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眸20世纪华夏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上世纪60年代崛起的“新金陵画派”，与同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均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艺术流派之一，为现代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该画派中的傅抱石、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代表性人物，亦以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共同走入现代艺术史序列。其中钱松喦先生对“新金陵画派”的绘画贡献及影响力，大概或仅次于该画派之魁首傅抱石先生。
钱松喦（此字早期只用“岩”，后因他崇拜清代画家华喦，曾经将“岩”“嵒”二字互用，70岁后只用“喦”），号芑庐主人，1899年9月11日出身于锦绣江南紫砂陶都宜兴一个晚清秀才家庭。他自幼便入私塾，随父钱绍起习文学画，19岁到江苏省无锡市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他孜孜以求画艺，认真研习髡残、梅清、原济、沈周、唐寅等明清大师作品，由此上溯宋、元诸家，并拜当地名画家胡汀鹭为师。1923年毕业后在苏州、溧阳、无锡等地中小学校从事美术教育等，以在无锡师范学校的工作时间最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松喦继续留任江苏无锡师范学校教师。1957年调入筹备中的江苏省国画院工作。1960年，钱松喦随傅抱石院长率领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壮游西南、西北等地，师自然、求造化。1961年，江苏画家在北京举办轰动画坛的“山河新貌”展，钱松喦亦担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1964年，他在京华等地成功举办个人画展。“文革”期间，钱松喦与不少老艺术家一样，曾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才得以复出，并在1977年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期间兼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及顾问等职。1985年9月4日，钱松喦在六朝古都南京逝世，走完了87年的人生旅途。钱松喦生前出版画集达10余种，另有《砚边点滴》《指画浅谈》和《学画溯童年》等著述问世。所作已为国内著名美术馆、博物馆以及一些重要场所典藏陈列，并且较为广泛地流传海内外。
综观钱松喦的绘画艺术，他不仅擅长山水、花鸟，亦能指画、书法，兼通诗文，尤以山水画成就为至高。其山水画早期画风主要以继承传统为主，所作简朴苍秀，质拙凝重，古意盎然，更多的是受到了明清时期传统文人画风之影响。由于钱松喦勤奋耕耘，丹青不辍，渐修得道，因此打下了深厚扎实的笔墨功底。1929年，钱松喦便有两幅作品入选当时全国第一次美展。1949年之前，他曾先后在无锡、苏州、南京、香港、北京等地举办个展，在江南地区享有一定的丹青声誉。
钱松喦毕生经历了清末及民国社会动荡剧变、民不聊生时期，1949年以后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不少希望，遂开始自觉地投入到艺术为时代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洪流当中。1950年钱松喦在无锡参加治螟运动后，所作《治螟图》乃其第一次采用传统山水、人物画表现方式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的新题材。他曾写出《清高思想阻碍了我的进步》文章，随后绘制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画作。
1957年，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筹建中国画院。江苏省亦开始从苏南、苏北等地物色一些优秀画家，着手在省会南京筹建江苏省国画院。除了当时在金陵工作的傅抱石、陈之佛、亚明、魏紫熙、张文俊等人，寓居苏州的余彤甫、陈旧村、费新我、张晋，寓居无锡的钱松喦，寓居常州的龚铁梅、房虎卿，寓居镇江的丁士青，寓居扬州的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寓居徐州的王琴舫，寓居安亭（今属上海）的宋文治等人，陆续调入或被聘任为该院画家。另经傅抱石推荐，德艺双馨的吕凤子受聘为该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化古都南京一时间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绘画艺术氛围愈加浓厚。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传统绘画自“清初四王”以后陈陈相因，传统文人画远离现实，尽管期间不乏一些画坛佼佼者，但延迄近世已难挽颓败之势。20世纪初以来，“中国画究竟应当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认真思考，美术圈内外不时地发出要求“革新中国画”之类呼声。从“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十年间，激进改革与传统守旧思潮进行了数次反响较大的观点交锋。
