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人，是人就有人格。人格是否完善?是作为人的企业家的必修课。在分裂的、障碍的和冲动的人格作用下，企业家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任志强，一个在北京地产业排名第三的商人，是一门敢于向政府叫板为地产商代言的“大炮”；从人们对传统的包工头儿和“圈地主”的理解望过去，任志强则是个有思想，懂学术的集经济学人和操盘手于一身的怪才。当他将一个最敏感的“贫富论”在这个世界上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的国度里一次次引爆了媒体和调度了公众的时候，有人怀疑他的动机，有人贬低他的道德，有人痛斥他的张狂，有人却欣赏他的直率。
　　任志强，是一个口无遮拦的狂人?还是一个冷静的业界领袖?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资本家?还是一个恪尽职守并一丝不苟的经理人?
　　在从社会的、道德的、公德的和政治的、经济的范畴里始终也无法“读盘”任志强的时候，我们不妨退一步或者换个角度，有必要从人格心理学出发，认真剖析这位既可恨的但不失为可爱的企业家。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爱护。也会对其他商人有莫大的好处——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寓言，当人第一次看见水中自己的面孔时竟然不认得自我，被吓得魂不附体，落荒而逃。
　　
　　攻击与援助：两种不同人格作用下的“贫富”风波
　　
　　人格分成两种，其一是援助型，其二是攻击型。21世纪将生命工程、海洋工程和遗传工程作为三大前沿，说的是关于生命、遗传与变异这类对于人类本体的认识尚处在初级阶段。这就说明，从人类产生那天起。我们几乎是用尽了全力与自然斗争以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则常常是处在第二位。
　　就像任志强这样的企业家，他第一位的任务是什么?是在充分认知自我的基础上去做企业?还是在做企业中来认知自我?抑或是以为已经充分了解了自己之后而把全力都扑向做企业?
　　如果是最后者，麻烦就来了——不能时时地解剖自己，而是时刻去解剖别人。与鲁迅先生的价值观正相反，任志强，愈加一脸的严肃。在员工面前从来都不笑，目光中总是透着些犀利和愤怒一带有反社会倾向“愤青商人”。
　　人之初，性本善。援助，是人的本性。援助型人格。指的是这样种人性趋向：以乐观和豁达的心胸，以开朗和正直的态度，以平和与端正的心态，在善待自己的同时去善待他人，在济世救困中竭尽全力。这类人的最大特征，就是不会说“不”。
　　然而，人性主善还是主恶?持有援助性人格的人会不会攻击？反过来，以攻击型为主要人格特征的人例如任志强，他不愿意、本不愿意和就是不愿意“援助”吗?
　　说任志强的人格属性是攻击，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这么些年来，任志强一不是靠企业业绩、二不是靠产业升级、三不是靠领先行业，他之所以能够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博得最稀缺的眼球资源的，是他攻击型人格作用下的攻击。这种攻击因为涉及了关于“贫富”这个最敏感的话题而带有了人格心理学范畴里的“反社会型”——
　　一曰：“不可能讓百姓都买房”。
　　2005年3月“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任志强声称：“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同时声称：“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
　　二曰：“房产品牌就应该具有暴利”。
　　2005年11月“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任志强再次语惊四座：“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具有暴利。”
　　三曰：“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2005年10月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的“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5年度年会”圆桌对话会上，作为特邀嘉宾的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挺身为炒房者辩护：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四曰：“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很正常”。
　　2006年2月19日，任志强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再次语出惊人：“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即使不断章取义，谁也不想搞文字狱，我们也强调任何谈话和“语录”都有特定的语言环境、现场感和背景，但是，这些话语里所透露出来的攻击性溢于言表。
　　第一，“不可能让百姓都买房”一语即出，先是“攻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是“攻击”了现行政策。
　　千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以“仁”为特征的。“仁”是以“安居乐业”为尺度的。于是，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与民族复兴，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为指标的。这不仅是历史，它还是历史作用下的现实——中国人不是西方人，此文化非彼文化。
