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十年的一个新见证，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了新格局、新趋势、新特征。进入2014年开局之时，京沪两地不约而同以论坛的形式对文化产业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以“文化力量：文化市场与改革红利”作为主题，各国学者对文化创意时代和建设文化强国之路进行理论思考，并深入探索如何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上海的论坛名为“文化与资本的对话——增强上海文化软实力”，与会者对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瓶颈、实现文化与资本的融合之路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本刊选取论坛上部分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市场的“五力”
厉无畏（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政府主导向以市场决定为主导的转。二是，从以规模增长为目标向以质量效益为目标的转。三是，从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小循环向国民经济体系整体发展大循环的转。我们在文化市场方面要考虑推动“五力”，包括活力、动力、魅力、潜力、合力。
首先，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夯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显著特征是中小企业构成了产业的主体，是产业的主要支撑。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健全的文化市场是大中小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在文化市场的培育当中，我们不能只是着眼于大企业，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要着眼于为大量的中小微文创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第二，增强文化市场的动力，释放文化创意产业改革红利。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来看，其驱动力源于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如何改革体制技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支持，部分地区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由于缺少接地气的市场意识，以至于不少文化创意产品无法转化为市场价值，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要转变观念，根据市场消费需求大力创造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第三，彰显文化市场魅力，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氛围。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魅力型产业，文化具有感动人、打动人的特色功能。我们要演绎历史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历史文化资源既是中华民族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认同，以历史文化资源创意转化为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消费基础，我们要挖掘其魅力因子，增强故事力与感染力，善于用国际语言说中华故事，用文化来解读与阐释中华传统。比如说《舌尖上的中国》电视系列剧，用文化解读中国的餐饮，唤起了人们体验中餐食材、加工技艺的消费热潮。比如韩国的泡菜，从文化视角解读，使得韩国的泡菜变成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在国际上，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美食、日本料理等都被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是世界很著名的美食烹饪大国，有八大菜系，四川也有泡菜，东北也有类似的酸菜，制作工艺和韩国泡菜都很相似，但是由于缺乏文化诠释和演绎的意识，还没有列入世界非遗，失去了创新发展的机会。可见文化魅力的创造还需要挖掘演绎，需要与现代市场对话对接，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提高资源的创意转化能力是有效的创新之路。
第四，挖掘文化市场的潜力，扩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首先要挖掘引领生活方式的文化消费市场。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创新，把文化产业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提倡创意生活美学和把生意做成文化的理念，注重文化与生活的传承，推进发展广泛的休闲生活产业和体验经济。比如近年来，上海的老凤祥等一大批老品牌，以时尚设计为引领，结合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设计，研发出适应市场消费者的产品，在引领国内时尚消费潮流的同时，也焕发了老品牌的青春。第二要挖掘基于互联网的文化消费新模式。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利用互联网技术兴起的网络视频产业、网络游戏产业等新业态所开辟的蓝海市场，大大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利用互联网技术，也需要拥有优秀的创意和故事，并能够与现代人的娱乐需求相吻合，比如美剧《纸牌屋》的编剧，根据互联网用户的收视选择，进行新剧情的创作和设计。
第五，形成文化市场合力，协同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市场面向全社会和全民，是一个覆盖面广、层次丰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产品多元的体系。以市场规律完善和健全文化市场，必须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分割，扫除一切阻止市场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各行各业各界的互动互融，形成文化市场的合理，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我们要包容性的发展，强调公平竞争。还要协同推进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营，形成产业的合力。通过知识产权的跨界授权和经营，可以形成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等内在的新兴产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体系的大框架内规划和设计产业规划，出台综合的一揽子政策，为市场各类企业主体提供便捷的政策服务平台和渠道。
用改革释放文化的力量
周文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长期以来在我国文化的力量受到压抑，无论是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都受到压抑。这些年我国发起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释放文化的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再部署，使文化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做了哪些部署呢？首先，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办新华书店、办出版社、办报纸、办广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要办，但主要是管，而且要理顺与文化企业的关系，要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机构，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制的协调机制。新闻媒体资源要进一步整合，新兴媒介的传播秩序要加以进一步规范。