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钱松喦等江苏省国画院中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画家们，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围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方向，还经常开展艺术切磋、相互交流活动。如因受清初大画僧石涛“笔墨当随时代”思想以及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傅抱石提出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陈之佛亦提出了“思想观点变了，绘画的意境也必然随之而变”等新颖创作观念，曾经鼓舞不少画家。早前受传统文人画风影响较深的钱松喦，还经常得以户外采风写生，不断地陶冶于大自然风光美景之中，衷情感悟时代风貌与国家建设成就，个人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画风随后明显地为之一变。在此期间的主要特点是如何通过外出写生等方式关注现实生活、突出时代主题，如何用“老瓶装新酒”、将传统表现形式与时代生活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开拓出一条既有民族绘画特色、又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道路来。
1958年，钱松喦在多次实地写生的基础上，满怀热情地创作出国画《芙蓉湖上》，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举办的首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上展出，个人山水画风遂开始不断转型，艺术风格开始逐渐走向成熟。1959年他进行了人生的首次远游，历访北京居庸关、八达岭、官厅水库以及山西大同等地，并且创作了《古塞驼铃》《云冈道中》《武州河上》《北海之春》等一批画作。在此期间，钱松喦还与傅抱石等人为江苏省国画院的建立呕心沥血，默默地贡献着自己应有的力量。
1960年9至12月，钱松喦随同傅抱石院长率领的由13位老、中、青年画家组成的采风团队，壮游豫、陕、川、鄂、湘、粤六省，沿途踏访河南郑州、洛阳、三门峡，陕西西安、黄陵、延安、华山，四川成都、乐山、峨眉山、重慶（当时归四川省管辖），长江三峡，湖北武汉，湖南长沙、韶山、宁乡，广东广州、从化等地，行程长达23000余里，这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官方组织如此较长时间和旅途的画家采风写生活动。钱松喦与大家一起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尽情领略名山大川、革命纪念地及风土人情，深切感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并用心中的画笔为祖国锦绣河山立传。钱松喦的内心世界因此受益匪浅。譬如他在游历峻峭险拔的西岳华山时，发现山体岩石的肌骨纹理正是古人创造传统“荷叶皴”的生活来源，而“后人没有生活，依样画葫芦，把古人皴法走了样”;他在古画中从未见过黄土高原的皴法是如何表现的，“现在要我们来创造新的黄土高原皴”“其中就有妙文可做”……故而感触良多。 1961年春，钱松嵒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壮游万里话丹青》一文，专门谈到这次创作采风中的一些真情实感：“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江南，眼光不宽，在这样的思想感情中所画出的画，当然气派也小。此行不单是从生活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获得真实知识，而且打开眼界、大豁胸襟。站在三门峡工地上、武汉长江大桥上、华山秦岭峨眉上，觉得浩气凌云，为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艺术要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我于此领会到我们祖国的伟大，画中表现中国气派，应该是伟大的气派……我通过这次壮游，觉得不独反映祖国山河需要山水画，回忆革命史，歌颂新面貌，也是有适用之处，广大人民本来喜爱山水画……山水画大有文章可作，使我信心百倍。”这年5月，江苏画家在北京帅府园中国美协展览馆举办《山河新貌》展，顿时引起了画坛轰动。100余件积极反映时代生活主题的优秀画作，得到了郭沫若、叶浅予、老舍、华君武、黄苗子、郁风等文艺界人士的广泛赞誉。该画展同时还推出亚明、宋文治、魏紫熙、张文俊等画坛新人崭露头角，“新金陵画派”由此声誉鹊起。
上世纪60年代，钱松喦先后前往安徽黄山，山东崂山、泰岳、孔子故里，江西庐山、南昌、井冈山、瑞金，山西云冈、恒山、平型关，京华郊外古北口、密云水库等地采风写生，不断汲取绘画创作养分。1964年，他复在京华成功举办个人国画近作展，备受多方关注。邓拓、潘絜兹等人对此给予较高评价。华君武还在《山水画推陈出新的样板》中深情写道：“钱松喦推陈出新的山水画，给予了我们美术界一个样板。”