　　第二，“穷人区和富人区很正常”的判断，带有发言人的“主观故意”，因此令人怀疑任志强的“动机”。
　　任志强很实在。在以往的城市住房建设上，因为房价的不同而形成“贫、富区”，这是事实，但是个“不正常”的事实，甚至连那富的来路都有些“不正常”。地产商任志强通过市场定位和顾客细分来造出“富房”，这也不是毛病。但是，先是“不考虑穷人”，再是“就是要暴利”，然后是“制造富人区”，如果说任志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那么也真算得上是患有严重的偏执型、自恋型、癔症型、反社会型和冲动型等人格障碍，而且一发现就是晚期了。
　　与任志强不同，那个笑容可掬的小潘就特别会做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给任志强的一封公开信，坦陈“不赞成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而那个一脸沧桑的王石，也有惊人之语：“我劝大家三年内不要买房”——出自“地产教父”的这个观点，在耐人寻味中透着一种商人的真正的精明。
　　任志强，很像哈姆雷特。为了报父仇，必须拯救乾坤。要匡扶正义，能单枪匹马。因为形单影只而孤独惆怅，因为愤懑不平而心灵闭锁，最后是在“装疯”中真疯，在仓促中送命。
　　“不可能让老百姓都买房”这个观点的错误是，他忽略了“老百姓”和“买房”是个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概念。同样，如果贫富是静止的，任志强给已有的富人造完了房子后去干啥?他没有想到，有一天，总有一天。中国的穷人会变成富人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任志强，就更像孤注一掷地咆哮着大战风车的唐吉柯德，在不顾一切的主观主义的驱使下甘冒天下之大不违。
　　
　　偏执与宽容：两类不同性格组合中的“重炮”逻辑
　　
　　唐吉柯德，是个天大的好人，但同时亦是一个偏执狂。在人的性格完善中，偏执。 是个毛病。偏执狂，是大毛病。一方面，偏执与自信，有主见，有个性，有胆有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人格中的宽容、理解、豁达和同情心，则是一切优秀的人包括优秀企业家的特质。
　　沃尔玛创始人老莎姆总结自己全部创业史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为这么些年来为无数的消费者节省了很多钱而感到宽慰。
　　从创立沃尔玛那天起，莎姆·沃尔顿就在店门口竖立了两块牌子，一边是“天天低价”，另一边是“保证满意”。那些抛弃了传统百货商场而转到沃尔玛购物的顾客，在确实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后将大型连锁超市进行到底。
　　在所有的社会群体中，最宽容的是顾客，尽管他們有时也显得很挑剔甚至偏执。即使是在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之后，尽管知识型顾客在增加，但是相对于厂、商家而言，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房地产这样的业务上。
　　而如果房地产也是商业，商品房也是产品，那末，它怎么能逃出市场规律的制约呢?它就是一个特殊的针插不进和水泼不进的只属于地产商人的领地吗?
　　但任志强说：是的。
　　其一、任志强相信自己对于房地产的理解代表了市场化的发展发向。他强调土地里该种什么农民最清楚了，而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房子当然是开发商最清楚，用不着其他人来指手画脚。
　　但是，不仅是在中国，住房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问题和市场问题，就像石油、粮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商品，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一样，任志强应该清楚这一点。是啊，像农民的地里到底应该种点什么，那农民还真就不能说清楚一样，过度的自信，就是过分的张狂。
　　其二、任何商品，都要通过交换来获得流通与资本的循环。这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强调的是——微利时代，或迟或早总会到来。当沃尔玛的衬衫和戴尔的电脑的毛利都到了2％上下的时候，任何暴利者都因为不得民心而最终要失去民心——来自市场的最基本支撑。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空置率、收入房价比等指标早就超过国际警戒线。比如，2004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房价比，如果以户均75平方米计算在8．2(一般国际标准为3-6)，以户均100平方米计算在10．9，而上海及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收入房价比在12以上。
　　这些数据和其它的什么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能讨论的，那就是违背市场规律，背离百姓需求，违反国情特点。与国家根本利益抗衡的地产黑洞——它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损害顾客的切身利益，危及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这就是我国政府说什么也要将房价降下来，说什么也要让老百姓买得起住得成的——铁律。
　　但任志强，也是强硬的，因为他的人格中缺失了宽容，也就少了些理解。于是，出于对自己所从事和所热衷的房地产产业的“任志强似理解”，却不能理解上至国家政府下至黎民百姓，不会宽容的任志强，就将自己的不很准确的、不那么公允的和经不起严格推敲的“一家之言”当成了不可多得的“醒世恒言”——然后是连准儿都不瞄地发射了一磅磅炮弹——奇谈怪论。
　　任志强，为什么?
