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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必须得反，但同时要为治本做好一些制度准备和规矩准备。准则和条例就是治本的制度准备。这体现了，在管党治党方面，党中央是有通盘考虑的。
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两项法规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两项法规一正一反，《廉洁自律准则》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党纪处分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两项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就这两项党内法规的相关重要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党建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不一样的
《南风窗》：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从政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后，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尤其是《纪律处分条例》，有些纪律要求的条款，大家讨论也比较多。对此，我们应当怎么正确地理解？
辛鸣：对网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要回避，应该理直气壮地把道理说清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对政党成员当然要有要求，只要是组织的一员，哪怕你现在只是名义上的，也要遵守这个组织的基本规矩。比如说，中央的大政方针都是经过集体研究和讨论决定的，并且在中央开会做出决定之前还要征求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员来说，在大政方针没有出台之前，是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发表意见，就算出台之后还有不同看法，那也没关系，在坚决维护执行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党内的渠道反映，党章是明确保障这个权利的。党章规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如果某个党员的认识与党的主义宗旨信仰、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合不了，你也可以选择退党，这也是你的权利与自由。但是你不能把党的事情、党的决策，党内不反映、党内不提出，依然顶着党员的身份跑到社会上去乱讲，去哗众取宠，这就是违反组织规矩。政治组织有政治组织的规矩，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南风窗》：我们现在领导干部，毕竟大多数都是党员。从中纪委公布的一些违纪案例看，纪律问题的确比较严重，组织的调动，个人不服从；决策中独断专行；利用各种同乡会、同学会相互提携等等。
辛鸣：此次颁布的准则和条例就是要解决你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不能让党内的领导干部有特权，不能让他们乱作为，不能让他们行为没底线。
要讲清楚纪律的必要性还是要回到政党的性质上来讲。政党是什么？是政治组织。那么政治组织如何有力量、有战斗力？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一要靠理想，二要靠纪律。如果说组织内部还有小团体、小圈子、小山头，还有团团伙伙的话，那么这个政党就会一盘散沙，就会变成兴趣俱乐部。那样的话，政党组织就会名存实亡，本身就没有战斗力了。从体现政党运行规律的角度来讲，当然要捍卫政党的令行禁止，捍卫政党的团结和统一。
《南风窗》：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如果中共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中共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中共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就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他还明确批评说：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辛鸣：这点是一定要明确讲：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目标是一致的，利益是一致的，身份是一致的，所以绝对不能把政党内部变成小社会，不能把政治组织变成社会组织，这一点是一定要说清楚的。
《南风窗》：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说很长时间有个观点就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媒体也一直这么讲，讲了很多年。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人存在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强调什么铁的纪律，组织纪律约束，就是回到革命党了。
辛鸣：在口语中讲“革命党”与“执政党”问题不大，但这既不是严谨的学术概念，更不是规范的政治用语。看看十六大报告里面，表述是这样讲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从来没有简单划成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时期，也有执政的内容在里面，边区政府不就是在执政吗？广大的解放区不也在执政吗？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需要不断地对自身的问题进行革命。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斗争里面也包括自我革命。所有这些内容都说明，即使是执政党本身，并不是说就没有了革命的品质、革命的要求。同样，以前带领人民革命时也不并不是没有执政的思维与行为。所以一定不要简单地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
此外，观察一个政党是不是执政，首先不是看政党内部怎么运行的，而是这个政党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表现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政党怎么管理自己的成员，那是政党内部的事情。
