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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和肯定“混合所有制”以来，媒体、学界和实业界关于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讨论与争论在喧嚣和热闹了一阵之后终归沉寂。
广东省国资委在全国两会期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除了少数国企和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其他国企应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国有股权低于5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再参照国企实施管理。这不仅充分体现出从过去管国企今后向管国资的方向转变，而且牢牢掌握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主动权：即在今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有利润就分红，无利润就卖掉，把退出的国有资本用在民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意见》还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即到2015年，广东省全部完成国企公司制改造；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比重超60%；2020年这一比重须超80%，且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企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从而使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明显提高。
该《意见》出台适逢全国两会期间，对于我们当前关于国企改革的各种争论不啻是一种清醒剂。
透过现象看本质，仍有必要厘清关于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五大误区。
误区一：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
从原则上讲，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无错，不过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不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界定不同职能进行目标改革，这种提法就是错误的。对于公益性行业和社会责任为主要职能的国有企业，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导向性错误。而在竞争性行业或是自然资源垄断行业需要放开的领域，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误区二：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
到目前为止，所有认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的人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其认识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的现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理论错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身上。二是完全抛开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研究经济问题，难免得出南辕北辙之结论。况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同股同权之原则，要把庞大的国有资产通过私有化分给每个人，根本难以进行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这方面的改革，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的产权到民的理论研究，既有创新性，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只是要在国家通过一定的程序提上议事日程以后，再广泛讨论，认真研究，慎审设计，以提出更加周密的改革思路和选择最佳改革时机。
误区三：国企改革的路径是去行政化。
有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要去行政化，不能把行政管理手段和办法套用于国有企业管理。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搞好国有企业。这种貌似正确的看法，其实存在很大的谬误。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分类不清楚。如果在竞争性行业，这种观点无懈可击。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主要有赖于高效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也就是说，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本无需行政化管理。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国有企业，根本不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有的行业、有的企业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属行政事业管理，或者是准行政。还有的行业和企业的业务属于行政垄断，是在限制其他所有制企业准入的情况下开展的，甚至经常拿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所以说，在这些企业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董事会，领导干部属于任命制，而非通过市场竞争选拔产生。即使有的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也属于临摹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这类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去行政化呢？
所以，我认为在这类国有企业，更应该强调的是行政职务聘任制，技术职称聘任制和各种责任制管理并辅之以有效的行政监管。这种选择虽称不上最优选择，但亦属于次优选择，即最不坏的选择。因为没有最优选择。
误区四：国有企业不能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两会期间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人就此得出错误理解，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其理由大概就只有一条：有些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还搞得不错。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现实，即现存的少数在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还有利润，是因为过去倒闭了一大批国有企业，损失了一大批国有资产，浪费了大量人财物才换来的。其搞得不错的原因，无非是占有了一大批优良的国有资产，主要是土地和房产资源。也有部分企业利用了国家信用和不可多得的地理区位优势。如香港的招商局等。当然，也有个别企业是因为选对了一个职业经理人，但这种机遇很小，可遇不可求，没有规律性和可借鉴性。虽然这些企业利润每年有所增长，但与其占有的资源来比，资产利润率还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效率并不高。
当然，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两种办法：一是继续在竞争性领域发展，上交红利，这样做没错。假如有一天经营不下去的话，再通过兼并、重组等措施进行改革，交二次学费。二是主动明确退出的行业、路线图和时间表，把退出的国有资产用在社会保障和民生等方面。
维持现状和选择退出各有利弊，还需决策者通过“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来平衡解决了。我个人认为：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发展趋势来看，还是应该选择主动退出要比被动退出和被迫退出好得多。
误区五：国有企业搞得好与坏与所有制没有关系。
“混合所有制”概念再次提出和肯定以后，在学界和实业界引起广泛争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也有很多观点失之偏颇或了无新意。尤其是很多人企图否定所有制对企业发展的巨大作用，甚至认为企业搞得好与坏与所有制关系不大。
