到重新建构，更希望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可以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发出属于加拿大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重复叙事；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25-1.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当代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加拿大作家之一，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第六部长篇小说。1985年该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在国际文坛上引起轰动，被称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本文力图从“重复叙事”这一视角，对小说的叙事艺术展开进一步的剖析和阐释。在重复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缺失，而这种个人身份的缺失也正是加拿大文化在世界文化构建中的自我身份的缺失。作者不仅在讲女性的身份缺失问题，同时也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加拿大的本土文化，并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中的重复叙事首先表现在文本的表层重复叙事之中，例如，回忆片段之中。回忆，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话语重复的变形形式，也就是对过去的重现，对刻骨铭心的经历、难以释怀的旧事的重新展示。小说中，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始终处在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中，每到一处她都会回忆以前的事。对回忆的反复描写使得现在的情况与以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前的学校，现在成了行刑的地方；以前作为化妆品名字的词语，现在成了人的名字；以前救死扶伤的医生，现在成了死囚犯；等等。“重拾记忆”是主人公再次活下去的动力，她时刻牵挂着自己的丈夫、女儿还有母亲。这也是她属于自己的见证。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主人公才是自己，才属于自己。场景的重复也是文中鲜明的特点之一。整本书中，除了“史料”部分之外，全书共十五章，而以“夜”为篇名的就高达七篇，而且是以每隔一篇出现的。作者重复使用“夜”为题，很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特意为之。作者反复使用“夜”这个对人们来说充满恐怖又使人产生无限想象的意象作为篇名，首先，会让读者对使女在基列国所经历的黑暗的日子印象异常深刻；其次，这种反复描写的“夜”也是主人公渴望寻找自由的表现，在肉体受到禁锢的情况下，也只有思想是可以遨游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场景也在重复再现，例如小说反复地描写“挽救男人仪式”的场景，尼克反复地擦车，感化中心的生活反复地出现，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复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很显然作者是故意在重复这些场景，她这样做是想告诉我们，在这种单调乏味的重复背后，隐藏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身份的缺失。
小说的互文性也是重复叙事的表现方式之一。在基列共和国，极权主义统治者们视《圣经》为他们唯一的信仰，对《圣经》进行纯字面的解读，完全照搬《圣经》里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在不断地引用《圣经》中的原文。小说与《圣经》的重复互文是小说的重要部分。统治者认为只要他们相信上帝，便可以没有任何的烦恼和忧愁。我们知道《圣经》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也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西方人把《圣经》作为他们唯一的信仰，而基列共和国这个未来的世界也是如此地依赖于《圣经》文化，足见《圣经》在西方人眼中的重要性。随着美国的强大，美国文化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片土地上，而作为距离美国最近的国家加拿大当然也不能幸免。加拿大是受美国文化渗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在美国文化的渗透之下，加拿大人逐渐地忘记了自己原有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被逐渐地边缘化。在“西化”的影响下，加拿大人也再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因为《圣经》已经渗透到加拿大每个人的骨子里。在当今世界发展如此迅速的前提下，加拿大人希望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但他们又必须依附作为“根”的《经经》才能站住脚，所以才有了《圣经》文化的深入渗透以及与《圣经》的互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与西方同类小说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表现了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化身份建构的使命感。
《一九八四》是英国著名的作家奥威尔的代表作。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一出，便被称为是“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足见两者是有许多的相似处的。两者之间的互文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两部作品描写的都是未来社会的场景，都是作家对未来世界的预见：一样的极权统治，一样的处在监督之下，一样的没有人身自由，等等。这样恐怖的反乌托邦的世界就是人们未来的世界，令人不寒而栗。其次，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同样是处在极权世界中的自由的思想者。他们都渴望能够得到自由。但是，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两者的不同。两部小说最大的不同则是结局的不同。奥芙弗雷德不像温斯顿变成了“傻子”，而是成功地逃离了恐怖的社会，得到了解脱。另一个明显的不同则是小说主人公性别的不同，《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是一个没有自由、时刻被监视的男性形象，而《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却选择了原本就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奥芙弗雷德在故事中的反抗不仅仅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同时也是对女性地位的不满。她希望可以得到双重的解放，从而彻底获得自由!在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大力渗透之下，加拿大本国的文化在逐渐地消失。在倡导发扬民族文化的今天，每一个作家都想在世界文坛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对西方文化的长期依赖使得加拿大文化必须以西方文化作为支柱，加拿大人们永远处在那种离不开又想离开的尴尬境遇之中。所以，作为加拿大作家的阿特伍德渴望主人公可以逃出去，逃出以《圣经》为准绳的基列共和国，去自由的国土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从对小说的叙事方式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无论是文本表层的重复叙事，还是该小说与其他作品的互文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精彩，更是隐藏在精彩的文本后面的深层含义。小说的重复叙事并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主人公在基列共和国的枯燥乏味的非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身份的缺失，没有自我的世界是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女性，这个被称作“第二性”的性别种类永远处在被人们统治的地位上，没有话语权、自主权。即使这样阿特伍德还是给女性们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思想。只有思想的自由才会让女性们获得身体上的自由，这是女性身份建构的基础，也是根本。对于互文来说，罗兰·巴特说过：“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所以，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的互文现象是必然存在的，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互文文本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不同，这种以最后的逃离来结束文本的开放式结局，表达了阿特伍德渴望脱离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束缚的迫切性，同时希望可以有一天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出属于加拿大人自己的声音。其实《使女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反抗经历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她的反抗，更是作为加拿大人的反抗。阿特伍德希望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份可以得到重新建构，更希望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可以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发出属于加拿大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