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趁热打铁，加速吸金的同时，过度商业化的影响也在显现。而在荷兰等国，该节目的制作方在比赛结束后，不参与后续产业链的商业开发，而《中国好声音》比赛结束后，商业化演出排得满满当当。
　　此外，《中国好声音》也受到选手背景作假、比赛结果提前泄露、过度商业化等质疑。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也曾红遍中国，但终因各种原因被叫停。同样是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其真正成长起来的选手也只有李宇春、张靓颖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好声音》会否步《超级女声》后尘？
　　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星空传媒项目顾问徐帆认为，“好声音”的学员能否成长起来，仍需时间检验。“体制内的平台如央视等对选秀出来的选手的接受度降低，而这也会影响到这些歌手在市场上获得的认同度。”
　　“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徐帆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实际上，因为政策对此类综艺节目的限制，已经对其产生影响。例如，节目不能直播，导致比赛结果提前泄露。而节目不能公众投票，使得媒体评审团的专业化与代表性问题饱受争议。
　　制、播矛盾
　　随着《中国好声音》的走红，该节目的播出方浙江卫视和制作方灿星制作都强调各自的品牌形象。记者注意到，采访中双方的措辞也有微妙的不同。
　　浙江卫视副总监兼节目中心主任杜昉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将浙江卫视在《中国好声音》中的地位比作“控股集团”。“《中国好声音》并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就像一个楼盘的项目，盖房子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还有拿地、营销、买卖等等其他环节。在“好声音”这个工程中，浙江卫视就像是操盘手、控股集团。” 杜昉称。
　　而灿星制作宣传总监陆伟则表示，灿星制作已经买下了《The Voice》三季的版权，此前制作方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需要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而现在浙江卫视不需资金投入，只提供了人员和设备。陆伟向本报记者表示，所购买的三季版本在灿星制作手中，如果顺利的话会继续跟浙江卫视合作，但也会考虑其他合作方。而杜昉对本报记者表示，三季的《中国好声音》都会在浙江卫视播出。
　　这些口径上的微妙出入，显示分成投资这一模式下双方的磨合刚刚开始。“电视行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行业，他们握有频道资源，习惯作为甲方，让别人看自己脸色这样的姿态，这是一种思维习惯。”徐帆表示。
　　作为星空传媒的项目顾问，徐帆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一些合作事项。他告诉本报记者，双方也会有意见的不统一。在外界的推广，双方的口径也不一样。
　　“但这些都是基于市场规律的利益博弈。在市场行为中，没有最佳方案，只有次优方案，来协调双方的利益。”徐帆表示。他认为，在《中国好声音》中，浙江台更像一家很有眼光的超市，引进了一种只能在这个超市买到的商品。
　　目前已经得到确认的是，《中国好声音》的第二季仍将在浙江卫视播出。那么，双方的合作模式、分成比例有无变化？杜昉用“大同小异”来形容。
　　学员能红多久？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好声音》后续的产业链开发上，则主要由灿星制作承担。杜昉表示，学员们可以继续在浙江卫视这个平台上演出、曝光。但对于未来的产业链，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的诉求不同。
　　“浙江卫视主要是做节目和播出平台，浙江卫视不需要而且体制目前也不适合去做太多线下的事情，我们是国企，不可能承担太多的经济功能。即便是在权限范围内，我们也不想做成一个天娱，天娱签了200多个选手，真正能发展起来的有几个？我们不想学员毁在体制上。”
　　尽管《中国好声音》的学员目前身价高涨，出场费甚至达到30万元，直逼一线明星，但未来能否持续走红仍然存疑。
　　“中国选秀节目的后续开发，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成功的案例。”徐帆表示，体制内的演艺活动对选秀选手的接受度不高。“李宇春能上春晚，就是轰动性的大事件。而事实上，选秀选手在央视等地方露面后，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也提升很多。”
　　“《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在有官方话语和市场话语的情况下，未来能不能走出来，还不好说。”上述人士表示。