从钱松喦这一时期创作的《三门峡》《延安颂》《陕北江南》《珠江春晓》《连云港》《江山胜概》等用传统笔墨技法表现时代风采的画作中，人们可见其个人画风从立意创境、图式结构到笔墨技巧等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譬如他大胆尝试饱蘸朱砂、数十次易稿绘制的《红岩》，并将重彩与水墨技法完美地结合起来，堪称是现代画坛上讴歌红色经典的佳作之一。而他用前人不曾采用的俯瞰构图以及青绿画法创作的《常熟田》，则成了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丰收在望新气象的优秀作品……他还写出了《我在旅行写生中的几点体会》（1960年）、《新生活，新笔墨——我对中国画推陈出新的一些体会》（1964年）、《画社会主义丰收田》（1964年）、《搞好国画，为工农兵服务》（1965年）等探索实践的心得体会，为其他画家提供了不少借鉴作用。
1965年9月，傅抱石应邀为上海虹桥机场创作大幅画作，返回南京寓中因突发脑淤血不幸逝世。如今回过头来看，此后的钱松喦从客观上便开始担负起“新金陵画派”领头羊的重任，个人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不久之后，“文革”运动便开始了，江苏省国画院遭到解散。钱松喦亦被抄家、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画笔，“新金陵画派”因此陷入低谷……
上世纪70年代初钱松喦复出，参与江苏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工作，才得以继续深入现实、体验生活，再度寻访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借以获取新的创作源泉，充实心胸丘壑，进一步把握时代脉搏，将传统绘画特色与时代生活气息融为一体，不断深化对传统山水画的新认识和新感受，开始进入创作巅峰期。所作构图稳中求变，意韵新颖隽永，气韵生动迷人。他在这一时期先后创作了《古塞新湖》《红装素裹》《泰山顶上一青松》《长城》《锦绣江南鱼米乡》《枣园曙光》《北戴河》等具有时代烙印的精品佳作。
进入80年代，暮年的钱松喦在总结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笔墨，更加注重发抒感兴，通过遗貌取神来强化作品的意蕴内涵，画风再度为之一变。除了将传统笔墨与自然山水相结合，他还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创作出《长城万里，无限风光》《岗陵永固》《东方春永》《千帆出航》《太湖伟观》《光明万年》等扛鼎力作，通过激情描绘壮美山川、万里长城和江南风光等来颂扬伟大的祖国和勤劳的人民，从而突破前人山水画中因循守旧的陈规窠臼，开拓了传统文人画的审美境域，个人画名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晚年所表现的浓墨重彩（注：即以水墨与石青、石绿、曙红、朱砂等色彩融汇相间）画作，雄浑大气，厚重沉着，个性独特鲜明。他笔下的劲松、苍岩等景物，比较好地吸取了前贤的笔墨精髓，颤笔醇厚刚朴，表现韵味十足，可谓独树一帜。而颇具风貌的“松岩（嵒）皴”，则借鉴传统荷叶皴、折带皴等绘画技法，用笔刚柔相济、有筋有骨，较为神似地把握客观自然的形态质感，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本體语言和表现力，并已逐步得到后人的普遍认知。
此外，钱松喦的书法艺术早先从篆隶、魏碑入手，进而追学钟繇、晋代经文和木简文字，骨法用笔，楷隶相融，浑厚沉稳，稚朴挺秀;其诗文功底深厚，才情并茂，这些都拓展了个人画作的宏阔悠远意境。而除了绘画实践外，他与傅抱石等人撰写的关于绘画方面的文稿，亦为该画派艺术理念与绘画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今则成了人们研究该画派诞生与发展的重要文献之一。
承前启后、大器晚成的钱松喦，最终以古朴苍浑、沉稳灵秀、意蕴深远、化古为新等个人画格，实现了个人心中的“山水画大有文章可做”夙愿，由此亦丰富了以江南文化为主要特质的“新金陵画派”的群体面貌。钱松喦在绘画与生活、传承与发展等方面，为今人提供了颇为宝贵的探索经验，“春蚕到死丝方尽”却成了他的临终绝言。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上，钱松喦亦是紧随现代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之后，较受青睐追崇的传统延续型国画大家之一。如今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尽管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人的画艺风格各异、各有千秋，但钱松喦在艺术贡献方面似乎要略超越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人一筹，同时由于他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领导职务多时，因此堪称其是自傅抱石去世后“新金陵画派”的主要领军人物，或许应该并不为过。当然，由于离我们太近等缘故，对现代画家立马进行历史学术定位，为时仍尚偏早一些！
