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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有两位姓潘的女士在中国近代书画史上声名显赫
但让人喜闻乐道的更多的是她们八大胡同的出身和之后的离奇遭遇
一位是清代名臣之后,一位却出自世代贫苦人家
双双沦落红尘,却也都因一名眼光独绝的男子而改变一生
潘妃传奇
潘素,苏州人,更多人称她作潘妃。民国时可以真正称得上美人的其实不多,林徽因张兆和之类在当时也只能算得上是小家碧玉,而上海滩上的潘素却是当时公认的一位大美人。作为清代名臣潘世恩的后人,她自幼目睹了名门望族走向衰败的过程。
潘素的母亲曾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将潘素视为掌上明珠,在她七岁时便为她延请名师,修习绘画、音乐、诗文,和所有旧时代的女子一样,她将生活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潘素十三岁那年,生母因病去世,而父亲又迎娶了一位后母,年幼的潘素并不知道自己的恶梦才刚刚开始。不过两年时间,后母就以潘素擅弹琵琶为由将其送到青楼操琴挣钱,就此,生活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逆转。
即使在龙鱼混杂的青楼,潘素的才情到底也得到了展示。身为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容貌秀气,谈吐也颇为不俗,令她上海滩花界博得一时名声。
不过说来也奇,当时上海滩的妓女行当分工颇细,客人也分流而聚。有的专接达官,有的专奉商场显贵。而潘素却极为奇特,早岁在天香阁红得发紫,官绅巨贾虽夜夜追逐,但她接的客人却大多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
这些混迹黑社会的男人多半脾气火爆,却偏偏喜欢这个精灵古怪、个性独立的女子,而潘素也乐得和这些人直来直往。有些帮会的男人喜欢在身体上纹身,而潘素的手臂上就刺有一朵火玫瑰。最红火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人接她吃“花酒”。
有时客人们正在她屋里打牌吃酒,有生意上门她确也照样大模大样地出堂差,一点没有普通妓女低眼顺眉的模样。也正是因为她特立独行的个性,引来了一个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的青睐,甚至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而也就在此刻,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闯进了她的生活。素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的张伯驹号称自己人生有四大爱好:爱文物,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时年这位盐业银行经理在上海滩公干,除了收集古董外也会在花界坊间会见朋友,初见潘素便看出了这刚烈女子潜藏的内秀,当即写下了一副赠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而潘素也被这书生意气深深吸引,无奈已经是被缚之身和臧卓有约在前,因此两人虽暗生情愫却也只能眉目传情、书信表意。。
张伯驹虽家中早有两房妻妾,但都是旧式包办婚姻,自从他认识潘素后,这公子哥便再无风流韵事发生,一心只系在潘素一人身上。臧卓见两人动了真情,大怒,在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将潘素软禁了起来,在他迎娶前不许她再露面。
张伯驹情急之下请老友帮忙,疏通了门房的警卫称臧卓不在将潘妃接了出来,为了防止臧卓报复,两人连夜便逃回苏州,举行完简单的婚礼便开始了两人夫唱妇随的生活。
之所以坊间称潘素为奇女子,却并不只是她显赫的出身或者精湛的书法艺术。或许是因为青楼的遭遇,看惯了红白帮派的斗争,令她身上有着可贵的男儿气。温柔娴雅或许是旧式女子共有的一种美德,而要在那个年代做到独立自强却并非易事,而潘素却兼而有之这两种品质。嫁给了闻名遐迩的张伯驹却并不意味着过上了富太太的优雅生活,实际上张伯驹为了保护文物不至流失国外,常常是倾家荡产不惜重金收藏。卖房卖地有时甚至生活都成问题,连他的家人都称他是败家子,而潘素却不离不弃,不仅完全地理解丈夫,更常常拿出自己的陪嫁贴补丈夫的亏空。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海内的绑架案。被绑的对象恰恰是张伯驹,或许是张家的名声太盛,又或许是人人都知道张公子收藏无数便想要好好讹他一笔。一个汪伪的师长放下话来,如果潘素不拿出三百万赎金便要撕票。
而事实上,张家自抗战后便家道中落,况且大部分的钱都换成了字画。危难当前,一个弱女子却表现出了相当的镇定:在丈夫被绑的八个月,她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四处托人营救。她知道丈夫绝不同意自己卖掉国宝来就救他的命,所以只有变卖嫁妆。在友人的协助下最后以40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至此之后潘素便有了侠女的名声。
在男性的主流世界里,她虽出于污泥,却用勤苦修炼的学识技艺,高洁的人品换来了世人的尊重,常有人感叹海上弱花的阮玲玉,如若她遇到的是爱人识人的张伯驹也许命运又会有不一样的逆转,然而倘若她有潘素的韧度与豪气,恐怕也际遇也不尽如此?