在文化领域，政府与市场的管理同样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解决的伟大问题。资源配置到底是什么作用，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政府重要的弊端就是审批干预过多。弊端很多，我归纳了一下，一是效率低下，耽误无数时机；二是主观随意，批出重复建设；三是权力寻租，导致许多腐败；四是缺位错位，造成该管不管。我们政府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文化市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在文化方面还保留着较多的审批手段，相信随着市场的完备、随着生产主体的自律，我们文化审批项目也会进入逐步适应的过程，这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和非公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我们管理协调文化实践当中，我感到我们文化对公有、私有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们常常把广电、新闻、出版、报纸等当成我们自己的亲儿子，而社会文化企业常常不在会议、文件光环的关照范围之内，如何对体制内外的文化企业单位一视同仁，让他们平等竞争，这是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些部署为我们平等的对待公有和非公的文化企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下去，使得这些政策不至于出现看得见进不去的现象。
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石头
陈少峰（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我对《决定》的理解把它叫做“三个面向”，一个是面向社会，一个是面向市场，一个是面向人民。这三个面向都需要实行两种做法，减法和加法。最近行政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强，一直在做减法，今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需要加法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减法有一部分波及到我们现在文化市场，包括各种礼品、艺术品、旅游甚至高端的东西，但是这个影响今后很快就要通过市场补回来。政府要面向市场和面向人民，这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以后政府不是自我考核，而是由服务对象来考核，我们把它叫做反向的问责制。
在三个面向当中，不管哪个角度都跟我们做文化产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一阵子做文化产业其实是面向政府资源。也就是说以前有好多人只要搞定政府或者搞定某种资源就可以了，但是接下来你必须实实在在具有这种竞争力，我个人一直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好的商业模式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在企业的过程当中，金融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以前有很多钱都流向了房地产等行业，好多人都认为文化产业没有赚钱的地方，现在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就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三个公司都是文化公司，三个公司的市值加起来相当于中国前20位房地产最大开发商的市值。我们发现过去的钱都转向买石头或者卖石头，都转向钢筋水泥，中国建了无数的场馆，建了场馆之后又建了场馆配套的设施，场馆建完以后场馆每年还要补贴钱，补贴钱也不行，最后又把钱给了文化公司，像保利这样的文化公司帮着歌剧院、舞剧院通通盘活起来，就是说我们过去把钱都花在硬件上面，房地产上面，好多人做文化产业园都做成了二房东，好像拿着石头就能赚大钱，这是有问题的。
我想今后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渠道会畅通，文化传媒企业的上市板块壮大，估计在2014年之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文化传媒企业的上市板块，2013年中国的股市是下跌的，只有文化产业块上涨了100%多。将来文化产业的上市板块可能以文化科技为主，今后文化产业投资更倾向于优秀企业。现在企业不是差钱，是差优秀的企业，差三好企业，我们文化的力量要怎么发挥出来，怎么让企业真正的更优秀。我认为，三好企业大概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由企业家主导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养到老的时候舍不得卖掉，这就是企业家主导的企业。第二个标准，顺应生活方式的企业。现在文化推动融合，特别是与互联网有关的文化产业现在快速发展，倒过来就会冲击我们的传统产业，在我们考虑产业选择时要考虑这个产业一定是跟人们的生活方式分不开的。第三个标准，产品能够雅俗共赏的企业。我们过去经常讲文化产业是面向大众主要是做娱乐，但是这种娱乐要有一定的度。也就是说他一定是要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娱乐性，同时又要有一定的品位，一定要为年轻人着想，不要太过急功近利、太过唯利是图，要有一定的责任感，要有艺术追求。所以，现在搞文化产业，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石头，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迫害青少年的东西。
文化产业也可设一个负面清单
徐德忠（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制约文化产业发展最主要的瓶颈是市场准入问题。虽然国家现在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但在市场准入方面依旧有严重的障碍。关于市场准入的问题，第一是生产准入，第二是产品准入。现在拍电视剧，制播分离，拍是拍，播是播。但是有没有想过，现在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国企，没有一家是可以脱离政府的。换句话说，民营资本投巨资拍一个电视剧，出来后广电总局告诉他不能播了，事业单位没关系，钱打水漂了可以再申请，但民营企业玩的是心跳，我不敢。如果文化产业中充满不确定的风险，那么市场上便只有赌徒。
另外，由于国家目前缺乏产品准入标准，产品准入这一块开放度不高，造成投资者的不确定性规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涉黄”，国外很清楚，露三点是A级，露两点是B级，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他说你“黄”的就是“黄”，他“砍掉”就“砍掉’了。如果能设定一个标准，你说不能露三点，这个情节就卡掉，我再进行其他的创作，肯定可以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搞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能不能也来一个负面清单。
文化与资本如何共舞
