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不但料事如神，还能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以至于鲁迅在文章中谈到“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的语言向来辛辣，这句话当然也褒贬之间颇费思量。
　　尽管《演义》不可作为正史看，但几百年来中国的老百姓可一直受着这样的教化，大家津津乐道于诸葛之智。《空城计》、《七擒孟获》、《三气周瑜》、《六出祁山》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了不起的“诸葛之智”。
　　但就《三国演义》内容来看，诸葛亮虽然通晓天文地理，对于攻城野战、斩将搴旗等具体的战术、人心体察、运用有过人之智，但实在算不得一个深谋远虑、有长远战略眼光和胸襟的大智者。蜀国的最终不得不面临“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尴尬局面，甚至终于迅速被魏国灭掉，诸葛亮难辞其咎。兹请略述情由如下：
　　诸葛亮一直自恃才高，在对待周瑜的态度上总要露才扬己，终于激怒周瑜而埋下两家交恶的伏笔。以周瑜之气量，绝不会容忍诸葛亮的存在，而两厢比较，诸葛亮倘若有远见卓识，则应该留下周瑜这样一个绝对才智不及自己的对手，如此则东吴可尽在掌握。而诸葛所为，则是在刺激周瑜脆弱神经、矛盾激化之后，用智谋（决非智慧）逼周就范，终于历经“三气”之后，早早结束生命。而此后东吴所用之人，无论陆逊、无论吕蒙，都不是诸葛熟悉之人。如何出招完全不在诸葛掌控之中，发生误判自在情理。而这些都直接导致蜀国一步一步踏上败亡之路。
　　诸葛明知荆州之于蜀国干系重大，也对关羽骄傲自大、骁勇少谋之弱点有所觉察，却糊里糊涂起用关羽，且日后一再用小智谋骄纵关羽，终于使后者居功自傲、目空一切，不但忘记了“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策略，还用侮辱蛮横态度交恶于盟友，留给东吴的就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绝路，任何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咽下这口恶气。关的被困、出逃、败走麦城乃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悲剧。关死固不足惜，而对于蜀国，则失去天然的屏障，因此全然暴露在强敌面前。
　　诸葛另一个非常恶略的习惯就是老用所谓“锦囊妙计”，不分场合、不论人选，临行一律授以锦囊，而不是对于即将遭遇的战场变化陈说利害，这样势必造成带兵之将只有被动应付而不会有随机应变之才智增长。一个高明的统帅。一定知道自己有限的生命是一定会走到尽头的，培养后备力量，才是长治久安的法门。但诸葛这样的看似神秘甚至诡秘的做法，致使所有人都不会经过战场千变万化的锻炼，反而总要象祈求神灵护佑一样等待锦囊中的所谓“妙计”，直接的后果就是后备力量的难以为继。
　　蜀国后期，以诸葛之智不会不知道蜀主刘禅的昏聩无能，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时诸葛亮所受儒家教育对于“忠”、“信”、“礼”、“义”等基本价值的持守，但如果不能真正帮助刘禅“亲君侧”，哪怕必要时背负“犯上”的恶名，致使奸佞当道，左右朝政，那就不是大忠、大信、大礼、大义，而有“愚忠”之嫌。所谓《前后出师表》，文章美奂自不待言，可未能解决实际问题，早已对于蜀主身边的各色人等有所掌握，但他并没有采取断然措施锄奸扬善，给失败种下祸根。从诸葛本人的角度来看，既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定应该对蜀国的气数也略知一二，绝不会愚昧到幻想“光复汉室”，之所以执着其事，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原因，与其说是对先帝刘备的报答，毋宁说是一种个人名节的追求使然。仅仅为了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名节”，就要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北伐魏国。蜀国兵疲民弱，以一国之所有成就了诸葛个人的名节，实在其志可嘉而其气则可叹了。
　　今天我们重新检点诸葛之智，观点或者偏颇，但处今日之世界，我们的国民是否对于一些思维惯性也应该有所质疑和深思，看一看那些被称道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所谓“价值”是否合理？大国如中国，我们很难用诸葛之智来逞一时之快，留虚名于后世。我们需要深谋远虑的大智慧。
　　责任编辑 张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