常言道：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但关键时刻往往只有几步，并将对个人产生很大的作用和影响。钱松喦在接近天命之年成为江苏省国画院的专职画家，确实乃其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故近来坊间还有人云：上世纪50年代假若是同在无锡的绘画名家秦古柳而非钱松喦调入江苏省国画院，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各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谁又将会更大一些呢？当然，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从中亦可以窥见：客观社会环境对艺术家成长、成功、成名等，确实具有不少作用和影响的！
钱松喦（此字早期只用“岩”，后因他崇拜清代画家华喦，曾经将“岩”“嵒”二字互用，70岁后只用“喦”），号芑庐主人，1899年9月11日出身于锦绣江南紫砂陶都宜兴一个晚清秀才家庭。他自幼便入私塾，随父钱绍起习文学画，19岁到江苏省无锡市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他孜孜以求画艺，认真研习髡残、梅清、原济、沈周、唐寅等明清大师作品，由此上溯宋、元诸家，并拜当地名画家胡汀鹭为师。1923年毕业后在苏州、溧阳、无锡等地中小学校从事美术教育等，以在无锡师范学校的工作时间最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松喦继续留任江苏无锡师范学校教师。1957年调入筹备中的江苏省国画院工作。1960年，钱松喦随傅抱石院长率领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壮游西南、西北等地，师自然、求造化。1961年，江苏画家在北京举办轰动画坛的“山河新貌”展，钱松喦亦担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1964年，他在京华等地成功举办个人画展。“文革”期间，钱松喦与不少老艺术家一样，曾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才得以复出，并在1977年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期间兼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及顾问等职。1985年9月4日，钱松喦在六朝古都南京逝世，走完了87年的人生旅途。钱松喦生前出版画集达10余种，另有《砚边点滴》《指画浅谈》和《学画溯童年》等著述问世。所作已为国内著名美术馆、博物馆以及一些重要场所典藏陈列，并且较为广泛地流传海内外。
综观钱松喦的绘画艺术，他不仅擅长山水、花鸟，亦能指画、书法，兼通诗文，尤以山水画成就为至高。其山水画早期画风主要以继承传统为主，所作简朴苍秀，质拙凝重，古意盎然，更多的是受到了明清时期传统文人画风之影响。由于钱松喦勤奋耕耘，丹青不辍，渐修得道，因此打下了深厚扎实的笔墨功底。1929年，钱松喦便有两幅作品入选当时全国第一次美展。1949年之前，他曾先后在无锡、苏州、南京、香港、北京等地举办个展，在江南地区享有一定的丹青声誉。
钱松喦毕生经历了清末及民国社会动荡剧变、民不聊生时期，1949年以后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不少希望，遂开始自觉地投入到艺术为时代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洪流当中。1950年钱松喦在无锡参加治螟运动后，所作《治螟图》乃其第一次采用传统山水、人物画表现方式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的新题材。他曾写出《清高思想阻碍了我的进步》文章，随后绘制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画作。
1957年，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筹建中国画院。江苏省亦开始从苏南、苏北等地物色一些优秀画家，着手在省会南京筹建江苏省国画院。除了当时在金陵工作的傅抱石、陈之佛、亚明、魏紫熙、张文俊等人，寓居苏州的余彤甫、陈旧村、费新我、张晋，寓居无锡的钱松喦，寓居常州的龚铁梅、房虎卿，寓居镇江的丁士青，寓居扬州的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寓居徐州的王琴舫，寓居安亭（今属上海）的宋文治等人，陆续调入或被聘任为该院画家。另经傅抱石推荐，德艺双馨的吕凤子受聘为该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化古都南京一时间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绘画艺术氛围愈加浓厚。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传统绘画自“清初四王”以后陈陈相因，传统文人画远离现实，尽管期间不乏一些画坛佼佼者，但延迄近世已难挽颓败之势。20世纪初以来，“中国画究竟应当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认真思考，美术圈内外不时地发出要求“革新中国画”之类呼声。从“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十年间，激进改革与传统守旧思潮进行了数次反响较大的观点交锋。
