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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坛上，刘杰就是个半路出家的擅入者，但甫一进入就鲜花夹道。外人所不知的是，在写作卡壳、痛苦万分的时候，刘杰便会陷入癫狂状态，几乎理智崩溃，将电脑砸成碎片。
“品茶玩壶抽烟斗，读书码字瞎溜达。”这是刘杰的自况。
结合他的微博名“闲人刘爷”，在见面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确乎很清闲，想象着他唐装布鞋，手提鸟笼，哼着小调穿过胡同的“老炮儿”样。见上面后发现，打扮上差不离，工作却是陀螺般忙碌。
7月17日是他的新书《猴票》的首发式，头一天签了1000多本书，晚上觉也没睡好。朋友们说，也不知道激动什么，发新书又不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出了七八本书、700多万字的人，还是这么认真。
刘杰说，凡事就怕个认真。他妻子车驰说，早年经商时，刘杰只是个“卖药的”，从没学过医，却自学成了一个能看病的人，以至于走在街上都有人叫他“刘大夫”。
2000年才开始写作，在文坛上，他就是个半路出家的擅入者，但甫一进入就鲜花夹道。知名作家尤凤伟说，刘杰这个新书首发式，壮观场面是自己第一次见。按照青岛书城以往的经验，作家新书首发式大概能来30个左右的读者，刘杰的现场却来了100多人，把一个小空间挤得水泄不通。
刘杰说，人们看到他现在受欢迎，但又怎么会知道他写一部书得砸掉多少台电脑？
热闹的意思就是，人一多，又闷热又吵闹。书城的空调开着，刘杰却一直摇着一把折扇。
扇面是“合作”的，正面是刘杰写的字—“刘爷说事”，背面是一位画家的山水画。刘杰先写好了字，把扇子交给画家，拿回来后一看，画了一个撅着屁股的丰满裸女，顿时有点懵。“给我画了个光腚女人，刘爷说事，说的什么事？这绝对不行。”
于是画家给他改，硬生生把一个裸女改成山水，题目叫“轻舟已过万重山”。朋友们抢过去，对着光源仔细打量，还能看到“光腚女人”的轮廓。
若说刘杰现在很有声名，证据也不是那么明显。在百度输入“刘杰”搜索，基本上没他什么事；输入“作家刘杰”，首页也就寥寥几条；将关键字缩小到“青岛作家刘杰”，这才准确地找到他。
这给不熟悉他的人一个印象—刘杰只是一个“区域性作家”。当地官民也都乐见其成，媒体报道总要给他加上“青岛作家”、“岛城作家”或“本土作家”的头衔，以便让这个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城市显得有厚度起来。
青岛人对刘杰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青岛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黄河，把刘杰90余万字的小说《大商埠》拿去节目上读，连续读了100多天，听众像年轻人“追剧”一般追捧，读完之后又被要求重播。刘杰还被请去做了14期节目，讲述书中的历史风情。
此行前往青岛采访刘杰，便是缘于读过他的《大商埠》。那种在宏大历史视野之下的个体挣扎、人性缠斗和家国情怀，在当代小说中已不多见，这部小说今年还入围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令我好奇的是，公众对刘杰的认知度显然并不匹配他的作品水准。
见到他之后总算获得了局部的答案。别人开微博，都盼着“增粉”，甚至花钱购买“僵尸粉”，而刘杰则不停地删粉，每隔几天，就把一些粉丝删掉，实行“总量控制”，似乎生怕自己被人知道。
刘杰说，这个时代作家的责任，主要在于“修复文化”，写一些好书给人们去读，只要书的受众有了，作家没必要太有名。他的意思大概和钱钟书说的差不多：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他对大众不理智的言行很反对，在他看来，偶像崇拜其实也是这种非理性的一种。“一些年轻作家签售，一天能签5000本，底下排队的都是孩子，抱着书又是流泪又是喊叫，这哪里是要读书，跟追星没两样。”
潜意识里，他其实是排斥热闹的。
刘杰有一帮很有趣的朋友，律师、艺术家、播音员、金融白领、企业老板，在首发式上都自发地赶来帮忙。中午凑成一桌饭，大家名义上说是来祝贺的，嘴上却都在拐着弯损人，刘杰不时发出一句感慨：“你看这都是些什么人！”
在《大商埠》中，形容主人公房事的烈度，刘杰用了一个词—“拆屋”，这个词总在线索行进过程中不时出现，让人印象深刻。于是朋友们见了他，就总要嬉笑着提起“拆屋”。画家曲宝来尤其爱开玩笑，说着说着又拿“拆屋”来调侃了一遍。
曲宝来最拿手的是画建筑物，刘杰回击说，他是除了画房子啥也不会画。有人接着说，他画你拆，画多少拆多少。
