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是制度层面的，其实还是技术层面的。最高法、最高检7月8日出台“反腐”新规，明确了10种新类型权钱交易以受贿罪论处：在职时为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进行“期权寻租”、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以交易形式向请托人“低买”或“高卖”房屋及汽车等。这些“新型腐败”算什么、怎么算，法官在断案时怎么处理，如今有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好事情，这样就好操作了；但操作层面的事情，本质上属于“技术”范畴，与我们所说的“制度反腐”还有距离。
　　从网友的反应来看，似乎悲观情绪不少：“法规再多也没用啊！都没去施行的，最后还不是一样”“权力不能相互平衡制约，怎么弄也没用”“也许只对小官起一定作用吧”……这些是典型的“没用论”“作用不大论”。毕竟贪官擅长“前腐后继”，这让百姓感到“腐败越反越多”，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抵达“从贪腐至清廉”的“拐点”。
　　当然，任何让人惊喜的“拐点”都不是突然到来的。期待“反腐拐点”的到来，首先要预见腐败新花样，做到以“道高一丈”来对付“魔高一尺”，而不是“魔高一丈”笑对“道高一尺”，否则“反腐败”永远赶不上“腐败”。腐败玩出新花样，确实是不难的。比如，影视业有一个外人想也想不到的“潜规则”：你拍的影视片得要通过审查，有的审查者于是就利用权力向制片方收取“费用”，一些地方每人每轮向制片方收受3万到5万元的费用，多轮审查多轮付费；审片员还得给安排在五星级饭店，他们甚至还要带上家属，如同度假；有的片子审了三四次，花了十几万元“审片费”。连这些为公众提供健康精神食粮的“把关者”都是这个样子，可见腐败的渗透力有多强，玩出腐败新花样是多么易如反掌。
　　期待“反腐拐点”的到来，其次要制约司法滥权。在腐败蔓延的情形下，如今司法系统自己不但不能“幸免于难”，而且也是“花样百出”，这是最悲哀的。湖南省高院那个原院长吴振汉，前后受贿600余万元，被判了个死缓。该案就折射出如今司法腐败一个新特点，即律师充当“腐败掮客”，经过案件代理律师的牵针引线，形成司法腐败的三方模式：当事人请托行贿、代理律师介绍贿赂、法官受贿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律师在司法权力和金钱之间，巧妙搭起一座“桥梁”，使法律代理异化为介绍贿赂。
　　期待“反腐拐点”的到来，第三要管束“反腐”者自己，构建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过硬的“纪律部队”。在纪检监察领域，理论上是不难概括出许多个“铁”的，比如“对待组织，有铁的忠诚；对待队伍，有铁的纪律；对待群众，像铁的哥们；对待违法犯罪，有铁石心肠；对待自己，如铁打汉子”等等，但事实上，一些纪委书记自己也堕入腐败深渊。湖南郴州“三不倒纪委书记”曾锦春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在任上号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纪委书记，其腐败“路线图”也很新颖，就是以“双规”为威胁，逼迫你就范，给他老兄送“好处”去，从而构建了一条完整的腐败链条：亲属牵线受贿、自己干预办案、各种手段报复。
　　期待“反腐拐点”的到来，还有就是对“亚腐败”不能宽容、放任。有些腐败形态未被定性之前只好先称为“亚腐败”，花样就更多了。比如不少出国考察成了“分赃盛宴”，致使公共财富大量失血。典型如“中国公务团”南非豪华游，一年至少要花掉公款5000万元，有的政府官员还带着企业老板为他们埋单。“亚腐败”不制止，最终必然会演变为腐败“新花样”。
　　总之，腐败的真问题其实不是“花样”如何“翻新”的问题，而是权力不受制衡的问题。而权力制衡问题不是“两高”出台“反腐新规”所能解决的。那么，“自贪腐至清廉”的“拐点”最终会在什么节点上出现？可能在权力不光是“受到监督”、而真正“受到制衡”时出现，可能在权力缩小到只有服务而没有“享受”、更别提有什么特权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