别让资本绑架文化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文化具有增值性，可以为其他事物和对象提高文化附加值。田子坊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陈逸飞等一批艺术家的进入，重建了原有的空间，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拯救。没有这些艺术家，也许就没有田子坊，没有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田子坊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它的价值所在，把上海的近代工业文明保留下来了，避免了推土机面前的灾难。
资本总是追逐市场消费的需求而来。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上升为一种政策时，资本比谁都先到达。陈逸飞这批艺术家刚刚进驻田子坊时，还没有资本马上跟进来，一旦政府号召发展创意产业，全国各地都在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资本蜂拥而至。这时候，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被扭曲了，有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变成了文化地产。这只是文化表面上的繁荣，事实上，文化被贬值了。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变成时尚的、商业的场所，艺术气息渐渐少了。这些创意产业园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是货币资本，给这个城市又能带来多少文化增值呢？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究竟从什么意义上说才是属于人所需要的一种文化？在这个时候，资本绑架了文化。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文化产业是文化作为资本的具体价值形态。投资文化产业，不只是为了GDP，而是要获得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实现有形资本的无形增值。我所理解的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经济范畴。这几年发展文化产业，本身没有错误，但错就错在把GDP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唯一目标或者唯一的衡量标准。我认为这偏离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初衷。
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质是提高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这恰恰切中中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某些要害。资本是可以带来价值的，发展文化产业就是要创造价值，但它要创造的是文化的价值，而不只是货币的资本价值。文化既然具有增值性，也必然具有贬值性。这是文化的两面。无论是文化注入资本，还是资本注入文化，我认为都应该有助于实现文化增量，而不是相反。
文化自觉意识需要走在前头
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资本逻辑的生存世界里，文化有着何种命运，又能够起何种作用？这是多年来西方学界都没能厘清的难题。文化的悲观派认为，市场经济促使文化堕落，它导致了文化统一性的丧失。例如，市场交换影响文化生产的质量，降低艺术作品的品质，文化的商品化抑制人们的批判能力，导致人的异化。文化的乐观派则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人类富裕、自由的时间相对增多，文化特殊性的消费取向增强，逆向造成了供给的产生。因此，市场经济可以让艺术家们努力去实现自我，赢得荣誉，获得财富。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恰恰反映了在以市场和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下，经济与文化有着难以相容的二律背反。经济的逻辑预设是单向度资本欲望的诉求，而文化的逻辑预设是多向度人性欲望的诉求。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产业。但到底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选择问题。按照经济学家斯密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的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现代性资本立国的程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预设。
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文化市场化要走在健康、向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在市场上面必须接受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把文化市场化和社会进步加以链接，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也需要贯通文化走向市场的通道，使文化变成市场中的智力、道德、艺术乃至直接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的重要渠道。传统的文化自觉，很多情况下局限在圣贤们的文字、舞台上的声音和形象、历史遗存物的整理和显现等。但我们不得不回到今天的现实，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的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要将文化内涵中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中，要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要让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效应。这才是我们中国下一步资本与文化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
不妨通过中介基金会加以对接
孙颙（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我个人认为，就中国市场经济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文化与资本的关系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文化分层次，娱乐文化、实用文化，毫无疑问资本在大量投入这样的文化。我想讨论的却是基础文化、高雅文化和资本的关系。当资本进入文学圈，比如某家大的上市公司找到几位有名的作家，支付非常好的稿酬，让他们写东西。这好像是双赢，作家们拿到高稿酬，东西写出来了，但在我看来，这本质上对文学是不利的。如果说名作家都写这样的东西，读者会质疑你为什么在写作，你是不是就想拿高报酬。我非常认可《收获》杂志的界定：不登广告，更加不登一些软广告性质的东西。资本本质上是逐利的，改变不了这个趋势，而文化的很多目标是非营利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本和文化最好的关系是通过当中的一个媒介如中介基金会加以对接的，它由资本投入而建，却又不以利益为最高追求。成千上万艺术文化基金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出现，对文化有天然的滋长作用。
我觉得对于国家长远的文化导向来看，一定要引导鼓励资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营利基金会。全球出版巨头贝塔斯曼集团的运作完全企业化，完全资本逐利化，但是每年利润的大部分会上交给贝塔斯曼基金会。基金会不逐利，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各种各样的课题研究，与企业运作之间隔着防火墙。
版权会给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
