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河南作为与其休戚相关的地区，见证并经历了黄河的福与难。1938年的花园口事件也许是世界史上最具环境破坏性的战争行为，它使得长期建设的水利系统陷入一片混乱，由此引发的洪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对这一近代重大黄泛灾难的追析具有多重意义。
　　《洪水与饥荒》一书从环境史角度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主要围绕“花园口决堤事件”和“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
　　两大事件展开，论述了1938年国民党军队对黄河进行的战略性改道以及其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为了将军事与灾荒、战争与环境两个主题进行联系，穆盛博比附生命系统的新陈代谢引入“社会新陈代谢”和“能量流动”概念，突破了传统军事史、灾荒史、政治史的思维束缚，建构起“战争生态学”的框架，更好地厘清了在1938年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中环境、人类、军事的种种关联。
　　《洪水与饥荒》全书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讲述1938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毁堤行动和之后中日双方对此的控制和对策、水利工程的修筑，以及这些行为的地方影响;第二章讲述黄泛区难民的迁移、谋生策略、地方差异和在陕西的安置与土地开垦，以及这些行为的生态后果;第三章讲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发生的多方面原因，以及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应对饥荒的办法即在粮食供应问题上的策略;第四章讲述了新黄河两岸国统区、日占区的堤防建设、维护及其生态成本，以及地方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第五章讲述河南黄泛区“饥荒难民”的迁移及其社会、环境影响;最后两章讲述战争给黄泛区所带来的破坏程度以及战后农业生态恢复、重建和变革的过程。
　　1938年的花园口事件在“能量”概念视角下得到新的阐释：黄河虽然蕴藏巨大的能量，但能量本身只能“做功”，而非按照人类的动机和欲望被利用，只有后者才能产生能量符合人类利益的流动。国民党军队为对抗日军，增加其军事行动的能量成本以及其他后勤方面需求，“以水代兵”，制造了花园口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军事双方为让河水改变方向以巩固各自军事地位，从河南黄泛区各县动员大量的劳力物力等能量来操纵和对抗河流。这个视角下，中日军事双方围绕“能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夺战，不仅是中日军事双方的争夺，还是军队与其剥削的地方社会之间的争夺，这一扭曲的“能量流动”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导致了117万余难民背井离乡。从能量视角看，这些离乡的难民是河南黄泛区维持水利和农业生态系统管理所需能量的巨大损失，难民的西迁最终使黄泛区陷入了混乱和无序，不仅是人力形态的能量缺失重创了原有的生态，能量的缺位还给黄泛区野生动物与疾病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生态空间。社会环境也因此受到影响，人们为了生存采取了各式各样的策略，其中不乏走私、伐木等对生态环境颇具破坏性的掠夺行为。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剧变下，短期内百余万人力的能量变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双重打击，战争以及水利维护吞食了本应用来恢复农业生产的能量，使灾难变本加厉，且最终耗尽了地方社会的力量。
　　对于1942年至1943年河南大饥荒，穆盛博认为其产生逻辑紧接着花园口事件：花园口事件引发洪水泛滥，破坏环境基础设施，降低粮食产量并阻碍外部的粮食输入，短期的气候变化以及蝗灾又进一步使得农业减产;然而为满足军事新陈代谢的需求，军队不顾一切地向本已衰败的河南汲取大量能量，最终导致这一有着百万计人口的地区出现饥荒的“能量危机”。在应对这一危机的策略上，对比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获取能量之策，穆盛博认为后者能够适时调整粮食供给制度和护粮行动，比前者更具控制与利用能量、资源的能力。从该饥荒的影响来看，在社会方面，性别结构因为战争和生态灾难发生的转变使得女性不得不成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在生态方面，大量难民短期内对环境能量的汲取引发了土地退化等问题，这一问题自1938年以来愈发严重，以至于1942年至1943年的饥荒难民承受了更多土地退化带来的恶果，难民们不得不采取的竭泽而渔式的生存方式给生态环境也造成了生物群的损失。
　　生态学观点中，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是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该书以“能量”视角出发，在把握人与自然本质关系的基础上将1938年到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历史进行描述，把原本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从逻辑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将这片地区在该历史阶段内遭受的多层面苦难以更为客观、更发人深省的方式进行呈现。
　　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去讲，我们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以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产生更为深刻的思考”，这段距今匪远的黄河苦难史即使以一种相对理性的口吻进行叙述，也不妨碍我们——作为那个苦难阶段难民们的后辈，用感性的眼光进行回顾与展望，过去之苦难、今日之幸福、未來之挑战，都需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才能步步营进，完成吾辈所处时代之宏愿。
　　作者简介：栗成林（1997—），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史、科学技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