客观地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过去党内某些“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现在“突然”发现真要按照政治组织的要求管党治党，就感到很不习惯。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社会的期待。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肯定要比一个一盘散沙的共产党要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民众有意义得多。
党要管党，不仅仅是约束公权力问题
《南风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从领导人民革命，一路走到全国范围内执政，里面有个历史的基本逻辑，就是说政党组织的出现要进行政治整合。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讲一盘散沙，是共产党解决了这个问题。 辛鸣：你说的就是要找到一种真正有战斗力、有作为的政治组织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就是要让党成为一个真正有战斗力、有作为的政治组织。这也是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
即使在西方社会，政党性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政党内部也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和纪律的。还是那句话，一定不要淡化政治组织自身的内在要求，没有了这个，就不存在什么政治组织了。
《南风窗》：在中国现实之下，甚至可以说，党不管党的话，现在就没有办法去约束公权力，也没有办法完成治理的现代化。
辛鸣：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党不管党，公共权力滥用的现象的确会更加严重，但是党要管党，绝对不仅仅是制约公权力问题。党要管党还要着眼于公权力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体现政党的宗旨和主义。因为公共权力服务的好与坏，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制约的问题，还有激励。公共权力为什么服务？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里面有一个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政党的宗旨、主义和信仰。不同的政党，它对于公共权力的使用有不同的认识标准。
《南风窗》：所以，《廉洁自律准则》是正面倡导，《党纪处分条例》开列“负面清单”，划出“底线”。
辛鸣：作为党内的规矩，一个是自律的，一个是讲他律的。既有正面的规矩，又有反面的规矩，规矩才是全的。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管不住人；只有反面没有正面，就没有了方向和目标。纪律从来不是不是为管而管，必然有目标指向，必然有价值指向。
《南风窗》：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讲得也非常明确，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党员和领导干部，好像只要有法律底线就行了，这个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
辛鸣：过去很多时候的确是把党的纪律给退化到了国家法律这个底线上了，违反党的纪律都不当回事，只要你不触犯国家法律，就是好同志，如果你触犯了法律，那么对不起，你就变成阶下囚了。事实上，共产党的干部，不应该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中间还有很多形态。当他从好同志开始出现亚健康，通过纪律约束让他及时纠正过来，他不就还可以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吗？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愿景看，走到被法律惩处地步的党员应该是极极少数。
《南风窗》：通过现在一些反腐和违纪案例看，的确违纪的现象已经比较严重，虽然可能还没有到违法地步，但这些违纪的现象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已经相当大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纠正。
辛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说一个政治组织内部已经涣散到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你去纠正，大家还感觉到很不适应，这恰恰说明政治组织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回归“原教旨”。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个什么政党，信仰什么，为谁服务，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党章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回归“原教旨”，就是回归党章。
《南风窗》：所以这次修订，一个比较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纪和国法不一样，党纪和国法要区分开。
辛鸣：我们的说法是党纪严于国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过去我们的党纪里面有很多国法的内容。但是国法都管了，党纪还去管干吗？没有必要去浪费自己的精力，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纪法分开，就是纪检部门只管党的纪律，法律的问题交到司法系统去管。
但是同时，要把纪律搁在法律之前，不能动不动让法律顶到前面去，当法律顶到前面去的时候，一切都晚了。纪律顶到前面去，在你还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迹象的时候，用纪律把你给约束住。比如说男女之间不正当关系，在法律上只要没有形成民事后果，是不触犯法律的，但是党纪是不允许的，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属于道德败坏，那么纪检就要进行惩处。
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重要制度准备
《南风窗》：十八大后，中纪委明确提出纪委系统要聚焦主业，王岐山书记说得非常明确，就是监督执纪问责。通过这次修订，回过头去看，有段时间大家的解读可能有问题，这个“主业”理解成了只是查办案件。