实现版权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量阎晓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几年前，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之父霍青斯告诉我说，版权就是文化产业的内核，在这个内核基础上生发有这样一个版权业。大家知道英国的创意产业是很发达的，很多甚至大多数是受版权保护的，比如说浙江电视台引入的《好声音》，这个是版权引入的一个模式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前几年我访问了日本，日本学者梅田久送了我一本书，这个书里面有一个观点：20世纪是专利的时代，21世纪是版权的时代。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应该看到至少在文化领域里边脱离了版权就讲不了文化。至少在文化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好的作品都是依赖于在市场规则下形成转让授权之后才能进行加工、才能进行复制，我们很多的文化机构，实际上基本都建立在对作品加工复制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好的图书、没有好的书稿、没有好的影视作品，要实现经济效益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社会效应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版权和文化是紧密关联的。在知识产权之中，版权是首当其冲的。版权是有价值的，版权是会给文化带来发展繁荣的巨大活力的，版权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愤怒的小鸟”是瑞典的，都说北欧人很懒，但是我去北欧以后发现他们非常善于学习，专注于读书和思考，他们的创造能力是我们不能比拟的，所以在创造力、创新上来讲，现在可以说中国是二流或者三流的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传播机构，如果没有能够挖掘、选择、判断好的作品，我认为文化的发展是没有力量的，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我认为，实现版权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量，有这么一些需要提请重视：首先，国家要高度重视。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在优惠政策上，同时，国家各个文化执法部门也需要履行职责，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创作难，复制很容易，特别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所以需要国家加大保护的力度。中国负责任，所以加入了国际承诺，但是更大的这一块，保护的是我们自己创新的东西，这一块的责任不能推给企业，也不能推给作家、艺术家。还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转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大家知道，以前我们生产方式都是小规模的经验型的，我们编辑知道谁就找谁。当发展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样把涌现出的好作品选择出来进行登记，进行价值评估，作为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使交易实现快捷化和低成本化……前些年我跟陈天桥聊天，他说我用脚投票，盛大文学当时说只要点击量超过一定数量就会签约，签约以后会进行深度加工，可以拍成电视，或者还可以出纸质图书。最后，应该高度重视互联网。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创新能力，互联网的便捷和选择的能力。应该看到，互联网的运营能力和产生规模和效益我们是不能低估的。
版权是文化与资本间不容忽视的结合点
何承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华民族文化大系”总策划）：文化产业，尤其是其中的传媒业，从本质上讲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对社会影响力的贡献超过对经济的贡献。我认为文化赚钱的特点，只有在你扩大影响力的基础上，才能获取经济效益。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文化产业属于影响力经济，你就会发现影响力经济更多依赖注意力资源。世界文化集团的走势，正从单一的规模化发展向规模专业化发展转变，最终根据自身的特点，集中发展某一领域，在专业化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由此追求更大的效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容纳了千余人。那么多人不是都办杂志，而是依托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开始延伸，从频道、网站到图书甚至地图。它们不是随意延伸，是从熟悉的业务开始延伸，离不开地理文化、旅游、探险。它们126年的形成，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吗？影响力经济是需要聚焦的。
应该开展对文化产业动力的探索。今天我们说的文化产业，美国人干脆将其称为版权产业。这个产业依赖于人的经验、技能、创造力、知识、对人的尊重，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和对文化的需求。可千万不要忘了，它是可以通过权利转让获取经济效益的。文化与资本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结合点——版权。法国的ELLE杂志，出版遍布全球42个国家。他们不是办了42份杂志赚42份的钱，而是一份杂志卖出42份的钱，他们认为版权不仅属于文章的作者，还有可能被出版者总体获取，为后期版权的充分运作提供了权利的基础。即将在上海落成的迪斯尼更是版权全面胜利的范本。迪斯尼包括娱乐节目、主题公园、玩具、图书、电子游戏、传媒网络、动画、电影、广播等等。它的成功在于拥有作品的原始版权或者买断版权，从而保证有权将公司作品版权进行不断演绎与开发。
获得版权之后的本土化
Kang Gung（韩国文化广播公司制片人）：我主要谈《爸爸，去哪儿》的策划初衷和制作过程以及成功之处。开始准备《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是2012年。2012年一年里，韩国常谈的话题是机遇，政治上、社会上发生太多的变化，年轻人的事业、老年退休等书畅销，对劳累的人们而言，家庭的感动到底会是什么，在这时候想起了我的父亲，韩国家庭里关系最不亲密的是父亲和儿子，我们就想通过节目来恢复家庭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撇开妈妈，一家里最为不熟的爸爸和儿子两个人在一起，去传统的农村，没有冰箱、微波炉的地方。去那儿做什么？爸爸发挥厨艺，给孩子们换衣服、哄孩子睡觉、陪着玩、学习，把妈妈主要担任的所有的事由爸爸来做。
只要有大于5岁、小于10岁的儿子，任何名人，不管是演员、歌手，还是运动选手，我都会见过，跟我同龄的五位父亲相聚，严格的爸爸，自由奔放的爸爸，像朋友的爸爸，疼女儿的爸爸。记得在首映式播放了片断，火爆得令人惊讶。受众分布也符合我们的初衷，各种年龄段都有。《爸爸，去哪儿》的模板也非常流行，也拍摄出了许多跟它相同的节目。比如军事体验观察节目、社会观察节目。《爸爸，去哪儿》的成功因素在哪里呢？第一，这些孩子们非常可爱，通过节目重新发现的世界也非常新奇。第二，爸爸的共鸣。跟孩子玩了，跟孩子吵架了，这些名人在这个节目中却是一个平凡的爸爸。《爸爸，去哪儿》的教育意义，结合历史可以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文艺传统大家庭，人们喜欢温暖的故事，我们看到日常中的人们为他们加油。受众通过电视节目获得安慰，回忆起小时候。《爸爸，去哪儿》开启了真人秀的新时代，为我们带来搞笑，同时也为我们带来感动，也会令我们思考，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获得了成功。中国版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注重文化背景和文化教育的环境，中国制作方在获得版权后恰当地做好了本土化。其实受众们想要看的不仅是宏大的景观，也可能想看来自爸爸的温暖，注重父子关系间的爱，最后中国也拿出了本土化的适合自己国情的一个新的节目。世界上并没有从零开始的创作，综艺节目也是，中国通过与韩国的文化交流吸取了一些教训，明天中国又会创作出新的节目，希望我们能一起走向更高境界。