席间除了刘杰，无一是作家。虽然彼此都认识，但刘杰很少和其他作家往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刘杰是作家圈子的一名“擅入者”。
“自古说文人相轻，我从来不轻视任何人，因为我知道写作的艰难。不过，你也改变不了文人圈子，你有了成绩，在圈子里有时挺尴尬的。”
我很有兴趣听一听他“写作艰难”的故事，因为他是一个平均“年产”50万字的作家。我想，如果写作容易，该是什么景象？
“我的天，你都不知道我写《大商埠》砸掉了多少台电脑。”
《大商埠》是他最早动笔的小说，却并不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大量的考据、调研、采访，让这部小说的写作绵延10年之久，创作常常陷入瓶颈，实在写不下去时他就新开一题，所以《混子》等后期计划的作品反而更早问世。
无数次，刘杰都想放弃《大商埠》，不过这部小说写与不写，其实并不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而是一个必须兑现的誓言，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家族史。
在写作卡壳、痛苦万分的时候，刘杰便会陷入癫狂状态，几乎理智崩溃，将电脑砸成碎片。10年下来，砸掉了6台电脑，砸完之后，清醒了，又要老老实实把硬盘从碎片中找出来。最终完成的时候，刘杰抱起电脑，从6楼扔了下去。
“每次砸完我也后悔，因为你终究还得花钱再去买一台新的。”
尤凤伟则说，自己80年代就认识刘杰，后来他突然不见了，做生意去了，后来又突然出现了，一口气写了七八本书出来。
刘杰自嘲，自己是做记者被开了，做生意倒闭了，只能回来写书。
198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刘杰做了6年记者，接着下海经商，做的是药品代理生意，一个众所周知的密布着潜规则的行业。
11年时间里，曾经小有成就，企业员工达到40多人，后来又急转直下，最终关门歇业。“文人经商，总有这毛病，就是没有‘杀人’的心，没有奸商的气度。”刘杰说，自己擅长做有明确规矩的事情，比如对知识的汲取。卖药几年，他从一个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人成为“刘大夫”；无法适应的则是规则模糊的领域，在比较杂乱的市场环境下认真做事，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欠缺“灵活性”，久而久之，工商药监都经常来查他，医生慢慢都弃用他的药。
最终决定关门，跟他的母亲有关。
母亲是一个观念上十分保守的女性，出生于资本家家庭，却坚定地认为商人全是坏人，财富是罪恶的。“你是一个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应该去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投机倒把的罪犯。”
“我辞职是有难言之隐的，但又没办法解释，只能咬着牙坚持，为此我母亲说要和我断绝关系，6年不让我进门，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1999年的某天，刘杰在广东潮阳采办药品，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语气十分冷淡：“你爸爸想你了。”这是刘杰6年来第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那时眼泪哗就下来了，我知道其实是她想要我回家了。”
丢下所有工作，马上坐车到广州，买了最早一班机票，刘杰在次日中午回到家中。母亲依旧面无表情，说了一句“还没吃饭吧”就转身进了厨房。
这是这个资本家的二小姐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厨房，给儿子做了一顿“十分十分难吃”的饭，刘杰咬着牙将所有饭菜都吃了下去。吃完依旧冷场、尴尬，临走时，刘杰拿出两万元交给母亲，母亲从中抽出一张，剩下的又还给了她。
从那以后母子关系逐渐缓和，有一天母亲说，钱是要赚，但要有度，多少是多呢？还是希望你做文化方面的事情，不辜负党和国家对你的教育。
“妈，这回我听您的。”就这样，刘杰闯入了作家圈子。
刘杰完全是一个由观念“正统”的母亲逼出来的作家。
他把公司关掉，把家里装饰出一种书房模样，开始了他的写作。
2003年，刘杰的第一本书《混子》正在出版社编辑，母亲被宣告病危。10天，老人没吃没喝，躺在床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刘杰不断地催促出版社编辑送样书，最后自己赶过去取，回到病房，把书放在老人身上。“她睁开眼看了看，就走了。”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百元钞票。