辛鸣：过去有段时间，纪委提出聚焦主业后，很多人的理解是，过去纪委很多干部在其他部门挂了很多虚衔，管了很多事，那现在要回归到以查案子为主。像有些纪委的同志还挂着什么某哥部门办公室副主任，不是说这个工作不重要，但是你没有必要去挂职，你就专心回来干自己该干的事情。这种认识也不能完全说是误解。十八大后的一段时间，该干的事情就是查案子。现在案子当然要查，但更要回到本源上进行纪律的审查和检查。这中间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
《南风窗》：我们权且称之为纪委职能的回归，回到纪律的审查和检查上来。那么这种回归，对党内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科学化，意义何在？
辛鸣：其实现在纪委系统地位的突出，职能的回归，更加凸显了目前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下的一种科学化安排，就是强化了纪委的监督作用。西方总是推销政党之间的监督模式，其实监督模式有多种多样。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是可以搞好监督的。怎么监督？我们有纪委对政党的行为进行纪律检查，同时还设置了巡视制度。巡视组也是政党内部很重要且很有效的监督体制之一。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特别是转作风反腐败的效果很明显，就是因为巡视发挥了巨大的党内监督功能。
《南风窗》：从巡视来看，巡视反馈的问题涉及各个部门、各个系统。
辛鸣：纪委是从纪律层面来管，只要违反了党的纪律，不管你是哪个领域，都要管。纪律就是我们现在规定的6大纪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廉洁纪律和群众纪律，只要违反这6大纪律，不管你涉及什么方面，纪委都是应该管也可以管的。当然是管纪律，不管具体的业务。
纪委的权力是来源于党章，它是按照党章对政党进行纪律检查。只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职能有所淡化和弱化，其实党章里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南风窗》：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包括你刚才讲的纪委的纪律审查职能的全面到位，对今后的反腐败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辛鸣：准则和条例的出台，我把它理解成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走向纵深的一个标志，或者叫未雨绸缪。虽然到目前为止，腐败的存量还不小，但是从长远来看，存量总有被反完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仅要雷霆万钧消除存量，更要防微杜渐遏制增量。
如何来遏制增量？就是通过纪律，用王岐山书记的话讲，把纪律和规矩顶在法律前面。如果党纪比国法要求还严，如果有人一旦触犯纪律就会及时给你提个醒、打个招呼，这样的话不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这两个条例，其实也是反腐从治标开始走向治本的一个未雨绸缪的重要标志。
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们不治标了。不要把治标和治本割裂开来。腐败必须得反，但同时要为治本做好一些制度准备和规矩准备。准则和条例就是治本的制度准备。这体现了，在管党治党方面，党中央是有通盘考虑的。
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两项法规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两项法规一正一反，《廉洁自律准则》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党纪处分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两项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就这两项党内法规的相关重要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党建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不一样的
《南风窗》：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从政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后，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尤其是《纪律处分条例》，有些纪律要求的条款，大家讨论也比较多。对此，我们应当怎么正确地理解？
辛鸣：对网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要回避，应该理直气壮地把道理说清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对政党成员当然要有要求，只要是组织的一员，哪怕你现在只是名义上的，也要遵守这个组织的基本规矩。比如说，中央的大政方针都是经过集体研究和讨论决定的，并且在中央开会做出决定之前还要征求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员来说，在大政方针没有出台之前，是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发表意见，就算出台之后还有不同看法，那也没关系，在坚决维护执行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党内的渠道反映，党章是明确保障这个权利的。党章规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如果某个党员的认识与党的主义宗旨信仰、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合不了，你也可以选择退党，这也是你的权利与自由。但是你不能把党的事情、党的决策，党内不反映、党内不提出，依然顶着党员的身份跑到社会上去乱讲，去哗众取宠，这就是违反组织规矩。政治组织有政治组织的规矩，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南风窗》：我们现在领导干部，毕竟大多数都是党员。从中纪委公布的一些违纪案例看，纪律问题的确比较严重，组织的调动，个人不服从；决策中独断专行；利用各种同乡会、同学会相互提携等等。
辛鸣：此次颁布的准则和条例就是要解决你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不能让党内的领导干部有特权，不能让他们乱作为，不能让他们行为没底线。