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市场的“五力”
厉无畏（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政府主导向以市场决定为主导的转。二是，从以规模增长为目标向以质量效益为目标的转。三是，从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小循环向国民经济体系整体发展大循环的转。我们在文化市场方面要考虑推动“五力”，包括活力、动力、魅力、潜力、合力。
首先，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夯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显著特征是中小企业构成了产业的主体，是产业的主要支撑。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健全的文化市场是大中小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在文化市场的培育当中，我们不能只是着眼于大企业，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要着眼于为大量的中小微文创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第二，增强文化市场的动力，释放文化创意产业改革红利。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来看，其驱动力源于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如何改革体制技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支持，部分地区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由于缺少接地气的市场意识，以至于不少文化创意产品无法转化为市场价值，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要转变观念，根据市场消费需求大力创造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第三，彰显文化市场魅力，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氛围。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魅力型产业，文化具有感动人、打动人的特色功能。我们要演绎历史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历史文化资源既是中华民族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认同，以历史文化资源创意转化为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消费基础，我们要挖掘其魅力因子，增强故事力与感染力，善于用国际语言说中华故事，用文化来解读与阐释中华传统。比如说《舌尖上的中国》电视系列剧，用文化解读中国的餐饮，唤起了人们体验中餐食材、加工技艺的消费热潮。比如韩国的泡菜，从文化视角解读，使得韩国的泡菜变成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在国际上，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美食、日本料理等都被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是世界很著名的美食烹饪大国，有八大菜系，四川也有泡菜，东北也有类似的酸菜，制作工艺和韩国泡菜都很相似，但是由于缺乏文化诠释和演绎的意识，还没有列入世界非遗，失去了创新发展的机会。可见文化魅力的创造还需要挖掘演绎，需要与现代市场对话对接，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提高资源的创意转化能力是有效的创新之路。
第四，挖掘文化市场的潜力，扩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首先要挖掘引领生活方式的文化消费市场。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创新，把文化产业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提倡创意生活美学和把生意做成文化的理念，注重文化与生活的传承，推进发展广泛的休闲生活产业和体验经济。比如近年来，上海的老凤祥等一大批老品牌，以时尚设计为引领，结合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设计，研发出适应市场消费者的产品，在引领国内时尚消费潮流的同时，也焕发了老品牌的青春。第二要挖掘基于互联网的文化消费新模式。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利用互联网技术兴起的网络视频产业、网络游戏产业等新业态所开辟的蓝海市场，大大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利用互联网技术，也需要拥有优秀的创意和故事，并能够与现代人的娱乐需求相吻合，比如美剧《纸牌屋》的编剧，根据互联网用户的收视选择，进行新剧情的创作和设计。
第五，形成文化市场合力，协同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市场面向全社会和全民，是一个覆盖面广、层次丰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产品多元的体系。以市场规律完善和健全文化市场，必须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分割，扫除一切阻止市场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各行各业各界的互动互融，形成文化市场的合理，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我们要包容性的发展，强调公平竞争。还要协同推进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营，形成产业的合力。通过知识产权的跨界授权和经营，可以形成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等内在的新兴产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体系的大框架内规划和设计产业规划，出台综合的一揽子政策，为市场各类企业主体提供便捷的政策服务平台和渠道。
用改革释放文化的力量
周文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长期以来在我国文化的力量受到压抑，无论是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都受到压抑。这些年我国发起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释放文化的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再部署，使文化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做了哪些部署呢？首先，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办新华书店、办出版社、办报纸、办广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要办，但主要是管，而且要理顺与文化企业的关系，要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机构，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制的协调机制。新闻媒体资源要进一步整合，新兴媒介的传播秩序要加以进一步规范。