“那个时候蓝色的4个领袖头像的百元钞票市面上基本没有了，我一看就知道是她4年前从两万元中抽出来的那张。”刘杰说，“那一刻我非常震撼，因为我知道她到死也没有原谅我，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整个人都傻了。”
之后刘杰便立下誓言，一定要完成《大商埠》，这部书的主角原型就是外祖父，是母亲眼中唯一一个不是坏人的商人。他觉得，大概只有写一本与母亲有关的书，才能在阴阳两界之间冰释前嫌。
书的规划太恢弘，刘杰内心的压力又太大，于是不断地砸毁电脑这种疯狂的举动，恰恰成了防止他真正发疯的唯一办法。书最终完成，电脑扔出了窗外，刘杰专门手书誊写出一份手稿，拿到母亲墓前焚烧。90多万字的手稿化为灰烬，内心的痛结方始解开。
7月17日的《猴票》签售会上，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也被请到了现场。这是一本针对黑暗人心进行强烈鞭挞的小说，时代背景也就在几年前，刘杰说，因为对人性的书写太过灰暗，这本书在出版社足足躺了4年多，最终在刘杰妥协、修改之后才面世。
与《大商埠》一样，《猴票》有很大比例的非虚构内容，这恰恰是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因为当今的作家，最赚钱的一般是纯虚构的写作者，而且有意地远离现实，历史穿越、神魔鬼怪、消费主义内容横行。一个对身边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特别留意，愿意对社会性格进行研究和纠正的作者，往往并不受欢迎。冯小刚在《1942》票房表现不佳后发表的对电影行业和电影观众的感慨，一样适用于写作领域。
我想问刘杰的是，你这样的作家，能赚钱吗？
刘杰说，真把赚钱当成追求，就不会做一个作家。“《大商埠》写青岛的历史，我有一种普及的冲动，但我如果在一些正经场合说这话，人家就会认为你不过是想多卖几本书。我在想，如果有那么多爱读书而且对青岛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人，我完全愿意放弃我的版税。”
的确，现在让人们打开一本书很难。
刘杰送了我一本《猴票》的毛边书，当晚我打算通宵达旦地阅读，却发现毛边书是根本打不开的，于是我在第二天买了另一本。
“品茶玩壶抽烟斗，读书码字瞎溜达。”这是刘杰的自况。
结合他的微博名“闲人刘爷”，在见面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确乎很清闲，想象着他唐装布鞋，手提鸟笼，哼着小调穿过胡同的“老炮儿”样。见上面后发现，打扮上差不离，工作却是陀螺般忙碌。
7月17日是他的新书《猴票》的首发式，头一天签了1000多本书，晚上觉也没睡好。朋友们说，也不知道激动什么，发新书又不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出了七八本书、700多万字的人，还是这么认真。
刘杰说，凡事就怕个认真。他妻子车驰说，早年经商时，刘杰只是个“卖药的”，从没学过医，却自学成了一个能看病的人，以至于走在街上都有人叫他“刘大夫”。
2000年才开始写作，在文坛上，他就是个半路出家的擅入者，但甫一进入就鲜花夹道。知名作家尤凤伟说，刘杰这个新书首发式，壮观场面是自己第一次见。按照青岛书城以往的经验，作家新书首发式大概能来30个左右的读者，刘杰的现场却来了100多人，把一个小空间挤得水泄不通。
刘杰说，人们看到他现在受欢迎，但又怎么会知道他写一部书得砸掉多少台电脑？
人怕出名
热闹的意思就是，人一多，又闷热又吵闹。书城的空调开着，刘杰却一直摇着一把折扇。
扇面是“合作”的，正面是刘杰写的字—“刘爷说事”，背面是一位画家的山水画。刘杰先写好了字，把扇子交给画家，拿回来后一看，画了一个撅着屁股的丰满裸女，顿时有点懵。“给我画了个光腚女人，刘爷说事，说的什么事？这绝对不行。”
于是画家给他改，硬生生把一个裸女改成山水，题目叫“轻舟已过万重山”。朋友们抢过去，对着光源仔细打量，还能看到“光腚女人”的轮廓。
若说刘杰现在很有声名，证据也不是那么明显。在百度输入“刘杰”搜索，基本上没他什么事；输入“作家刘杰”，首页也就寥寥几条；将关键字缩小到“青岛作家刘杰”，这才准确地找到他。
这给不熟悉他的人一个印象—刘杰只是一个“区域性作家”。当地官民也都乐见其成，媒体报道总要给他加上“青岛作家”、“岛城作家”或“本土作家”的头衔，以便让这个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城市显得有厚度起来。
