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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纲领重在“反满”,淡化“反帝”,这在世界民族运动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当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合力的结果,他抓住了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辛亥革命政纲反满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314-01
一、历史的难题:靠什么来御侮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向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还没有做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条件和做好抵御外侵的准备。
(一)民族意识淡薄
在1860年前,中国所持的关于世界的观点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订和流动下来的一整套思路和惯例,这种观念就是“天朝”思维——“天下共主,抚临四夷”,民族国家在当时人们头脑中一片模糊,它们把英,法等国的入侵看成是和历代王朝所面临的诸如匈奴一样的“蛮夷骚乱”,这种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自身定位,致使长期以来找不到在世界体系中位置和应采取的政策走向。然而,满洲贵族刻意强化这种“天朝意识”,这固然与其先祖的“文治武功”虚幻的自豪感有关,更重要的是可掩饰以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亿万非满民众的恐怖心理和合法依据。所以当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极力压制民族意识,而总是从自己的皇朝利益出发来处理对外关系。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是“亚洲觉醒”的时代特点,必然促使中国从“文明的中心王国”朝“中华民族的国度”的理念的转变,建立以民族利益为基点,平等的对外关系。
(二)民族凝聚力松懈
在国内,拥有几千年文化积淀和文化正统感及优越感的汉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不占主要地位,满人虽然也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一支少数民族,但在整个文化正统上被认为是异族,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他们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与汉人的差别,因此严格地限制汉人向他们的“龙兴之地”——东北移民开发,为他们留好退路(象当年蒙古一样)。再者,明末清初顾炎武,王船山的“亡天下”的思想就象梦餍一样缠在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头脑里,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有很深厚的明朝情结;在民间,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诸如白莲教,三会合等会党自清初就一直活跃在民间,延绵不绝。这种文化主体正统感和优越感在政治体制中的反差以及遍存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对满清统治不合法的普遍认同,削弱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的认同,无法形成一个能领导和凝聚全国各阶层的力量去抵御外国侵略的民族国家,梁启超就痛心指出:“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事为己事者。”
二、大势所趋:一致“反满”
(一)满清贵族是直接阻碍中国进步的顽疾
一方面,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所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它同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这种矛盾自清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另一方面,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在华殖民掠夺的社会支柱——即以自身的腐朽统治的社会落后状况为帝国主义奴役提供了可能性,而在后来又甘愿当侵略者的“奴隶总管”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它拒绝任何性质的改革,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满清)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孙中山也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
(二)“反满”是最顺乎民心的口号
史实证明,孙中山以“反满”为内容的民族主义就比其它两项主义所得到的支持多得多。以青年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反满情绪日益高涨,如青年学生邹容在其著《革命军》中用最富煽动性的语言写到:“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华侨虽处身“事外”,但同样也至少感到满清的无能,不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岐视政策之害;人数中少但日益增多的商人对清政苛捐杂税有切夫之痛,而又不能保证他们置产立业;镶嵌在满清社会饥体内的会党成员又有着长期的反满传统。因此,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满清的腐败无能,而且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必须提出的是,反帝激情就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惨和着敬佩的心情,然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此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年——1905年似乎有所收敛,美国远在西洋,还一时鞭长莫及,英法两国忙于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知识分子的主要避难所和“反满”宣传中心,并且还有可能得到日本当局明里暗地的支持,自然也决无可能把日本当作一个问题来谈论。总之,反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
三、“反满”的局限:辛亥革命流产
但辛亥革命的纲领有着明显的缺陷,它注重“反满”,淡化“反帝”的阐述,固有其时势和民众情绪上的必然,但做为一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政纲至少也应有“反帝”的相关内容或者抽象性的表述,尽管在实践中也可采取灵活的策略。再者,大汉族主义倾向和种族主义的色彩(笔者注:但绝不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倾向)也是革命政纲又一大缺陷,它3中华文明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特别忽视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从而把满族和中华文明对立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满洲政府的专制体制并非满洲贵族所独创,只是承袭了汉族长期以来封建制度的衣钵和依附着封建制度“灵魂”的载体和物质存在而已,不能把专制制度的暴掠全部归咎于它。
纲领的缺陷直接影响革命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认为只要推翻满洲贵族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汉人政权就大功告成,民族主义就实现了,这致使汉人身份的袁世凯几乎没费多大的力气就“众望所归”地窃取了政权。
