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村有一个两万平方米的仓库。2005年，其所有人朱某花13万元租下了这片土地，自行建造仓库后对外出租，每年租金收益高达几百万元。大家一定觉得朱某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其实不然。原来这片土地是老窑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耕地。耕地是国家明令禁止用于非农建设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朱某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呢？面对规土执法队的检查，他又为何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逃避处罚？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2007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该村面临拆迁，朱某竟然凭借着这些违法建筑，获得了180万元的补偿。
　　巨额的补偿让我们都十分好奇，他是如何做到一手通天的呢？朱某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初中肄业，原本做着小生意。他的落网，像一颗小石子，激起了千层浪。在他身后不仅有副镇长，还有村支书、村主任，以及执法队负责人等一批手握实权的人在暗中相助。
　　这并非个案，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十一五期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用地案件49.4万件，涉及土地面积498.1万亩，其中耕地215.6万亩。我们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当前城镇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处置稍有不当就会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引发群体性上访，在该领域开展预防调查，有极大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脱离监管的违法用地成了“法外之地”，最后又是如何变成圈钱宝地的？让我们跟着朱某的步调，去寻找答案。
　　第一步，拉拢官员，廉价租地。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朱某不可能租到农用地，但他通过向副镇长李某行贿，利用李某的职权化不可能为可能。由此看来，土地问题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极个别的领导干部手中，“一言堂、家长制”依然存在。
　　第二步，大肆建设，逃避检查。朱某租得土地本已违法违规，而他竟然还建造了大面积的临时建筑对外出租，这片“法外之地”为何能长久屹立不倒呢？这时，规土执法队队长唐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唐某本应当严格处置违法用地，但是他在收受了朱某的赂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说明执法权的本身缺乏监督。而顺着这个案件，我们进一步调查临时建筑的审批、监管制度，发现其中更是问题重重。由于用地指标的限制、临时建筑管理的难度、动拆迁时临时建筑所有人的漫天要价都让职能部门感到很头疼，这使得目前区规土部门对临时建筑的审批工作基本停滞。
　　第三步，巧立名目，获得补偿。按照动拆迁相关规定，违法建筑应当一律不予补偿。朱某却凭借着违法建筑得到了180万元，他的窍门就是两个字——买通。他买通了村支书、村主任，帮助他以搬家费、过渡费等理由，规避法律，获得补偿。由于拆迁程序不透明，暗箱操作就变得简单了。
　　为解决案件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我们不仅走访土地资源的各个主管部门，而且着重将预防调查的重心向一些土地资源丰富的乡镇倾斜，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违法租地问题，我们提出违法用地一律“一票否决”，以强化对基层干部的约束；要在规划上功夫，压缩可以被官员操纵的空间，最大限度为农民谋利。
　　针对临时建筑问题，我们建议要确保临时建筑审批环节畅通，用保证金、委派专门公司建造等手段确保建造规范，拆除及时，让临时建筑不再成为拆迁时的谈判筹码，并加强对执法权的监督。
　　针对拆迁补偿问题，我们认为对违法建筑应一律不予补偿，并向农民公开拆迁信息，使得“法外之地”无法鱼目混珠。
　　一项预防调查是否成功，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能否被执行，是否能出生产力。为此，我们制定了三项目标，直指成果转化。近期，我们会将报告的情况通报给区规土部门等单位，协助其建章立制。中期，我们将会同区纪委、区农委，共同完善农村“三资”监管平台，利用科技的手段加强预防。远期，我们将在某镇的城镇化推进试点工作中运用调研成果，推动土地资源管理的有序规范。反复试点成功后，再推广运用到全区范围。
　　我不禁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他家兄弟三人医术都很高明。魏文王曾问扁鹊，三人谁医术最高？扁鹊答说，大哥最高，医在病初起之时，病人未觉其病已除去病根；自己最差，医在病已很严重之时，下大力才得病除。预防人应当像扁鹊的大哥那样，医其病于未病之时。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关注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剖析社会管理的重点问题，解决好城镇化发展的难点问题。让农村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在法制的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