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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不原则”——张季鸾办报理念之核心
（一）“四不原则”产生的背景
1、思想背景
笔者认为，想要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必与他的所处的环境及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分不开的，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季鸾的身份十分复杂，这也就导致了他思想的复杂化。张季鸾首先是一位报人，自1908年创办《夏声》杂志始，直至1926年接办新记《大公报》，十六年的报海沉浮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办报经验，办报思想也日趋成熟。其次张季鸾是一个文人，不依赖于党派、独立自在，并由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最后张季鸾还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人，他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在他的“朋友圈”中，亦不乏那个时代的弄潮儿，这也让周旋于各个政治人物之间的张季鸾意识到报纸作为“第四种权利”不依赖于政党的重要性。
2、现实背景
《大公报》的复刊，正值中国报刊的黑暗时期，其时军阀混战，国内大乱，各政府严控报纸、杂志的言论。“报界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军权压力，重于万钧；言论自由，不绝一线；而全国兴战”①，也是在这一时期，报人接连被迫害。在这个时期苟活的报纸，要么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为政党军阀说话，靠政治金生存，要么不问政事，超然于政治之外，面对如此情景，张季鸾痛感“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②。因此，在新记《大公报》复刊伊始，张季鸾便在其发刊词中，明确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决心办一份不依靠政党，不依赖津贴，言论完全自由的独立报纸。
（二）“四不原则”的内容
1、“四不原则”之“不党”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③
2、“四不原则”之“不卖”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圃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④
3、“四不原则”之“不私”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⑤
在《大公报》接办之初，张季鸾就与胡政之、吴鼎昌约定，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在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禄的公职。之后又分别在《大公报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及《大公报同人公约》中规定：“创办人及专在在本社服务不兼社外有给职务者为社员”，“本社职员不兼任何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⑥。
4、“四不原则”之“不盲”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低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⑦
张季鸾提出的“不盲”原则，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新闻报道活动不盲信。二是《大公报》的新闻评论不盲从、不盲动、不盲争。
二、“四不原则”的延伸
（一）“四不原则”与“文人论政”
“论政”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从战国时的“处事横议”到明朝时的“结社议论”，尤其是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说的影响，使得“文人论政”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二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自王韬和他的《循环日报》始，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开创的“实务文体”风靡一时，各个政党均借“文人论政”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四不原则”的影响下，张季鸾将“文人论政”再一次推向高峰。与之前的“文人论政”不同的是，张季鸾并不是以“文人论政”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党派之见，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不党份子”，超脱出政党的掣肘，没有经济上的顾虑，而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张季鸾的政论往往更能看清时局，趋利避害。
（二）“四不原则”与“公、诚、忠、勇”
1937年，张季鸾发表文章《论言论自由》，指出新闻从业人员“要公、要诚、要勇”，1941年，张季鸾在与青年学生交流时，提出“曰忠曰勇”，并视其为新记《大公报》的成功秘诀，后总结为“公、诚、忠、勇”。
所谓“公”，即动机公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公平、公正、公開，“公”可以说是“四不原则”中“不私”的延伸。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记者在采访报道中要客观中立，在撰写评论时要发自公心。
“诚”是观点态度要诚，“夫意见当然不能人人一致，然态度应一致。一致者何？诚意是也”⑧。诚是对新闻之诚，对公众之诚，“职业报人，意无政治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⑨。作为新闻从业者，要对新闻事业抱有诚心，要对读者负责，而非哗众取宠、取悦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诚”算是对“不卖”原则的延伸。
“忠”，忠至为何？笔者认为这里的“忠”是忠于国家、忠于公众，而非忠于党派，忠于政权，是“不党”的体现。
“勇”，张季鸾认为，作为一个报人还需要有“勇”的品质，他认为“须时时准备失败，方能做到勇字”。笔者认为，这里的“勇”有两层内涵，一是接受失败之勇，因为这个“勇”，上海版《大公报》傲然拒检被查封，二是面对舆论之勇，张季鸾的社论往往能撇开舆论影响，逆流而上，在人们谩骂时他同情，在人们趋战时他避战，一旦抱定这种信念，便勇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也是“四不原则”中“不盲”的表现。 “公、诚、忠、勇”是张季鸾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此四字也是对其新闻观的高度概括，恰与“四不原则”一脉相承，对当今的新闻从业者仍具有指导意义。
（三）“四不原则”与新闻专业主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的媒介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⑩。
张季鸾所提出的“四不原则”认为：报纸是一种公共言论机关，并非某个政党或者个人所得而私，并且主张报刊言论自由、经济独立，这些思想已经十分趋近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正如张季鸾所说“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同类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介绍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⑾。
三、“四不原则”之评价
（一）“四不原则”的意义
“四不原则”的提出，无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张季鸾始，随张季鸾终。“四不原则”是我国报人在追寻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尝试，而且成效显著，在“四不原则”的引导下，新记《大公报》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报纸，并于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1940年年度全世界最优秀报纸荣誉奖，这是当时中国新闻界获得的第一个国际荣誉，全国舆论界也以新记《大公报》马首是瞻。
“四不原则”对当今仍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这“四不”思想扩大到整个舆论媒体行业，笔者相信新闻工作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的日期当在不远。
（二）“四不原则”的局限性
近代中国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前期苦遭帝国列强压迫，中间又出现军阀混战的乱象，而后又经历了日军侵华和抗日战争，民族工商业饱受战火的摧残，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使得我国近代绝大多数的报纸生存周期很短，使得“四不原则”的提出存在很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的局限性。
“四不原则”在本质上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变形，然而我国近代民众的公民意识远未达到西方水平，加之国内政治环境混乱，对“四不原则”的执行力多少会产生影响，例如张季鸾对“不党”原则的貫彻，学界就很有争议，张季鸾在接办《大公报》后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但他与蒋介石私交甚密却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发展为“小骂帮大忙”，蒋介石敬张季鸾为国士，张季鸾则报蒋介石以国恩，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论政的局限所在。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张季鸾.张季鸾集[M].北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3]夏晓琳.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J].新闻资料研究，1992（10）.