革命理论的局限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验证,预示着中国革命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关键词辛亥革命政纲反满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314-01
一、历史的难题:靠什么来御侮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向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还没有做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条件和做好抵御外侵的准备。
(一)民族意识淡薄
在1860年前,中国所持的关于世界的观点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订和流动下来的一整套思路和惯例,这种观念就是“天朝”思维——“天下共主,抚临四夷”,民族国家在当时人们头脑中一片模糊,它们把英,法等国的入侵看成是和历代王朝所面临的诸如匈奴一样的“蛮夷骚乱”,这种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自身定位,致使长期以来找不到在世界体系中位置和应采取的政策走向。然而,满洲贵族刻意强化这种“天朝意识”,这固然与其先祖的“文治武功”虚幻的自豪感有关,更重要的是可掩饰以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亿万非满民众的恐怖心理和合法依据。所以当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极力压制民族意识,而总是从自己的皇朝利益出发来处理对外关系。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是“亚洲觉醒”的时代特点,必然促使中国从“文明的中心王国”朝“中华民族的国度”的理念的转变,建立以民族利益为基点,平等的对外关系。
(二)民族凝聚力松懈
在国内,拥有几千年文化积淀和文化正统感及优越感的汉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不占主要地位,满人虽然也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一支少数民族,但在整个文化正统上被认为是异族,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他们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与汉人的差别,因此严格地限制汉人向他们的“龙兴之地”——东北移民开发,为他们留好退路(象当年蒙古一样)。再者,明末清初顾炎武,王船山的“亡天下”的思想就象梦餍一样缠在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头脑里,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有很深厚的明朝情结;在民间,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诸如白莲教,三会合等会党自清初就一直活跃在民间,延绵不绝。这种文化主体正统感和优越感在政治体制中的反差以及遍存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对满清统治不合法的普遍认同,削弱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的认同,无法形成一个能领导和凝聚全国各阶层的力量去抵御外国侵略的民族国家,梁启超就痛心指出:“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事为己事者。”
二、大势所趋:一致“反满”
(一)满清贵族是直接阻碍中国进步的顽疾
一方面,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所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它同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这种矛盾自清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另一方面,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在华殖民掠夺的社会支柱——即以自身的腐朽统治的社会落后状况为帝国主义奴役提供了可能性,而在后来又甘愿当侵略者的“奴隶总管”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它拒绝任何性质的改革,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满清)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孙中山也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
(二)“反满”是最顺乎民心的口号
史实证明,孙中山以“反满”为内容的民族主义就比其它两项主义所得到的支持多得多。以青年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反满情绪日益高涨,如青年学生邹容在其著《革命军》中用最富煽动性的语言写到:“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华侨虽处身“事外”,但同样也至少感到满清的无能,不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岐视政策之害;人数中少但日益增多的商人对清政苛捐杂税有切夫之痛,而又不能保证他们置产立业;镶嵌在满清社会饥体内的会党成员又有着长期的反满传统。因此,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满清的腐败无能,而且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必须提出的是,反帝激情就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惨和着敬佩的心情,然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此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年——1905年似乎有所收敛,美国远在西洋,还一时鞭长莫及,英法两国忙于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知识分子的主要避难所和“反满”宣传中心,并且还有可能得到日本当局明里暗地的支持,自然也决无可能把日本当作一个问题来谈论。总之,反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
三、“反满”的局限:辛亥革命流产
但辛亥革命的纲领有着明显的缺陷,它注重“反满”,淡化“反帝”的阐述,固有其时势和民众情绪上的必然,但做为一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政纲至少也应有“反帝”的相关内容或者抽象性的表述,尽管在实践中也可采取灵活的策略。再者,大汉族主义倾向和种族主义的色彩(笔者注:但绝不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倾向)也是革命政纲又一大缺陷,它3中华文明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特别忽视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从而把满族和中华文明对立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满洲政府的专制体制并非满洲贵族所独创,只是承袭了汉族长期以来封建制度的衣钵和依附着封建制度“灵魂”的载体和物质存在而已,不能把专制制度的暴掠全部归咎于它。
纲领的缺陷直接影响革命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认为只要推翻满洲贵族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汉人政权就大功告成,民族主义就实现了,这致使汉人身份的袁世凯几乎没费多大的力气就“众望所归”地窃取了政权。
革命理论的局限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验证,预示着中国革命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