要讲清楚纪律的必要性还是要回到政党的性质上来讲。政党是什么？是政治组织。那么政治组织如何有力量、有战斗力？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一要靠理想，二要靠纪律。如果说组织内部还有小团体、小圈子、小山头，还有团团伙伙的话，那么这个政党就会一盘散沙，就会变成兴趣俱乐部。那样的话，政党组织就会名存实亡，本身就没有战斗力了。从体现政党运行规律的角度来讲，当然要捍卫政党的令行禁止，捍卫政党的团结和统一。
《南风窗》：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如果中共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中共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中共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就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他还明确批评说：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辛鸣：这点是一定要明确讲：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目标是一致的，利益是一致的，身份是一致的，所以绝对不能把政党内部变成小社会，不能把政治组织变成社会组织，这一点是一定要说清楚的。
《南风窗》：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说很长时间有个观点就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媒体也一直这么讲，讲了很多年。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人存在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强调什么铁的纪律，组织纪律约束，就是回到革命党了。
辛鸣：在口语中讲“革命党”与“执政党”问题不大，但这既不是严谨的学术概念，更不是规范的政治用语。看看十六大报告里面，表述是这样讲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从来没有简单划成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时期，也有执政的内容在里面，边区政府不就是在执政吗？广大的解放区不也在执政吗？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需要不断地对自身的问题进行革命。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斗争里面也包括自我革命。所有这些内容都说明，即使是执政党本身，并不是说就没有了革命的品质、革命的要求。同样，以前带领人民革命时也不并不是没有执政的思维与行为。所以一定不要简单地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
此外，观察一个政党是不是执政，首先不是看政党内部怎么运行的，而是这个政党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表现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政党怎么管理自己的成员，那是政党内部的事情。
客观地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过去党内某些“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现在“突然”发现真要按照政治组织的要求管党治党，就感到很不习惯。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社会的期待。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肯定要比一个一盘散沙的共产党要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民众有意义得多。
党要管党，不仅仅是约束公权力问题
《南风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从领导人民革命，一路走到全国范围内执政，里面有个历史的基本逻辑，就是说政党组织的出现要进行政治整合。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讲一盘散沙，是共产党解决了这个问题。 辛鸣：你说的就是要找到一种真正有战斗力、有作为的政治组织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就是要让党成为一个真正有战斗力、有作为的政治组织。这也是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
即使在西方社会，政党性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政党内部也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和纪律的。还是那句话，一定不要淡化政治组织自身的内在要求，没有了这个，就不存在什么政治组织了。
《南风窗》：在中国现实之下，甚至可以说，党不管党的话，现在就没有办法去约束公权力，也没有办法完成治理的现代化。
辛鸣：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党不管党，公共权力滥用的现象的确会更加严重，但是党要管党，绝对不仅仅是制约公权力问题。党要管党还要着眼于公权力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体现政党的宗旨和主义。因为公共权力服务的好与坏，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制约的问题，还有激励。公共权力为什么服务？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里面有一个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政党的宗旨、主义和信仰。不同的政党，它对于公共权力的使用有不同的认识标准。
《南风窗》：所以，《廉洁自律准则》是正面倡导，《党纪处分条例》开列“负面清单”，划出“底线”。
辛鸣：作为党内的规矩，一个是自律的，一个是讲他律的。既有正面的规矩，又有反面的规矩，规矩才是全的。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管不住人；只有反面没有正面，就没有了方向和目标。纪律从来不是不是为管而管，必然有目标指向，必然有价值指向。
《南风窗》：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讲得也非常明确，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党员和领导干部，好像只要有法律底线就行了，这个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