[4]刘建勋.一代大师的新闻传播境界——张季鸾新闻实践和思想解读[J].新闻知识，2012（8）.
[5]李詹.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J].国际新闻界，2010（8）.
[6]郭丽华.梁启超和张季鸾办报思想之比较[J].今传媒，2012（9）.
[7]刘宪阁.报人张季鸾研究——一个学术史的回顾[J].新闻学论集，2010（12）.
[8]李成杰.浅谈报业巨子张季鸾先生的办报思想[J].新闻传播，2013（3）.
[9]罗朋.西安事变中的媒体比较[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5）.
[10]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4）.
[11]李云豪.张季鸾办报思想探析[D].南昌大学，2005.
[12]王亮.张季鸾办报思想研究[D].湘潭大学，2010.
[13]李佳丽.试论张季鸾报刊活动及其办报思想[D].河北经贸大学，2015.
注释
①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②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③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④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⑤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⑥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99页。
⑦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⑧张季鸾：《论言论自由》，载《大公报》，1937年2月18日。
⑨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载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5日。
⑩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02期。
⑾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载《大公报》1936年9月1日。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四不原则”产生的背景
1、思想背景
笔者认为，想要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必与他的所处的环境及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分不开的，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季鸾的身份十分复杂，这也就导致了他思想的复杂化。张季鸾首先是一位报人，自1908年创办《夏声》杂志始，直至1926年接办新记《大公报》，十六年的报海沉浮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办报经验，办报思想也日趋成熟。其次张季鸾是一个文人，不依赖于党派、独立自在，并由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最后张季鸾还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人，他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在他的“朋友圈”中，亦不乏那个时代的弄潮儿，这也让周旋于各个政治人物之间的张季鸾意识到报纸作为“第四种权利”不依赖于政党的重要性。
2、现实背景
《大公报》的复刊，正值中国报刊的黑暗时期，其时军阀混战，国内大乱，各政府严控报纸、杂志的言论。“报界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军权压力，重于万钧；言论自由，不绝一线；而全国兴战”①，也是在这一时期，报人接连被迫害。在这个时期苟活的报纸，要么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为政党军阀说话，靠政治金生存，要么不问政事，超然于政治之外，面对如此情景，张季鸾痛感“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②。因此，在新记《大公报》复刊伊始，张季鸾便在其发刊词中，明确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决心办一份不依靠政党，不依赖津贴，言论完全自由的独立报纸。
（二）“四不原则”的内容
1、“四不原则”之“不党”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③
2、“四不原则”之“不卖”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圃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④
3、“四不原则”之“不私”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⑤
在《大公报》接办之初，张季鸾就与胡政之、吴鼎昌约定，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在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禄的公职。之后又分别在《大公报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及《大公报同人公约》中规定：“创办人及专在在本社服务不兼社外有给职务者为社员”，“本社职员不兼任何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⑥。
4、“四不原则”之“不盲”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低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⑦
张季鸾提出的“不盲”原则，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新闻报道活动不盲信。二是《大公报》的新闻评论不盲从、不盲动、不盲争。
二、“四不原则”的延伸
（一）“四不原则”与“文人论政”
“论政”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从战国时的“处事横议”到明朝时的“结社议论”，尤其是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说的影响，使得“文人论政”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二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自王韬和他的《循环日报》始，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开创的“实务文体”风靡一时，各个政党均借“文人论政”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四不原则”的影响下，张季鸾将“文人论政”再一次推向高峰。与之前的“文人论政”不同的是，张季鸾并不是以“文人论政”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党派之见，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不党份子”，超脱出政党的掣肘，没有经济上的顾虑，而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张季鸾的政论往往更能看清时局，趋利避害。
（二）“四不原则”与“公、诚、忠、勇”
1937年，张季鸾发表文章《论言论自由》，指出新闻从业人员“要公、要诚、要勇”，1941年，张季鸾在与青年学生交流时，提出“曰忠曰勇”，并视其为新记《大公报》的成功秘诀，后总结为“公、诚、忠、勇”。