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钱松喦等江苏省国画院中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画家们，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围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方向，还经常开展艺术切磋、相互交流活动。如因受清初大画僧石涛“笔墨当随时代”思想以及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傅抱石提出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陈之佛亦提出了“思想观点变了，绘画的意境也必然随之而变”等新颖创作观念，曾经鼓舞不少画家。早前受传统文人画风影响较深的钱松喦，还经常得以户外采风写生，不断地陶冶于大自然风光美景之中，衷情感悟时代风貌与国家建设成就，个人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画风随后明显地为之一变。在此期间的主要特点是如何通过外出写生等方式关注现实生活、突出时代主题，如何用“老瓶装新酒”、将传统表现形式与时代生活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开拓出一条既有民族绘画特色、又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道路来。
1958年，钱松喦在多次实地写生的基础上，满怀热情地创作出国画《芙蓉湖上》，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举办的首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上展出，个人山水画风遂开始不断转型，艺术风格开始逐渐走向成熟。1959年他进行了人生的首次远游，历访北京居庸关、八达岭、官厅水库以及山西大同等地，并且创作了《古塞驼铃》《云冈道中》《武州河上》《北海之春》等一批画作。在此期间，钱松喦还与傅抱石等人为江苏省国画院的建立呕心沥血，默默地贡献着自己应有的力量。
1960年9至12月，钱松喦随同傅抱石院长率领的由13位老、中、青年画家组成的采风团队，壮游豫、陕、川、鄂、湘、粤六省，沿途踏访河南郑州、洛阳、三门峡，陕西西安、黄陵、延安、华山，四川成都、乐山、峨眉山、重慶（当时归四川省管辖），长江三峡，湖北武汉，湖南长沙、韶山、宁乡，广东广州、从化等地，行程长达23000余里，这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官方组织如此较长时间和旅途的画家采风写生活动。钱松喦与大家一起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尽情领略名山大川、革命纪念地及风土人情，深切感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并用心中的画笔为祖国锦绣河山立传。钱松喦的内心世界因此受益匪浅。譬如他在游历峻峭险拔的西岳华山时，发现山体岩石的肌骨纹理正是古人创造传统“荷叶皴”的生活来源，而“后人没有生活，依样画葫芦，把古人皴法走了样”;他在古画中从未见过黄土高原的皴法是如何表现的，“现在要我们来创造新的黄土高原皴”“其中就有妙文可做”……故而感触良多。 1961年春，钱松嵒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壮游万里话丹青》一文，专门谈到这次创作采风中的一些真情实感：“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江南，眼光不宽，在这样的思想感情中所画出的画，当然气派也小。此行不单是从生活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获得真实知识，而且打开眼界、大豁胸襟。站在三门峡工地上、武汉长江大桥上、华山秦岭峨眉上，觉得浩气凌云，为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艺术要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我于此领会到我们祖国的伟大，画中表现中国气派，应该是伟大的气派……我通过这次壮游，觉得不独反映祖国山河需要山水画，回忆革命史，歌颂新面貌，也是有适用之处，广大人民本来喜爱山水画……山水画大有文章可作，使我信心百倍。”这年5月，江苏画家在北京帅府园中国美协展览馆举办《山河新貌》展，顿时引起了画坛轰动。100余件积极反映时代生活主题的优秀画作，得到了郭沫若、叶浅予、老舍、华君武、黄苗子、郁风等文艺界人士的广泛赞誉。该画展同时还推出亚明、宋文治、魏紫熙、张文俊等画坛新人崭露头角，“新金陵画派”由此声誉鹊起。
上世纪60年代，钱松喦先后前往安徽黄山，山东崂山、泰岳、孔子故里，江西庐山、南昌、井冈山、瑞金，山西云冈、恒山、平型关，京华郊外古北口、密云水库等地采风写生，不断汲取绘画创作养分。1964年，他复在京华成功举办个人国画近作展，备受多方关注。邓拓、潘絜兹等人对此给予较高评价。华君武还在《山水画推陈出新的样板》中深情写道：“钱松喦推陈出新的山水画，给予了我们美术界一个样板。”
从钱松喦这一时期创作的《三门峡》《延安颂》《陕北江南》《珠江春晓》《连云港》《江山胜概》等用传统笔墨技法表现时代风采的画作中，人们可见其个人画风从立意创境、图式结构到笔墨技巧等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譬如他大胆尝试饱蘸朱砂、数十次易稿绘制的《红岩》，并将重彩与水墨技法完美地结合起来，堪称是现代画坛上讴歌红色经典的佳作之一。而他用前人不曾采用的俯瞰构图以及青绿画法创作的《常熟田》，则成了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丰收在望新气象的优秀作品……他还写出了《我在旅行写生中的几点体会》（1960年）、《新生活，新笔墨——我对中国画推陈出新的一些体会》（1964年）、《画社会主义丰收田》（1964年）、《搞好国画，为工农兵服务》（1965年）等探索实践的心得体会，为其他画家提供了不少借鉴作用。