青岛人对刘杰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青岛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黄河，把刘杰90余万字的小说《大商埠》拿去节目上读，连续读了100多天，听众像年轻人“追剧”一般追捧，读完之后又被要求重播。刘杰还被请去做了14期节目，讲述书中的历史风情。
此行前往青岛采访刘杰，便是缘于读过他的《大商埠》。那种在宏大历史视野之下的个体挣扎、人性缠斗和家国情怀，在当代小说中已不多见，这部小说今年还入围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令我好奇的是，公众对刘杰的认知度显然并不匹配他的作品水准。
见到他之后总算获得了局部的答案。别人开微博，都盼着“增粉”，甚至花钱购买“僵尸粉”，而刘杰则不停地删粉，每隔几天，就把一些粉丝删掉，实行“总量控制”，似乎生怕自己被人知道。
刘杰说，这个时代作家的责任，主要在于“修复文化”，写一些好书给人们去读，只要书的受众有了，作家没必要太有名。他的意思大概和钱钟书说的差不多：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他对大众不理智的言行很反对，在他看来，偶像崇拜其实也是这种非理性的一种。“一些年轻作家签售，一天能签5000本，底下排队的都是孩子，抱着书又是流泪又是喊叫，这哪里是要读书，跟追星没两样。”
潜意识里，他其实是排斥热闹的。
电脑无辜
刘杰有一帮很有趣的朋友，律师、艺术家、播音员、金融白领、企业老板，在首发式上都自发地赶来帮忙。中午凑成一桌饭，大家名义上说是来祝贺的，嘴上却都在拐着弯损人，刘杰不时发出一句感慨：“你看这都是些什么人！”
在《大商埠》中，形容主人公房事的烈度，刘杰用了一个词—“拆屋”，这个词总在线索行进过程中不时出现，让人印象深刻。于是朋友们见了他，就总要嬉笑着提起“拆屋”。画家曲宝来尤其爱开玩笑，说着说着又拿“拆屋”来调侃了一遍。
曲宝来最拿手的是画建筑物，刘杰回击说，他是除了画房子啥也不会画。有人接着说，他画你拆，画多少拆多少。
席间除了刘杰，无一是作家。虽然彼此都认识，但刘杰很少和其他作家往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刘杰是作家圈子的一名“擅入者”。
“自古说文人相轻，我从来不轻视任何人，因为我知道写作的艰难。不过，你也改变不了文人圈子，你有了成绩，在圈子里有时挺尴尬的。”
我很有兴趣听一听他“写作艰难”的故事，因为他是一个平均“年产”50万字的作家。我想，如果写作容易，该是什么景象？
“我的天，你都不知道我写《大商埠》砸掉了多少台电脑。”
《大商埠》是他最早动笔的小说，却并不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大量的考据、调研、采访，让这部小说的写作绵延10年之久，创作常常陷入瓶颈，实在写不下去时他就新开一题，所以《混子》等后期计划的作品反而更早问世。
无数次，刘杰都想放弃《大商埠》，不过这部小说写与不写，其实并不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而是一个必须兑现的誓言，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家族史。
在写作卡壳、痛苦万分的时候，刘杰便会陷入癫狂状态，几乎理智崩溃，将电脑砸成碎片。10年下来，砸掉了6台电脑，砸完之后，清醒了，又要老老实实把硬盘从碎片中找出来。最终完成的时候，刘杰抱起电脑，从6楼扔了下去。
“每次砸完我也后悔，因为你终究还得花钱再去买一台新的。”
安分的男人
青岛市作协主席郑建华说，刘杰是一个不安分的男人，是写作最终让他安分了下来。尤凤伟则说，自己80年代就认识刘杰，后来他突然不见了，做生意去了，后来又突然出现了，一口气写了七八本书出来。
刘杰自嘲，自己是做记者被开了，做生意倒闭了，只能回来写书。
198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刘杰做了6年记者，接着下海经商，做的是药品代理生意，一个众所周知的密布着潜规则的行业。
11年时间里，曾经小有成就，企业员工达到40多人，后来又急转直下，最终关门歇业。“文人经商，总有这毛病，就是没有‘杀人’的心，没有奸商的气度。”刘杰说，自己擅长做有明确规矩的事情，比如对知识的汲取。卖药几年，他从一个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人成为“刘大夫”；无法适应的则是规则模糊的领域，在比较杂乱的市场环境下认真做事，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欠缺“灵活性”，久而久之，工商药监都经常来查他，医生慢慢都弃用他的药。