所谓“公”，即动机公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公平、公正、公開，“公”可以说是“四不原则”中“不私”的延伸。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记者在采访报道中要客观中立，在撰写评论时要发自公心。
“诚”是观点态度要诚，“夫意见当然不能人人一致，然态度应一致。一致者何？诚意是也”⑧。诚是对新闻之诚，对公众之诚，“职业报人，意无政治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⑨。作为新闻从业者，要对新闻事业抱有诚心，要对读者负责，而非哗众取宠、取悦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诚”算是对“不卖”原则的延伸。
“忠”，忠至为何？笔者认为这里的“忠”是忠于国家、忠于公众，而非忠于党派，忠于政权，是“不党”的体现。
“勇”，张季鸾认为，作为一个报人还需要有“勇”的品质，他认为“须时时准备失败，方能做到勇字”。笔者认为，这里的“勇”有两层内涵，一是接受失败之勇，因为这个“勇”，上海版《大公报》傲然拒检被查封，二是面对舆论之勇，张季鸾的社论往往能撇开舆论影响，逆流而上，在人们谩骂时他同情，在人们趋战时他避战，一旦抱定这种信念，便勇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也是“四不原则”中“不盲”的表现。 “公、诚、忠、勇”是张季鸾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此四字也是对其新闻观的高度概括，恰与“四不原则”一脉相承，对当今的新闻从业者仍具有指导意义。
（三）“四不原则”与新闻专业主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的媒介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⑩。
张季鸾所提出的“四不原则”认为：报纸是一种公共言论机关，并非某个政党或者个人所得而私，并且主张报刊言论自由、经济独立，这些思想已经十分趋近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正如张季鸾所说“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同类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介绍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⑾。
三、“四不原则”之评价
（一）“四不原则”的意义
“四不原则”的提出，无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张季鸾始，随张季鸾终。“四不原则”是我国报人在追寻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伟大尝试，而且成效显著，在“四不原则”的引导下，新记《大公报》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报纸，并于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1940年年度全世界最优秀报纸荣誉奖，这是当时中国新闻界获得的第一个国际荣誉，全国舆论界也以新记《大公报》马首是瞻。
“四不原则”对当今仍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这“四不”思想扩大到整个舆论媒体行业，笔者相信新闻工作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的日期当在不远。
（二）“四不原则”的局限性
近代中国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前期苦遭帝国列强压迫，中间又出现军阀混战的乱象，而后又经历了日军侵华和抗日战争，民族工商业饱受战火的摧残，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使得我国近代绝大多数的报纸生存周期很短，使得“四不原则”的提出存在很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的局限性。
“四不原则”在本质上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变形，然而我国近代民众的公民意识远未达到西方水平，加之国内政治环境混乱，对“四不原则”的执行力多少会产生影响，例如张季鸾对“不党”原则的貫彻，学界就很有争议，张季鸾在接办《大公报》后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但他与蒋介石私交甚密却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发展为“小骂帮大忙”，蒋介石敬张季鸾为国士，张季鸾则报蒋介石以国恩，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论政的局限所在。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张季鸾.张季鸾集[M].北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3]夏晓琳.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J].新闻资料研究，1992（10）.
[4]刘建勋.一代大师的新闻传播境界——张季鸾新闻实践和思想解读[J].新闻知识，2012（8）.
[5]李詹.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J].国际新闻界，2010（8）.
[6]郭丽华.梁启超和张季鸾办报思想之比较[J].今传媒，2012（9）.
[7]刘宪阁.报人张季鸾研究——一个学术史的回顾[J].新闻学论集，2010（12）.
[8]李成杰.浅谈报业巨子张季鸾先生的办报思想[J].新闻传播，2013（3）.
[9]罗朋.西安事变中的媒体比较[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5）.
[10]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4）.
[11]李云豪.张季鸾办报思想探析[D].南昌大学，2005.
[12]王亮.张季鸾办报思想研究[D].湘潭大学，2010.
[13]李佳丽.试论张季鸾报刊活动及其办报思想[D].河北经贸大学，2015.
注释
①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②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③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④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⑤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⑥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99页。
⑦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载《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⑧张季鸾：《论言论自由》，载《大公报》，1937年2月18日。
⑨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载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5日。
⑩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02期。
⑾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载《大公报》1936年9月1日。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