　　而此前，徐海星等选手被爆出屡打悲情牌、有意隐瞒乃至篡改身份的消息，由于不少参赛选手有多次参与选秀节目的经历，有的甚至已经从事职业歌手多年，《中国好声音》还面临着“炒剩饭”的质疑。
　　青海卫视的品牌总监刘朝晖质疑道：“他们说白了就是把一个准专业水准的歌手先往低处了说，渲染其在社会上辛苦打拼的悲情，让不知真相的观众惊为天人。”
　　而杜昉认为，《中国好声音》并不排斥有经验的选手参赛。“不要求一定是新人，参加过别的选秀的，有过丰富演出经历的也可以参加。《中国好声音》就像一个博士生导师班，进学院培训的，有工作经验的也好，应届毕业生也好，都可以参加。”杜昉对本报记者表示。
　　对于下一季的学员招募，杜昉较有信心：“学员肯定会招到。中国非常大，很多江湖高手可能还没有出山。有第一季的影响力，对于以后的学员会有正向的作用。”
　　政策之伤
　　徐帆认为，综艺节目的风险不仅是商业上的，更是政策上的。“政策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2012年初“限娱令”施行，国家广电总局对相关节目把控尺度严格，仅审批通过《花儿朵朵》等几档选秀节目。在这种大背景下，由于2011年《快乐女声》屡屡超时，国家广电总局勒令湖南卫视2012年不得举办任何选秀节目。
　　诞生在“限娱令”等政策之下的《中国好声音》，虽然减少了《快乐女声》这样的竞争对手，并赢得了黄金档的播出权，但在节目制作上也存在掣肘，而其弊端随着节目接近尾声益发显现出来。
　　据灿星制作CEO田明对媒体表示，国家广电总局针对该节目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特别要求这档节目绝对不能海选，不能投票，绝对不能做成原来的老套路，要树立音乐新标准，要传递正确价值观。但这为后来的节目流程留下了隐患。
　　与荷兰原版、走红的美国版采用的观众投票方式不同，《中国好声音》新增了“媒体评审团”投票环节，由全国99家媒体组成的“媒体评审团”进驻现场，与考核导师一起决定学员的去留。在“终极考核”的三轮赛事中，“媒体评审团”的作用不可谓不大，甚至直接掌握学员的“生死大权”。 　　但“媒体评审团”的专业性受到质疑。一位不愿具名的娱乐业内人士表示，专业的事情还是得让专业的人来干，唱歌这个行业，已经不专业得太久了。
　　而之所以采取“媒体评审团”，是因为广电总局2007年9月发布的对选拔类电视节目的相关管理规定中注明：“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因此，原版《The Voice》“直播+投票”的方式落地中国后，无法实行。
　　不能直播的规定导致该节目比赛结果提前泄露，而这对一档竞赛类节目的打击不可谓不大。陆伟透露，按照广电总局的规定，只能进行一期直播，所以我们申报时只申报了总决赛的一期直播。
　　“我们没想到剧透会蔓延得如此严重。开始时我们预估的状况是，如果录播后有少数剧透在网络流出，就出来一个删一个。但随着节目大火，加上部分有组织的行为，剧透一下就蔓延开了。”上述人士表示。
　　过度商业化
　　就国外而言，《The Voice》的赢利仅限于节目制作与播出这个过程中。但在《中国好声音》中，灿星制作试图对整个音乐产业链进行开发和运用。
　　据了解，在已经引入《The Voice》版权的其他国家中，《The Voice》节目结束于选出冠军的一刹那。换言之，14场节目之后，一季《The Voice》便宣告结束，除了节目本身的衍生品或者线上歌曲的继续销售外，歌手签约以及演唱会、各类表演收益等获利均是唱片公司的事情，已然与《The Voice》节目制作播出方再无关系。
　　而在9月21日，第一季的比赛尚未结束，《中国好声音》全国巡演的第一场已经在澳门上演。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好声音》制作方之所以这么迫切地追求变现，一是因为娱乐业本身变化迅疾，不趁热打铁吸金也许很快关注度就下降了。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国外的《The Voice》通过付费下载观看、植入广告等方式已经获取巨额利润，而中国观众付费观看的习惯尚未养成，制作方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收益。
　　此外，《中国好声音》的模式被某些节目所借鉴。而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华电视公司“亚洲天团争霸战”制作人李方儒宣布即将推出台湾版的“好声音”。这档定名为《华人好声音》的选秀节目将歌手的筛选范围扩大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海外地区。
　　对此，杜昉表示：“《中国好声音》只有这个名字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从中文名的角度来看不能用。如果叫《华人好声音》就属于侵权了。我觉得对方如果使用这个名称，应该跟我们有一个沟通。”
　　徐帆认为，《中国好声音》只可能通过网络渠道进入大陆市场，这对广告商没有说服力。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有优势，但现在对市场的影响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