在文化领域，政府与市场的管理同样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解决的伟大问题。资源配置到底是什么作用，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政府重要的弊端就是审批干预过多。弊端很多，我归纳了一下，一是效率低下，耽误无数时机；二是主观随意，批出重复建设；三是权力寻租，导致许多腐败；四是缺位错位，造成该管不管。我们政府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文化市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在文化方面还保留着较多的审批手段，相信随着市场的完备、随着生产主体的自律，我们文化审批项目也会进入逐步适应的过程，这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和非公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我们管理协调文化实践当中，我感到我们文化对公有、私有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们常常把广电、新闻、出版、报纸等当成我们自己的亲儿子，而社会文化企业常常不在会议、文件光环的关照范围之内，如何对体制内外的文化企业单位一视同仁，让他们平等竞争，这是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些部署为我们平等的对待公有和非公的文化企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下去，使得这些政策不至于出现看得见进不去的现象。
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石头
陈少峰（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我对《决定》的理解把它叫做“三个面向”，一个是面向社会，一个是面向市场，一个是面向人民。这三个面向都需要实行两种做法，减法和加法。最近行政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强，一直在做减法，今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需要加法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减法有一部分波及到我们现在文化市场，包括各种礼品、艺术品、旅游甚至高端的东西，但是这个影响今后很快就要通过市场补回来。政府要面向市场和面向人民，这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以后政府不是自我考核，而是由服务对象来考核，我们把它叫做反向的问责制。
在三个面向当中，不管哪个角度都跟我们做文化产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一阵子做文化产业其实是面向政府资源。也就是说以前有好多人只要搞定政府或者搞定某种资源就可以了，但是接下来你必须实实在在具有这种竞争力，我个人一直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好的商业模式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在企业的过程当中，金融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以前有很多钱都流向了房地产等行业，好多人都认为文化产业没有赚钱的地方，现在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就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三个公司都是文化公司，三个公司的市值加起来相当于中国前20位房地产最大开发商的市值。我们发现过去的钱都转向买石头或者卖石头，都转向钢筋水泥，中国建了无数的场馆，建了场馆之后又建了场馆配套的设施，场馆建完以后场馆每年还要补贴钱，补贴钱也不行，最后又把钱给了文化公司，像保利这样的文化公司帮着歌剧院、舞剧院通通盘活起来，就是说我们过去把钱都花在硬件上面，房地产上面，好多人做文化产业园都做成了二房东，好像拿着石头就能赚大钱，这是有问题的。
我想今后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渠道会畅通，文化传媒企业的上市板块壮大，估计在2014年之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文化传媒企业的上市板块，2013年中国的股市是下跌的，只有文化产业块上涨了100%多。将来文化产业的上市板块可能以文化科技为主，今后文化产业投资更倾向于优秀企业。现在企业不是差钱，是差优秀的企业，差三好企业，我们文化的力量要怎么发挥出来，怎么让企业真正的更优秀。我认为，三好企业大概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由企业家主导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养到老的时候舍不得卖掉，这就是企业家主导的企业。第二个标准，顺应生活方式的企业。现在文化推动融合，特别是与互联网有关的文化产业现在快速发展，倒过来就会冲击我们的传统产业，在我们考虑产业选择时要考虑这个产业一定是跟人们的生活方式分不开的。第三个标准，产品能够雅俗共赏的企业。我们过去经常讲文化产业是面向大众主要是做娱乐，但是这种娱乐要有一定的度。也就是说他一定是要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娱乐性，同时又要有一定的品位，一定要为年轻人着想，不要太过急功近利、太过唯利是图，要有一定的责任感，要有艺术追求。所以，现在搞文化产业，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石头，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迫害青少年的东西。
文化产业也可设一个负面清单
徐德忠（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制约文化产业发展最主要的瓶颈是市场准入问题。虽然国家现在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但在市场准入方面依旧有严重的障碍。关于市场准入的问题，第一是生产准入，第二是产品准入。现在拍电视剧，制播分离，拍是拍，播是播。但是有没有想过，现在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国企，没有一家是可以脱离政府的。换句话说，民营资本投巨资拍一个电视剧，出来后广电总局告诉他不能播了，事业单位没关系，钱打水漂了可以再申请，但民营企业玩的是心跳，我不敢。如果文化产业中充满不确定的风险，那么市场上便只有赌徒。
另外，由于国家目前缺乏产品准入标准，产品准入这一块开放度不高，造成投资者的不确定性规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涉黄”，国外很清楚，露三点是A级，露两点是B级，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他说你“黄”的就是“黄”，他“砍掉”就“砍掉’了。如果能设定一个标准，你说不能露三点，这个情节就卡掉，我再进行其他的创作，肯定可以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搞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能不能也来一个负面清单。
文化与资本如何共舞
别让资本绑架文化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文化具有增值性，可以为其他事物和对象提高文化附加值。田子坊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陈逸飞等一批艺术家的进入，重建了原有的空间，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拯救。没有这些艺术家，也许就没有田子坊，没有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田子坊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它的价值所在，把上海的近代工业文明保留下来了，避免了推土机面前的灾难。
