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报道是记者手里的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人伤己。一篇好的批评报道不但具有事实的真实性、公正性和批评的善意性，而且在播发时还要坚持党性，选择时机，从大局出发，考虑社会效果，保证导向的正确。如果一味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就可能失去新闻舆论监督匡正祛邪的初衷。面对批评报道采取什么态度，则可以看出被批评者的政治修养和人性道德。
　　在我近30年的记者生涯中，有一篇批评报道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怎样做新闻，那个被我批评报道伤害过的县委书记以德报怨，竟成了我一辈子最信赖的朋友和景仰的做人榜样。
　　
　　剑指县委书记的批评报道
　　
　　时间推回到20年前。1988年，我在山西雁北一家新闻单位担任新闻部主任。有一天，接到群众报料说A县新盖的几栋楼房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大风把围墙都刮倒了。常年的职业习惯使我们对负面报道特别敏感，于是我带了一个记者风风火火赶到A县。经过现场观察，虽然没有举报人所说的那么玄乎，但确实存在质量问题。
　　A县是当时山西最大的产煤县，是最早进入富裕县市的先进县，也是出大领导的“风水宝地”。在这个县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大部分是地区副专员、副书记的后备人选，还有一个县委书记曾直接调入省里担任省委副书记，所以有人把A县称作出大干部的摇篮。这起房屋质量事故是A县少有的负面新闻。正由于A县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刚开始我们还是比较慎重的，反复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订正事实，征求县委主要领导的意见。
　　县委书记当时很年轻，在体制改革方面有一套套的理论，说起来口若悬河。听说在实践方面也很能干，思想解放，雷厉风行，是一颗正在跃起的政治明星。当然对他不满意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说他步子迈得快，有人说他大权独揽，主观武断。现在出了房屋质量问题，记者下来调查了，正好给他脸上抹点黑。在我们的私下采访中很多人都把责任推到县委书记身上，说是他亲自抓的工程。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不够冷静，非常明确地反对把这一问题曝光。在报道不报道这一问题上我们和县委书记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按照当时的体制我们也无权在地区的新闻媒体上曝光，因为涉及到县一级的批评地区审查很严，加之那时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一个小记者不可能越级批评一个县里的问题。
　　稿子写成后，本单位发表不了，我就往外发。当时也没考虑什么新闻纪律、党性原则，反正认为这是一篇好稿子，不发就等于白采访了、示弱了，就不配当一个仗义执言的记者。于是这篇批评报道在几天后的《中国青年报》《山西日报》等全国和省级媒体见报了。
　　
　　刊发后的连锁反应
　　
　　这篇批评报道刊发后，像一颗炸弹爆炸了。我第一个受到领导的批评。当时的雁北是全国经济改革的先进地区，对待地区内的批评稿件上面把关很严，尤其是对A县这样的重要县，涉及对领导干部的批评首先要得到地区领导的批示，我的批评稿没经过程序擅自在全国报刊刊发是违反了纪律，地委宣传部长多次讲要给我处分。当然受冲击最重的还是A县县委书记。省纪检委派工作组展开调查。而A县县委书记对我也不客气，他多次给我单位领导写信，认为我是失实报道，要和我打官司。我当时也气粗，上级领导要给我处分我不怕，县委书记和我打官司我欢迎，我的稿子有物证人证不是虚构的。那一段时间和这位县委书记简直成了冤家对头。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发批评稿子时正是地委准备人员调整的关键时期。据知情者透露，当时已内定A县县委书记进地委班子，但我的一篇批评报道把水搅混了，有人乘机浑水摸鱼，最后的结果是，A县县委书记不但没进地委班子，还把他从最富有的大县调到最穷的一个山区县当县委书记，这是该县县委书记历史上没有的怪事，虽说是平调，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是被“贬”了。我后来了解到，这位县委书记是个宠辱不惊的人，虽然他赴任的那个山区穷县底子太薄，但他还是投入了满腔热情，大刀阔斧地用解放思想开路，很快让那个县甩掉了穷帽子。
　　他是个改革者，他的马失前蹄和我有分不开的关系。为了一篇批评报道而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每想到此我就有一种负罪心理。我曾“厚着脸皮”到他新上任的县里去看过他一次，对他表明我那篇批评报道伤害了他，心存愧疚，希望他能原谅。他也大度地向我表示，既往不咎，各安天命，以后多交往也可能会成为朋友。话虽如此，但我的思想深处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以德报怨出手相救
　　
　　1991年我借调到省城太原工作，这年9月，有位太原的朋友到大同，要到北岳恒山看风景，我陪他一块去。车行至恒山路上，司机为躲迎面驶来的大煤车，把一个穿越马路的老婆婆撞倒，老婆婆当下身亡，车也没刹住一头栽到沟里。我在车里碰得头破血流，小腿上的一块肉生生拉下，连白骨头都能看见。太原的客人也负伤血流满面。车祸正好发生在一个小村子旁边。不一会村里的人就把我围住了。要不是我也受伤了，村里的老百姓肯定会因为老婆婆之死把我打残了。出了这么大的事，眼前举目无亲，怎么办？
　　我突然想起了在这里当县委书记的他。他会管我吗？会不会因为以前的事乘机报复我一把？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拦住一个骑摩托进城的人，求他给我带一个条子给县委书记，说我出车祸了，死了一个老百姓，我和车上的朋友受伤，请他想办法协助处理。过了一会县城来了交警，把现场勘察了，把死者拉走，死者的家属拉到县城，把我和朋友也保护起来直接拉到县医院救治。他还亲自到医院看了我，询问了事情经过，让交警队依法办事，安排县委宣传部协助调解赔偿事宜，派车把我家属从大同接到这里陪侍我。在最后协商赔偿死者的额度时，他满怀深情地说：“这里的老百姓穷啊，你不能亏待了他们。钱不够的话，我可以给你凑点。”在他的大力协助下，我圆满地处理了这起车祸事故。虽然我损失惨重，但半个多月来在县里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而他则像对待亲人一样关怀我，想起几年前我做的事，真恨不得打自己几个嘴巴。我多次向他道歉，说我过去对不起他，他只是哈哈笑着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不要提了。我们是梁山弟兄越打越亲。那时我也不对，仗着县里财大气粗没有虚心接受舆论监督，这个教训我们都互相记取吧！”
　　
　　永远的朋友
　　
　　以后他调离了雁北，在省里的一个咨询机关挂了个闲职。在此期间我多次去看望他。我们促膝长谈，谈人生、谈工作、谈仕途风险、谈改革的千秋大业，从他的侃侃而谈我看到他的内心世界。他学识渊博，对国家大事比我们搞新闻的还要清楚。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胸怀宽广。
　　2000年后，听说他重新被重用，担任了省某厅局的一把手。几次想去看他又放弃了。我只在心里由衷地祝福他，好好干吧，天公不负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