1965年9月，傅抱石应邀为上海虹桥机场创作大幅画作，返回南京寓中因突发脑淤血不幸逝世。如今回过头来看，此后的钱松喦从客观上便开始担负起“新金陵画派”领头羊的重任，个人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不久之后，“文革”运动便开始了，江苏省国画院遭到解散。钱松喦亦被抄家、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画笔，“新金陵画派”因此陷入低谷……
上世纪70年代初钱松喦复出，参与江苏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工作，才得以继续深入现实、体验生活，再度寻访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借以获取新的创作源泉，充实心胸丘壑，进一步把握时代脉搏，将传统绘画特色与时代生活气息融为一体，不断深化对传统山水画的新认识和新感受，开始进入创作巅峰期。所作构图稳中求变，意韵新颖隽永，气韵生动迷人。他在这一时期先后创作了《古塞新湖》《红装素裹》《泰山顶上一青松》《长城》《锦绣江南鱼米乡》《枣园曙光》《北戴河》等具有时代烙印的精品佳作。
进入80年代，暮年的钱松喦在总结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笔墨，更加注重发抒感兴，通过遗貌取神来强化作品的意蕴内涵，画风再度为之一变。除了将传统笔墨与自然山水相结合，他还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创作出《长城万里，无限风光》《岗陵永固》《东方春永》《千帆出航》《太湖伟观》《光明万年》等扛鼎力作，通过激情描绘壮美山川、万里长城和江南风光等来颂扬伟大的祖国和勤劳的人民，从而突破前人山水画中因循守旧的陈规窠臼，开拓了传统文人画的审美境域，个人画名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晚年所表现的浓墨重彩（注：即以水墨与石青、石绿、曙红、朱砂等色彩融汇相间）画作，雄浑大气，厚重沉着，个性独特鲜明。他笔下的劲松、苍岩等景物，比较好地吸取了前贤的笔墨精髓，颤笔醇厚刚朴，表现韵味十足，可谓独树一帜。而颇具风貌的“松岩（嵒）皴”，则借鉴传统荷叶皴、折带皴等绘画技法，用笔刚柔相济、有筋有骨，较为神似地把握客观自然的形态质感，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本體语言和表现力，并已逐步得到后人的普遍认知。
此外，钱松喦的书法艺术早先从篆隶、魏碑入手，进而追学钟繇、晋代经文和木简文字，骨法用笔，楷隶相融，浑厚沉稳，稚朴挺秀;其诗文功底深厚，才情并茂，这些都拓展了个人画作的宏阔悠远意境。而除了绘画实践外，他与傅抱石等人撰写的关于绘画方面的文稿，亦为该画派艺术理念与绘画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今则成了人们研究该画派诞生与发展的重要文献之一。
承前启后、大器晚成的钱松喦，最终以古朴苍浑、沉稳灵秀、意蕴深远、化古为新等个人画格，实现了个人心中的“山水画大有文章可做”夙愿，由此亦丰富了以江南文化为主要特质的“新金陵画派”的群体面貌。钱松喦在绘画与生活、传承与发展等方面，为今人提供了颇为宝贵的探索经验，“春蚕到死丝方尽”却成了他的临终绝言。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上，钱松喦亦是紧随现代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之后，较受青睐追崇的传统延续型国画大家之一。如今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尽管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人的画艺风格各异、各有千秋，但钱松喦在艺术贡献方面似乎要略超越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人一筹，同时由于他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领导职务多时，因此堪称其是自傅抱石去世后“新金陵画派”的主要领军人物，或许应该并不为过。当然，由于离我们太近等缘故，对现代画家立马进行历史学术定位，为时仍尚偏早一些！
常言道：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但关键时刻往往只有几步，并将对个人产生很大的作用和影响。钱松喦在接近天命之年成为江苏省国画院的专职画家，确实乃其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故近来坊间还有人云：上世纪50年代假若是同在无锡的绘画名家秦古柳而非钱松喦调入江苏省国画院，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各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谁又将会更大一些呢？当然，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从中亦可以窥见：客观社会环境对艺术家成长、成功、成名等，确实具有不少作用和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