资本总是追逐市场消费的需求而来。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上升为一种政策时，资本比谁都先到达。陈逸飞这批艺术家刚刚进驻田子坊时，还没有资本马上跟进来，一旦政府号召发展创意产业，全国各地都在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资本蜂拥而至。这时候，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被扭曲了，有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变成了文化地产。这只是文化表面上的繁荣，事实上，文化被贬值了。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变成时尚的、商业的场所，艺术气息渐渐少了。这些创意产业园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是货币资本，给这个城市又能带来多少文化增值呢？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究竟从什么意义上说才是属于人所需要的一种文化？在这个时候，资本绑架了文化。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文化产业是文化作为资本的具体价值形态。投资文化产业，不只是为了GDP，而是要获得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实现有形资本的无形增值。我所理解的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经济范畴。这几年发展文化产业，本身没有错误，但错就错在把GDP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唯一目标或者唯一的衡量标准。我认为这偏离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初衷。
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质是提高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这恰恰切中中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某些要害。资本是可以带来价值的，发展文化产业就是要创造价值，但它要创造的是文化的价值，而不只是货币的资本价值。文化既然具有增值性，也必然具有贬值性。这是文化的两面。无论是文化注入资本，还是资本注入文化，我认为都应该有助于实现文化增量，而不是相反。
文化自觉意识需要走在前头
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资本逻辑的生存世界里，文化有着何种命运，又能够起何种作用？这是多年来西方学界都没能厘清的难题。文化的悲观派认为，市场经济促使文化堕落，它导致了文化统一性的丧失。例如，市场交换影响文化生产的质量，降低艺术作品的品质，文化的商品化抑制人们的批判能力，导致人的异化。文化的乐观派则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人类富裕、自由的时间相对增多，文化特殊性的消费取向增强，逆向造成了供给的产生。因此，市场经济可以让艺术家们努力去实现自我，赢得荣誉，获得财富。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恰恰反映了在以市场和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下，经济与文化有着难以相容的二律背反。经济的逻辑预设是单向度资本欲望的诉求，而文化的逻辑预设是多向度人性欲望的诉求。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产业。但到底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选择问题。按照经济学家斯密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的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现代性资本立国的程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预设。
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文化市场化要走在健康、向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在市场上面必须接受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把文化市场化和社会进步加以链接，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也需要贯通文化走向市场的通道，使文化变成市场中的智力、道德、艺术乃至直接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的重要渠道。传统的文化自觉，很多情况下局限在圣贤们的文字、舞台上的声音和形象、历史遗存物的整理和显现等。但我们不得不回到今天的现实，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的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要将文化内涵中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中，要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要让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效应。这才是我们中国下一步资本与文化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
不妨通过中介基金会加以对接
孙颙（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我个人认为，就中国市场经济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文化与资本的关系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文化分层次，娱乐文化、实用文化，毫无疑问资本在大量投入这样的文化。我想讨论的却是基础文化、高雅文化和资本的关系。当资本进入文学圈，比如某家大的上市公司找到几位有名的作家，支付非常好的稿酬，让他们写东西。这好像是双赢，作家们拿到高稿酬，东西写出来了，但在我看来，这本质上对文学是不利的。如果说名作家都写这样的东西，读者会质疑你为什么在写作，你是不是就想拿高报酬。我非常认可《收获》杂志的界定：不登广告，更加不登一些软广告性质的东西。资本本质上是逐利的，改变不了这个趋势，而文化的很多目标是非营利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本和文化最好的关系是通过当中的一个媒介如中介基金会加以对接的，它由资本投入而建，却又不以利益为最高追求。成千上万艺术文化基金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出现，对文化有天然的滋长作用。
我觉得对于国家长远的文化导向来看，一定要引导鼓励资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营利基金会。全球出版巨头贝塔斯曼集团的运作完全企业化，完全资本逐利化，但是每年利润的大部分会上交给贝塔斯曼基金会。基金会不逐利，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各种各样的课题研究，与企业运作之间隔着防火墙。
版权会给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