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决定》精神，中央再次提出和肯定“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意义明确且深远。一是体现公平竞争，不搞所有制歧视；二是终结“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讨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鼓励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合作，通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其他企业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央的意图，不是要混淆、更不是淡化和漠视所有制概念，而是再次明确国企改革重在发挥资本带动力和各种所有制的优势。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广东省国资委在全国两会期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除了少数国企和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其他国企应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国有股权低于5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再参照国企实施管理。这不仅充分体现出从过去管国企今后向管国资的方向转变，而且牢牢掌握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主动权：即在今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有利润就分红，无利润就卖掉，把退出的国有资本用在民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意见》还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即到2015年，广东省全部完成国企公司制改造；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比重超60%；2020年这一比重须超80%，且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企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从而使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明显提高。
该《意见》出台适逢全国两会期间，对于我们当前关于国企改革的各种争论不啻是一种清醒剂。
透过现象看本质，仍有必要厘清关于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五大误区。
误区一：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
从原则上讲，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无错，不过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不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界定不同职能进行目标改革，这种提法就是错误的。对于公益性行业和社会责任为主要职能的国有企业，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导向性错误。而在竞争性行业或是自然资源垄断行业需要放开的领域，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误区二：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
到目前为止，所有认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的人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其认识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的现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理论错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身上。二是完全抛开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研究经济问题，难免得出南辕北辙之结论。况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同股同权之原则，要把庞大的国有资产通过私有化分给每个人，根本难以进行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这方面的改革，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的产权到民的理论研究，既有创新性，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只是要在国家通过一定的程序提上议事日程以后，再广泛讨论，认真研究，慎审设计，以提出更加周密的改革思路和选择最佳改革时机。
误区三：国企改革的路径是去行政化。
有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要去行政化，不能把行政管理手段和办法套用于国有企业管理。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搞好国有企业。这种貌似正确的看法，其实存在很大的谬误。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分类不清楚。如果在竞争性行业，这种观点无懈可击。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主要有赖于高效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也就是说，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本无需行政化管理。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国有企业，根本不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有的行业、有的企业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属行政事业管理，或者是准行政。还有的行业和企业的业务属于行政垄断，是在限制其他所有制企业准入的情况下开展的，甚至经常拿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所以说，在这些企业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董事会，领导干部属于任命制，而非通过市场竞争选拔产生。即使有的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也属于临摹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这类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去行政化呢？
所以，我认为在这类国有企业，更应该强调的是行政职务聘任制，技术职称聘任制和各种责任制管理并辅之以有效的行政监管。这种选择虽称不上最优选择，但亦属于次优选择，即最不坏的选择。因为没有最优选择。
误区四：国有企业不能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两会期间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人就此得出错误理解，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其理由大概就只有一条：有些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还搞得不错。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现实，即现存的少数在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还有利润，是因为过去倒闭了一大批国有企业，损失了一大批国有资产，浪费了大量人财物才换来的。其搞得不错的原因，无非是占有了一大批优良的国有资产，主要是土地和房产资源。也有部分企业利用了国家信用和不可多得的地理区位优势。如香港的招商局等。当然，也有个别企业是因为选对了一个职业经理人，但这种机遇很小，可遇不可求，没有规律性和可借鉴性。虽然这些企业利润每年有所增长，但与其占有的资源来比，资产利润率还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效率并不高。
当然，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两种办法：一是继续在竞争性领域发展，上交红利，这样做没错。假如有一天经营不下去的话，再通过兼并、重组等措施进行改革，交二次学费。二是主动明确退出的行业、路线图和时间表，把退出的国有资产用在社会保障和民生等方面。
维持现状和选择退出各有利弊，还需决策者通过“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来平衡解决了。我个人认为：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发展趋势来看，还是应该选择主动退出要比被动退出和被迫退出好得多。
误区五：国有企业搞得好与坏与所有制没有关系。
“混合所有制”概念再次提出和肯定以后，在学界和实业界引起广泛争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也有很多观点失之偏颇或了无新意。尤其是很多人企图否定所有制对企业发展的巨大作用，甚至认为企业搞得好与坏与所有制关系不大。
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决定》精神，中央再次提出和肯定“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意义明确且深远。一是体现公平竞争，不搞所有制歧视；二是终结“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之讨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鼓励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合作，通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其他企业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央的意图，不是要混淆、更不是淡化和漠视所有制概念，而是再次明确国企改革重在发挥资本带动力和各种所有制的优势。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