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的媒体要善于审时度势，把握住大的战略环境，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话语战略，而不止于“就事论事”式或“因应跟进”式的纯技术层面。就未来一个时期而言，中国所要面临的话语权争夺和舆论交锋将主要集中在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上。而且，在几乎所有涉及到中国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一些大国和一些周边国家会有更多的联合和互动的趋势。一方面，周边国家会把利用我与大国的矛盾或者拥大国自重作为攫取战略利益的策略；另一方面，一些大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也会利用周边国家来牵制中国精力，进行所谓“代理人干扰”和“离岸制衡”。把握这个总态势，我们的媒体就会在宏观层面做到心中有数：有些议题是别人预设企图炒作成国际焦点的，有些议题是大国和周边国家相互利用、彼此呼应的，等等。这样，我们的媒体就知道对什么议题应当冷却淡化、避免膨化，对什么议题必须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从而设计出于我有利的议题来，在舆论场上让我处于有利的地位。
　　其次，我们还要努力建立一个更为科学高效的话语体系。从话语主体来说，在保持和加强官方话语力度和音量的同时，要特别利用好非官方话语源。在话语内容上，要精选传播主题，打造精致的信息产品。做到既有宏大叙述，又有微观镜像；既要切中受众的胃口，又不单纯迎合受众，而是努力和敢于调整受众的胃口，传递我们想要表达的声音。从传播媒介来说，我们尤其要重视对微博等“超媒体”工具的运用。一些境外的机构、政治人物、文艺界人士纷纷在我们的门户网站开设微博抢占舆论阵地，吸引人气，拓展影响。同时，在信息扩溢效应下，我们微博上的热点也会在境外产生较大影响。
　　（吕正韬文，摘自2012年第5期 《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