潘玉良:从雏妓到画家的半生缘
潘玉良本姓张,出身贫苦,幼年丧父,之所以会姓潘,是为了她感恩一个将她救出青楼的潘姓男子。不过这个男人在家乡早有妻室,无奈之下只有将之收做二房。这对于出身贫寒,十四岁便被舅舅卖到青楼做歌妓的潘玉良来说,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潘赞化十八岁便留学日本,结实了孙中山先生,成为了最初的革命党人。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旧式男子的习气,他对潘玉良是同情中带着怜爱,他比玉良年长十二岁,既像一位丈夫更像一位师长。
和潘素完全不同的是,潘玉良几乎就是一个灰姑娘转眼变白雪公主的典型例子。见过她本人照片或画像的都知道她不算漂亮,甚至长相在传统审美中还略显奇特,一副长脸高额头狮子鼻。
原配夫人并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会娶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丑姑娘,然而同张伯驹一样潘赞化也有着一双慧眼,他看到了潘玉良身上不可多得的才气,虽然这个乡下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但她的歌声和刺绣却实在动人,不卑不亢的话语间还能透出些许灵气。为了避免和大夫人起冲突,也为了充实她的生活,潘赞化便出钱让她留在上海补习文化和绘画。
然而拿起画笔的潘玉良却愈发不可收拾,她的绘画天赋让她的启蒙老师也大吃一惊。第二年便以第一名的身份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最初学校因为她的妓女出身将之除名,但校长刘海栗亲见了她的画作后力排众议,亲自拿着毛笔走到在榜单前写下了她的名字。
最初也只是为了给丈夫争个脸面,而到最后她却真正寄情于绘画,进入学院后她的才情更一发不可收拾。1921年她毕业时更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法的留学生资格,到法国后的一个月她便投靠了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第一次离开潘赞化她只是为了下一次以更好的姿态重新踏进潘家的大门。
与原配夫人紧张的关系和来自潘家上下的歧视,在家庭与个人情感面前,潘赞化表现出了一个旧式男子的懦弱或者说妥协。为了避免关系恶化也为了争取新的生活,潘玉良不再选择低三下四地留在上海的寓所,而是出国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她用最短地时间进入了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成了徐悲鸿的同学。
1925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罗马奖学金,得到了去意大利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深造的机会,第二年她的作品便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十年海外生涯,无数的荣誉名声却还是留不住她回到中国的步伐。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成为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西画教授并任西画系主任,同时又兼任南京中央大学油画教授。
虽是一身光华回到中国,但潘家的宅门内她又重新被打回了青楼女子的原型。大夫人讥讽她低微的出身,而丈夫似乎也自觉理亏不能替她言语半分,作为一个受了新式教育的女性,她实在不堪其辱,便又孤身回到巴黎。
在国外卖画维生非常不易,更何况是位毫无背景的女画家。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纳粹进驻巴黎,潘玉良的画室便没了。最初她还能以积蓄维持生活,而到了1940年的冬天便十分窘迫了,时常挨饿,也就在这最困难的时期第二个男人进入了她的生活。
王守义,同她一样来自贫穷人家的苦孩子,1920年来到法国准备勤工俭学。最初来巴黎时挖过煤洗过盘子,后来才和同乡在巴黎近郊开了家中餐馆,起名东方饭店。也就在这时,他结识了生活已经非常拮据的潘玉良。
身为画家却没有画室,就像音乐家失去了乐器一样。她一个孤独的女人租住在巴黎贫穷社区的一个小套间里,别说搞创作,就是温饱也成问题。惜才的王守义见此情景便出资帮她重建画室,并为她举办了艺术沙龙,在艺术界多方奔走,从事业到生活成了潘玉良最忠诚的支持者,也正是他让潘玉良在巴黎画坛声名鹊起。
出国前的王守义曾在故乡结婚并留有一子,自1920年离别故土后直到晚年他才回过一次国。在巴黎流浪的若干年里除了和潘玉良相怜相栖,再没有过第二次婚姻,这两个身世悲苦的人多年来有多少是亲情有多少是爱情早已难分清。
身在巴黎的潘玉良多年来也没有忘记国内的丈夫潘赞化,战争爆发后潘家家道中落,在几封信中潘赞化都暗示她目前国内情况很复杂,不宜回家。 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他们才打听潘赞化早在1959年就去世了。失去了牵挂的潘玉良终于一病不起,死在了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