最终决定关门，跟他的母亲有关。
母亲是一个观念上十分保守的女性，出生于资本家家庭，却坚定地认为商人全是坏人，财富是罪恶的。“你是一个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应该去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投机倒把的罪犯。”
“我辞职是有难言之隐的，但又没办法解释，只能咬着牙坚持，为此我母亲说要和我断绝关系，6年不让我进门，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1999年的某天，刘杰在广东潮阳采办药品，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语气十分冷淡：“你爸爸想你了。”这是刘杰6年来第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那时眼泪哗就下来了，我知道其实是她想要我回家了。”
丢下所有工作，马上坐车到广州，买了最早一班机票，刘杰在次日中午回到家中。母亲依旧面无表情，说了一句“还没吃饭吧”就转身进了厨房。
这是这个资本家的二小姐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厨房，给儿子做了一顿“十分十分难吃”的饭，刘杰咬着牙将所有饭菜都吃了下去。吃完依旧冷场、尴尬，临走时，刘杰拿出两万元交给母亲，母亲从中抽出一张，剩下的又还给了她。
从那以后母子关系逐渐缓和，有一天母亲说，钱是要赚，但要有度，多少是多呢？还是希望你做文化方面的事情，不辜负党和国家对你的教育。
“妈，这回我听您的。”就这样，刘杰闯入了作家圈子。
作家的诞生
刘杰完全是一个由观念“正统”的母亲逼出来的作家。
他把公司关掉，把家里装饰出一种书房模样，开始了他的写作。
2003年，刘杰的第一本书《混子》正在出版社编辑，母亲被宣告病危。10天，老人没吃没喝，躺在床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刘杰不断地催促出版社编辑送样书，最后自己赶过去取，回到病房，把书放在老人身上。“她睁开眼看了看，就走了。”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百元钞票。
“那个时候蓝色的4个领袖头像的百元钞票市面上基本没有了，我一看就知道是她4年前从两万元中抽出来的那张。”刘杰说，“那一刻我非常震撼，因为我知道她到死也没有原谅我，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整个人都傻了。”
之后刘杰便立下誓言，一定要完成《大商埠》，这部书的主角原型就是外祖父，是母亲眼中唯一一个不是坏人的商人。他觉得，大概只有写一本与母亲有关的书，才能在阴阳两界之间冰释前嫌。
书的规划太恢弘，刘杰内心的压力又太大，于是不断地砸毁电脑这种疯狂的举动，恰恰成了防止他真正发疯的唯一办法。书最终完成，电脑扔出了窗外，刘杰专门手书誊写出一份手稿，拿到母亲墓前焚烧。90多万字的手稿化为灰烬，内心的痛结方始解开。
7月17日的《猴票》签售会上，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也被请到了现场。这是一本针对黑暗人心进行强烈鞭挞的小说，时代背景也就在几年前，刘杰说，因为对人性的书写太过灰暗，这本书在出版社足足躺了4年多，最终在刘杰妥协、修改之后才面世。
与《大商埠》一样，《猴票》有很大比例的非虚构内容，这恰恰是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因为当今的作家，最赚钱的一般是纯虚构的写作者，而且有意地远离现实，历史穿越、神魔鬼怪、消费主义内容横行。一个对身边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特别留意，愿意对社会性格进行研究和纠正的作者，往往并不受欢迎。冯小刚在《1942》票房表现不佳后发表的对电影行业和电影观众的感慨，一样适用于写作领域。
我想问刘杰的是，你这样的作家，能赚钱吗？
刘杰说，真把赚钱当成追求，就不会做一个作家。“《大商埠》写青岛的历史，我有一种普及的冲动，但我如果在一些正经场合说这话，人家就会认为你不过是想多卖几本书。我在想，如果有那么多爱读书而且对青岛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人，我完全愿意放弃我的版税。”
的确，现在让人们打开一本书很难。
刘杰送了我一本《猴票》的毛边书，当晚我打算通宵达旦地阅读，却发现毛边书是根本打不开的，于是我在第二天买了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