辛鸣：过去很多时候的确是把党的纪律给退化到了国家法律这个底线上了，违反党的纪律都不当回事，只要你不触犯国家法律，就是好同志，如果你触犯了法律，那么对不起，你就变成阶下囚了。事实上，共产党的干部，不应该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中间还有很多形态。当他从好同志开始出现亚健康，通过纪律约束让他及时纠正过来，他不就还可以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吗？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愿景看，走到被法律惩处地步的党员应该是极极少数。
《南风窗》：通过现在一些反腐和违纪案例看，的确违纪的现象已经比较严重，虽然可能还没有到违法地步，但这些违纪的现象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已经相当大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纠正。
辛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说一个政治组织内部已经涣散到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你去纠正，大家还感觉到很不适应，这恰恰说明政治组织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回归“原教旨”。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个什么政党，信仰什么，为谁服务，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党章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回归“原教旨”，就是回归党章。
《南风窗》：所以这次修订，一个比较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纪和国法不一样，党纪和国法要区分开。
辛鸣：我们的说法是党纪严于国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过去我们的党纪里面有很多国法的内容。但是国法都管了，党纪还去管干吗？没有必要去浪费自己的精力，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纪法分开，就是纪检部门只管党的纪律，法律的问题交到司法系统去管。
但是同时，要把纪律搁在法律之前，不能动不动让法律顶到前面去，当法律顶到前面去的时候，一切都晚了。纪律顶到前面去，在你还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迹象的时候，用纪律把你给约束住。比如说男女之间不正当关系，在法律上只要没有形成民事后果，是不触犯法律的，但是党纪是不允许的，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属于道德败坏，那么纪检就要进行惩处。
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重要制度准备
《南风窗》：十八大后，中纪委明确提出纪委系统要聚焦主业，王岐山书记说得非常明确，就是监督执纪问责。通过这次修订，回过头去看，有段时间大家的解读可能有问题，这个“主业”理解成了只是查办案件。
辛鸣：过去有段时间，纪委提出聚焦主业后，很多人的理解是，过去纪委很多干部在其他部门挂了很多虚衔，管了很多事，那现在要回归到以查案子为主。像有些纪委的同志还挂着什么某哥部门办公室副主任，不是说这个工作不重要，但是你没有必要去挂职，你就专心回来干自己该干的事情。这种认识也不能完全说是误解。十八大后的一段时间，该干的事情就是查案子。现在案子当然要查，但更要回到本源上进行纪律的审查和检查。这中间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
《南风窗》：我们权且称之为纪委职能的回归，回到纪律的审查和检查上来。那么这种回归，对党内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科学化，意义何在？
辛鸣：其实现在纪委系统地位的突出，职能的回归，更加凸显了目前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下的一种科学化安排，就是强化了纪委的监督作用。西方总是推销政党之间的监督模式，其实监督模式有多种多样。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是可以搞好监督的。怎么监督？我们有纪委对政党的行为进行纪律检查，同时还设置了巡视制度。巡视组也是政党内部很重要且很有效的监督体制之一。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特别是转作风反腐败的效果很明显，就是因为巡视发挥了巨大的党内监督功能。
《南风窗》：从巡视来看，巡视反馈的问题涉及各个部门、各个系统。
辛鸣：纪委是从纪律层面来管，只要违反了党的纪律，不管你是哪个领域，都要管。纪律就是我们现在规定的6大纪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廉洁纪律和群众纪律，只要违反这6大纪律，不管你涉及什么方面，纪委都是应该管也可以管的。当然是管纪律，不管具体的业务。
纪委的权力是来源于党章，它是按照党章对政党进行纪律检查。只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职能有所淡化和弱化，其实党章里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南风窗》：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包括你刚才讲的纪委的纪律审查职能的全面到位，对今后的反腐败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辛鸣：准则和条例的出台，我把它理解成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走向纵深的一个标志，或者叫未雨绸缪。虽然到目前为止，腐败的存量还不小，但是从长远来看，存量总有被反完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仅要雷霆万钧消除存量，更要防微杜渐遏制增量。
如何来遏制增量？就是通过纪律，用王岐山书记的话讲，把纪律和规矩顶在法律前面。如果党纪比国法要求还严，如果有人一旦触犯纪律就会及时给你提个醒、打个招呼，这样的话不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这两个条例，其实也是反腐从治标开始走向治本的一个未雨绸缪的重要标志。
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们不治标了。不要把治标和治本割裂开来。腐败必须得反，但同时要为治本做好一些制度准备和规矩准备。准则和条例就是治本的制度准备。这体现了，在管党治党方面，党中央是有通盘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