实现版权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量阎晓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几年前，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之父霍青斯告诉我说，版权就是文化产业的内核，在这个内核基础上生发有这样一个版权业。大家知道英国的创意产业是很发达的，很多甚至大多数是受版权保护的，比如说浙江电视台引入的《好声音》，这个是版权引入的一个模式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前几年我访问了日本，日本学者梅田久送了我一本书，这个书里面有一个观点：20世纪是专利的时代，21世纪是版权的时代。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应该看到至少在文化领域里边脱离了版权就讲不了文化。至少在文化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好的作品都是依赖于在市场规则下形成转让授权之后才能进行加工、才能进行复制，我们很多的文化机构，实际上基本都建立在对作品加工复制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好的图书、没有好的书稿、没有好的影视作品，要实现经济效益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社会效应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版权和文化是紧密关联的。在知识产权之中，版权是首当其冲的。版权是有价值的，版权是会给文化带来发展繁荣的巨大活力的，版权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愤怒的小鸟”是瑞典的，都说北欧人很懒，但是我去北欧以后发现他们非常善于学习，专注于读书和思考，他们的创造能力是我们不能比拟的，所以在创造力、创新上来讲，现在可以说中国是二流或者三流的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传播机构，如果没有能够挖掘、选择、判断好的作品，我认为文化的发展是没有力量的，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我认为，实现版权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量，有这么一些需要提请重视：首先，国家要高度重视。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在优惠政策上，同时，国家各个文化执法部门也需要履行职责，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创作难，复制很容易，特别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所以需要国家加大保护的力度。中国负责任，所以加入了国际承诺，但是更大的这一块，保护的是我们自己创新的东西，这一块的责任不能推给企业，也不能推给作家、艺术家。还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转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大家知道，以前我们生产方式都是小规模的经验型的，我们编辑知道谁就找谁。当发展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样把涌现出的好作品选择出来进行登记，进行价值评估，作为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使交易实现快捷化和低成本化……前些年我跟陈天桥聊天，他说我用脚投票，盛大文学当时说只要点击量超过一定数量就会签约，签约以后会进行深度加工，可以拍成电视，或者还可以出纸质图书。最后，应该高度重视互联网。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创新能力，互联网的便捷和选择的能力。应该看到，互联网的运营能力和产生规模和效益我们是不能低估的。
版权是文化与资本间不容忽视的结合点
何承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华民族文化大系”总策划）：文化产业，尤其是其中的传媒业，从本质上讲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对社会影响力的贡献超过对经济的贡献。我认为文化赚钱的特点，只有在你扩大影响力的基础上，才能获取经济效益。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文化产业属于影响力经济，你就会发现影响力经济更多依赖注意力资源。世界文化集团的走势，正从单一的规模化发展向规模专业化发展转变，最终根据自身的特点，集中发展某一领域，在专业化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由此追求更大的效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容纳了千余人。那么多人不是都办杂志，而是依托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开始延伸，从频道、网站到图书甚至地图。它们不是随意延伸，是从熟悉的业务开始延伸，离不开地理文化、旅游、探险。它们126年的形成，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吗？影响力经济是需要聚焦的。
应该开展对文化产业动力的探索。今天我们说的文化产业，美国人干脆将其称为版权产业。这个产业依赖于人的经验、技能、创造力、知识、对人的尊重，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和对文化的需求。可千万不要忘了，它是可以通过权利转让获取经济效益的。文化与资本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结合点——版权。法国的ELLE杂志，出版遍布全球42个国家。他们不是办了42份杂志赚42份的钱，而是一份杂志卖出42份的钱，他们认为版权不仅属于文章的作者，还有可能被出版者总体获取，为后期版权的充分运作提供了权利的基础。即将在上海落成的迪斯尼更是版权全面胜利的范本。迪斯尼包括娱乐节目、主题公园、玩具、图书、电子游戏、传媒网络、动画、电影、广播等等。它的成功在于拥有作品的原始版权或者买断版权，从而保证有权将公司作品版权进行不断演绎与开发。
获得版权之后的本土化
Kang Gung（韩国文化广播公司制片人）：我主要谈《爸爸，去哪儿》的策划初衷和制作过程以及成功之处。开始准备《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是2012年。2012年一年里，韩国常谈的话题是机遇，政治上、社会上发生太多的变化，年轻人的事业、老年退休等书畅销，对劳累的人们而言，家庭的感动到底会是什么，在这时候想起了我的父亲，韩国家庭里关系最不亲密的是父亲和儿子，我们就想通过节目来恢复家庭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撇开妈妈，一家里最为不熟的爸爸和儿子两个人在一起，去传统的农村，没有冰箱、微波炉的地方。去那儿做什么？爸爸发挥厨艺，给孩子们换衣服、哄孩子睡觉、陪着玩、学习，把妈妈主要担任的所有的事由爸爸来做。
只要有大于5岁、小于10岁的儿子，任何名人，不管是演员、歌手，还是运动选手，我都会见过，跟我同龄的五位父亲相聚，严格的爸爸，自由奔放的爸爸，像朋友的爸爸，疼女儿的爸爸。记得在首映式播放了片断，火爆得令人惊讶。受众分布也符合我们的初衷，各种年龄段都有。《爸爸，去哪儿》的模板也非常流行，也拍摄出了许多跟它相同的节目。比如军事体验观察节目、社会观察节目。《爸爸，去哪儿》的成功因素在哪里呢？第一，这些孩子们非常可爱，通过节目重新发现的世界也非常新奇。第二，爸爸的共鸣。跟孩子玩了，跟孩子吵架了，这些名人在这个节目中却是一个平凡的爸爸。《爸爸，去哪儿》的教育意义，结合历史可以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文艺传统大家庭，人们喜欢温暖的故事，我们看到日常中的人们为他们加油。受众通过电视节目获得安慰，回忆起小时候。《爸爸，去哪儿》开启了真人秀的新时代，为我们带来搞笑，同时也为我们带来感动，也会令我们思考，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获得了成功。中国版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注重文化背景和文化教育的环境，中国制作方在获得版权后恰当地做好了本土化。其实受众们想要看的不仅是宏大的景观，也可能想看来自爸爸的温暖，注重父子关系间的爱，最后中国也拿出了本土化的适合自己国情的一个新的节目。世界上并没有从零开始的创作，综艺节目也是，中国通过与韩国的文化交流吸取了一些教训，明天中国又会创作出新的节目，希望我们能一起走向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