　　是为了图一时痛快吗?平时真的很压抑?
　　是为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而抱打不平吗?但在信息社会无英雄时代里，以一个人的声音就能代表真理和正义吗?
　　是为了塑造“华远品牌”和“知名度”，宁肯“反社会”也要形成穿透力将赚钱进行到底吗?
　　任志强的回答，一是“我已过了为挣钱而活着的年龄。”二是“你可以批评，但我不能有意见不说，即使是被杀头。”
　　可爱的任志强，可叹，也可悲。这是一个带有悲剧性格的企业家。又恰逢同样具有悲剧审美价值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他看起来很凶，从来没见他笑过。”华远集团的员工们很少能见到任志强的笑容。即使是在电梯间里和他打招呼，他也常常若有所思地置之不理，或者冷冷地“嗯”上一声算作答复。一位跟随任志强11年的员工说，从来没有从任总嘴里听到一句直接赞扬的话。
　　


　　任志强用的手机是一款市面上已经找不到的摩托罗拉A388，手机外壳已经磨得斑驳不堪，这款2001年上市的产品现在的价格不超过1500元。
　　任志强不喜欢穿西装。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的日程常要以一刻钟为单位来安排。他除了要处理企业事务外，还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任志强去年坐飞机168次，飞机上的时间被用来阅读大量书籍。任志强的手上有16个国家的房地产数据资料．还有小到国内某县级市的房地产资料，潘石屹想不起哪个数据的时候就会给任志强打电话。很快他就会查出这个数据以及来源出处。有人听过任志强的演讲。据说连续讲三个小时不用讲稿，所有数据、条文不会出一点错。
　　就这样一丝不苟的工作。就这样不苟言笑的生活，就这样疲于奔命的劳作。任志强就是是这么一种人，这样的活法和这样的价值观——如同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司空见惯的那种人；较真儿，认死理，一根轴。老牛筋……久而久之，或者在压力和压强下坍塌，或者是通过“自动卸载”改变。总之。一种无法给人带来愉快的人，他们自己，也因为缺乏幽默感而令自己也子然一身。这样的人，构成了过去、现在的中国企业家的一群——都有尽早去看心理医生，克服人格障碍的必要。
　　
　　傲慢与偏见：两个不同价值观念里的“封闭”悲剧
　　
　　以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办事，在穷人与富人的中间。需要一个裁判；实现全面小康。靠国家机器的高速运转。
　　进入2006年，废除农业税，提高城市最低工资额度，保证贫困生上学，实现全民医保……这一系列举措都在强调了一个概念。即使是贫困，也要有底限；但是对富裕，一定严格监管。
　　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在微软神话、蒙牛奇迹和可口可乐文化中找到了理想的寄托、人性的归宿和创造的标的，这是中国崛起的最原始动力。而背靠国家的大树，在更健康的市场环境、更廉洁的政府作风和更公开的社会背景上，撒欢儿的致富，不断的拼搏，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范畴，获得生存的智慧，提升生活的质量，在贫与富的对立统一中．保持住内心世界的平和，去获得属于自己的或大或小的、或多或少的、或物质或精神的财富，那不就是和谐社会里人性回归和民族振兴的曙光吗?
　　如果我们谁也别持有偏见地看问题，任志强的“贫富论”是有合理的成分的。但是“要为温州炒房团发奖状”的任志强这种“对着干”的傲慢，实在是愚蠢的可爱——幼稚的经济动物，忽略了政治的敏感。丧失了必要的小心。而为了说明问题而直抒胸臆，这，没毛病；但既不能一锤定音的说明问题又涉嫌大放厥词。这，是大毛病!
