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不正言不顺,称帝也需“理论支撑”
　　
　　在“篡夺”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后,袁世凯仍然不知足,还想当皇帝——总统虽大,处处受人掣肘,国会的、内阁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一言九鼎,权力最大,无尚尊荣——但是又不敢做得太露骨,故作谦虚地说,“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好像当皇帝于他是一件并非发自内心的事。
　　为了造成一种被逼无奈的“事实”,袁世凯必须想些招数了。其中一招就是软硬兼施,让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成立筹安会,为其做皇帝提供“理论支撑”。筹安会公然鼓吹帝制,认为“我国拔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赤裸裸地开历史倒车,为袁世凯称帝张目。
　　
　　二、袁克定想拉梁启超“入伙”
　　
　　 此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想拉笼梁启超入伙,帮闲鼓吹帝制,梁启超不同意,担心袁世凯对自己下毒手,遂携家人出走天津。其实,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主 张 君主立宪,然而,戊戌变法失败,接着革命暴发,共和到来,君主立宪不了了之。梁启超看到共和也同样能够带来立宪政体,便由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回归民国转而拥护共和。
　　对袁世凯的做法,梁启超不但不支持,还有过真诚的提醒。1915年4月,梁启超南下省亲,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更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还曾拉了袁世凯部下冯国璋一同觐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
　　 事实上,在做华盛顿还是做拿破仑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并不是没有过辗转反侧的思量,只是袁世凯私心太重,权欲太强,加上亲信投其所好,好让自己从中捞个开国元勋的便宜,以及袁克定为了将来能做太子,都极力鼓动,便对梁的一番忠告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
　　
　　三、10万块现大洋难堵梁启超的嘴
　　
　　 筹安会成立后,就改变国体发出荒唐谬论,梁启超看了非常气愤,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万言文,决定投给报章发表,从理论上对帝制派的种种谬论作深刻、犀利的批驳,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携10万元现大洋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要求梁不要发表该言论,以免造成舆论影响,拆自己的台。梁启超不听,还将该文录寄袁世凯。袁世凯火冒三丈,派人威胁恐吓,梁启超仍然不为所动。
　　但这阻止不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他加紧步子,造成全国请愿、选举国民代表搞国体投票,推戴自己为皇帝的“大好形势”,甚至上演了这样一出“闹剧”:杨度等人策划组织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到新华门外(袁世凯住在中南海)跪呈劝进表,恳请袁世凯顺应民意,赶快当皇帝,说什么“妓女等虽持皮肉生涯,也算商业性质。若援捐躯报国之条,自惭形秽;准诸以身发财之义,敢外生成。合亟披沥下枕劝进。”妓女劝进成为时人的一大笑话,有人开玩笑说:“袁强奸民意尚嫌不足,又强奸妓女。”闻者无不捧腹。
　　对袁世凯一步甚于一步的丑陋表演,梁启超无法保持沉默,又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痛批袁世凯:“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到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则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四、严复软硬不吃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之后,举国震动,成为反袁的战斗号角。袁世凯为了挽回影响,派人请严复捉刀代笔驳斥梁启超,并送去一张4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被严复拒绝。
　　严复于1877年留学英国,学贯中西,回国后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世界名著,呼吁救国图存,影响几代人,声望非常高。所以袁世凯不仅拉他入伙,而且感觉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位主张君主立宪的当今中国第一号西学人才才能“镇”得住同样声望极高的梁启超。
　　 不想他吃了闭门羹。
　　严复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种种“恶意”接踵而来,他收到20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都是要他“非属此文不可”。严复软硬不吃,袁世凯改令孙毓筠为之。
　　这个孙毓筠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特别感激杨度。杨度成了袁世凯的得力亲信之后,就把孙毓筠拉进筹安会,因为孙毓筠在任参政院参政时曾组织“宪政研究会”,也致力于宪政研究。
　　这一次笔仗应该说袁世凯输定了,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袁世凯也顾不得梁启超的冷嘲热讽了,重要的是把帝位搞到手再说。为了让登基更显合法性,又使出“左手持金钱”的办法,“采购”劝奉他赶紧称帝的“劝进电”。此时,知识界颇有名望的王 运进入了他的视线。
　　
　　五、30万现大洋,顷刻间折断王运脊梁
　　
　　 王运是晚清很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其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且王敢为直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被认为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被奉为一代宗师。民国二年,王受袁世凯之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就在袁世凯忙着为当皇帝做最后冲剌之前,王已辞去国史馆馆长之职,回老家湖南养老。袁世凯嘱托自己的心腹,湖南巡按使,后来又加封“靖武将军”的汤芗铭,拿30万元去“请”王写一封进劝电,借王的声望为自己脸上贴金。
　　王运的劝进电新鲜出笼了:“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不啻万馀人。窃读汉语记(当为〈后汉书〉)有云:‘代汉者当涂高。’‘汉’谓汉族,‘当涂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袁世凯老家河南项城)即楚古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此,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馀生重睹天日,运幸甚!天下幸甚!”
　　一封不到150字的劝进电,穿凿附会、鬼话连篇、肉麻吹谀,30万元,王运赚这个钱真是太轻松容易!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有的脊梁也顷刻折断了,自视甚高的一代宗师终究不过是一个泥胎粉金的学僚。
　　其实,在袁世凯想做“真命天子”的一系列闹剧中,他还贿买过很多人的文章,知名的,不知名的,都有,以上三人,是晚清硕学之士,非常著名的人物,因此值得特别一说。
　　
　　六、莫教浮云遮望眼,需识世界大潮流
　　
　　 在袁世凯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的攻势下,王运投其所好,不惜承命作拍马舔沟之文获赏;梁启超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坚守立场、绝不骑墙;严复虽然被“拉”进了筹安会,但不为袁世凯写一个字,就是用金钱贿买也不给袁写一个字,让大总统为此灰头土脸,三人在权势面前的态度各有特点。
　　现在看来,王运为其一生清誉落下了污点,梁启超与严复为自己脸上增了光彩。也许,我们很难用“骨气”这样的道德方式来评判他们,只是作为一代名流,想来他们都是爱惜羽毛的人,尤其王为人很是狂狷,应该懂得什么叫保持晚节。
　　不过,很显然的一点是,在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趋势判断上,严复要高于王运,而梁启超又高出严复,因为严复誓守老观念,而梁启超不再固守陈观,与时俱进,因此两人之高下可立判。梁在给严的一封信中说,“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岗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为君权”。
　　这个修为恐怕不是像王运那样读死书读出来的,而是梁启超对时世有更加明确的判断。他所看重的是政体,而不是国体,过去,他确实跟随康有为倡导君主立宪,主张虚君实民,现在既然革命了,既然民主共和了,岂不是更加名实相符吗?现在要紧的是造就“新民”,以便于教他们怎样用权,而不是还权于君,倒回到君权尊则国威损的旧时代去。这个基本的判断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其操作是实际可行的,他的思想至今仍有“意义”。
　　在一个风云际会的乱世,一个知识分子难免会面对种种利害和选择(又何止知识分子),只有认清世界文明趋势潮流,历史前进的大方向(而不是小曲折),才会站得比常人高,看得比常人远,利害权衡得比常人准,才会为自己当下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为眼前利益所遮障,哪怕自己的选择在当时会被人讥为不可理喻亦无妨,至少不会为后人所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