　　修养，修身养性之意。它强调的是，人要知荣辱，懂深浅，明礼仪和温量恭俭让。而像任志强这样的企业家和老板们，则更要韬光养晦，风物长宜放眼量，追求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的境界。
　　拿这样的审美标准来要求任志强这样的中国式企业家，连那点儿坦率与直言都变得不再可爱了。
　　企业家做企业，其实就是做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人化，也是“化”人。这个人性化，就是企业家的必修课——即使是经济动物，即使是赚钱机器，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如果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和奉献精神，不會有什么大的作为。就是外国企业家和西方的大资本家，也不会因为“动物性”即“兽性”而大放异彩的。
　　长期以来，一方面是老百姓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房子的大量空置，这种反差、反常直至反动的原由是一不暴利，勿宁死。用任志强的话来说是“我们不造了。”
　　像这样的偏激，人们并不陌生。2001年岁末，任志强以一句“我不玩了”，就从京城最大的地产公司华远集团挂冠而走。除了“华远”品牌之外一无所有。曾经的“地产航母”瞬时间沦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小舢板”，曾经的江湖大佬被称作了“迟暮英雄”。
　　可时隔不久，伴随着“任志强又回来了”的呐喊声，华远在他的带领下再度崛起，以迅速壮大的资本规模和咄咄逼人的战略布局。再次杀入了中国地产界，并且以“任大炮”而著称于世。
　　仔细倾听“大炮”，那里面除了逻辑混乱，也有数据确凿；除了概念模糊，也有真知灼见；除了“胡言乱语”，也有妙语连珠……任志强常常是在语惊四座后断然退场，一副江湖任我行的天马本色——他不给对手反驳的机会，他甚至在旁若无人和扬长而去中“任我行”。
　　任志强的“政治错误”，和那句已成为“名言”的“谁叫你生在中国”一样，恰恰及时提出了一个疑问：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分化，各利益群体初步形成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共同体如何才能和谐共存。不发生对抗性断裂?
　　我们批评任志强的意义正在于此。除了人格不完善而要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以外，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搞清楚一一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富人”阶层的客观存在；而同时，不仅是中国，而且在当今和未来世界里。不消灭贫穷和贫困，那就是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于是，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能够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的人，那他就一定会把企业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相统一的人。而要实现这样的统一(其实就是辩证意义上的“和谐”)就必须打破和不断地打破一种人为的限制，使贫与富在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空间里，为更多的人才资源提供一个致富的平台——打破封闭!冲破既得利益团体!在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范畴里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不是像任志强们拼尽力气所要进行的“阻挡”。
　　实际上也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真正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富人、有产阶级和中产阶层。似乎还没有真正出现。而既具有国际视野又蕴涵传统文化精髓，既是领导产业革命升级的天才领袖人物又是平实地与百姓为伍以天下为公的商界精英，尚在孕育。而因为来自多方面压力(恐惧：莫名的恐惧)而积劳成疾的本土企业家——身患严重的心理疾病而尚不自知者，发生严重的人格障碍且不去理会的人，很多。
　　任志强的案例，首先提供了一个警示在一个由多元族群组成的民主社会里，不同的族群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立场。任志强为代表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发言，从现代民主的视角即“开放”的角度来看，既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又有着必然的破坏性。其次，当一个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出头鸟”之所以受到万炮齐轰，用所谓的“仇富”来批评是不准确的。
　　这是因为，任何社会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超越“良知”的底线一除非他的精神不健全，或者说是发生了严重心理障碍和人格扭曲。
　　于是，优秀的一流的卓越的企业家，不仅是能赚到钱的，而且是能睡好觉的；既是企业价值的创造者，又是合格的“社会公民”；能够进行适度的适当的“攻击”，但绝不乏必须的和必要的“援助”。一句话，内心的平和，头脑的冷静和行事的低调，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还是一门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