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4月，一连几场沙尘暴袭击北京。“满城尽带黄金甲”之时，适逢温家宝总理召开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他颇为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的会议应该到室外去开。”相信大家都能听懂总理话中的弦外之音。为此，笔者草成《备忘录》一文，以历史和现代的目光，对五千年文明古国生态文明的阙失，进行初步审视。
　　
　　“生态文明”久未进入我们的视野
　　
　　“生态文明”这个词，何时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曾买过54卷本各种史料，从古代的社会科学到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集中国百科资料之大成。但仔细翻阅后发现一大缺憾：几千万字的记载中，唯独没有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历史资料。
　　比如与自然生态最有关系的江河湖海。在《中国水利史》中，没有对中国海域的记载；在“大禹治水”的章节里，也仅仅描绘了大禹治水造福庶民之功。至于历史上几次人为的黄河之祸，如春秋战国时的秦始皇决黄河之水淹魏都（今开封）；北宋帝王为了保卫宋都（今开封）的安全，责令水利官员改道黄河流向，酿成百万生灵毁于洪水等史实，史书也只是把笔锋指向帝王，并未论及自然与人失去和谐后在生态学上的贻害。掩卷思索，似乎也能为前人找到一些解脱的理由：中国几千年处于农业社会，古人当时还无法知晓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已进入工业社会萌芽时期，生态学理应纳入学者的视野，但是笔者仍没有从这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找到“生态”与“环保”的字样，这让人感到十分失望。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强行在河南花园口掘堤，欲以黄河之水阻挡日军南下，现代学者也只是将蒋氏行为纳入政治批判的范畴，没有一位学者从环境保护的视角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有过精湛的研究和论述——尽管从民国时期开始，我们的高等学府已经有了生物学这门学科。
　　从远古的老祖宗到20世纪中叶，我们从未把环境与人生的关系纳入视野。对于这一领域，我们久久处于无知的蒙昧状态，这种无知与中华文明形成强烈反差。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我们的儒学、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成果（如四大发明）先于欧洲几个世纪。德国诗人歌德曾有如是自白：“当我们还在树林子里生存的時候，他们（指中国）已经有了小说、诗歌了呢！”歌德在这里所言及的，只是我们灿烂文明的一个方面——我们长久地躺在这张跛足的床上打呼噜，却对文明之蚀视而不见。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过论述：“我们并不是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统治自然界；相反，我们的肉体、血液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这位思想家的人类生存格言，我们虽然读过，但并未引起警觉和深思。
　　笔者翻阅了丰厚的各种史料，只发现早期的学术著作《山海经》中，涉及天、地、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后来众多演绎其学说者，多从玄学和巫术入手加以诠释，便误入歧途，阉割掉天、地、人关系的精髓，也使我们从远古到近代，生态循环的意识十分淡薄。直到20世纪末叶，自然生态以及环境保护的字眼，才开始见诸中国的报刊。
　　
　　“麻雀围歼战”的历史反思
　　
　　不久前，读到柏席立写的一篇文章，是从反思中国鸟类王国濒于灭绝切入环保工作的，文内还提到毛泽东一段耐人寻味的轶事。1948年9月北京解放前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后曾到晋西北五台山驻足，并在寺院住持大师的陪同下，视察了五台山寺庙文物。当时寺院的告示牌上写有两句醒世诗句：“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看过后，连声赞叹：“好啊，贵寺做得好！”他不仅赞叹其好，还风趣地对陪同的领导同志及住持大师说：“高僧是在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恳求莫打三春鸟；而我们是从保护好鸟类就是保护好农业，保护好鸟类就是保护好人类自己生存环境的角度，规劝人们莫打三春鸟的。但咱们都是殊途同归，爱护生灵哟！”
　　作者披露这一鲜为人知的史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遗憾的是，作者回避了建国初期我们对自然生态的种种破坏，而把当今生态恶化之责任全然定位在改革开放年代之后。这种有失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观点，显然背离了实际。毛泽东在五台山的那席话固然好，可惜建国后并没有被纳入国策形成政策条文，并强有力地贯彻执行。解放后我们的各大部委“五脏俱全”，却没有一个环境保护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见草而牧，遇泽而渔，一直是国民生存的基本状态。
　　近日又读《知识的批判》一书，觉得非常解渴。该书翔实地记录了我们生态知识失圆的种种例证。比如1958年的全国捕雀运动，仅上海市的第一次战役，3天（4月27日至29日）就捕杀麻雀88171只，捣巢取卵265968个；该年冬12月，上海再次掀起捕雀高潮，又捕杀了598001只麻雀。这只是一个城市的记录，若把全国捕杀麻雀的数量加在一起，怕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在那个年代，我也曾参加京郊的捕雀行动，虽然我当时已被划入阶级敌人的范围，但也被勒令参加了捕雀的“人民战争”。从北京市内到边远郊区，到处敲锣打鼓，上房捣窝毁巢，对麻雀施行灭九族的围剿。事隔多年，我接到一名四川读者的来信，他说，消灭麻雀始于四川，然后向全国传经送宝。在巴蜀的捕雀高峰期，燕子与其他翠鸟纷纷坠地，天空中一度没了任何飞鸟的身影。巴蜀各种翠鸟皆成笼中之物或盘中之餐，其情状之惨烈，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时，五台山住持法师“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的悲悯之心及毛泽东的应答，在无知的盲动中，统统化为乌有。其实关于麻雀与人类生存的利害关系，历史上并非没有前车之鉴。据《知识的批判》一书记载，早在1774年，普鲁士王朝就曾有过捕雀之举，当时国王认为麻雀有害农业，下令每捕一只麻雀奖励6个芬尼。待到麻雀在普鲁士绝迹之后，发现无飞鸟则百虫肆虐农园，没有办法医治虫害之际，只好又花钱从国外买雀种回来。我们没有接受18世纪普鲁士的历史教训，一时之间几乎使飞鸟绝迹，不是挺可怕的一件往事吗！
　　
　　笔者虽然从柏席立的文章中，得到了新闻轶事之趣，但不能同意柏先生把生态环境的破坏简单地归结于改革开放年代的污染。要照镜子，怕要从老祖宗照起。新中国的缔造者，如果当年就有环保意识的话，不仅不会有兴师动众围歼麻雀之举；后来在视察黄河时，也不可能有“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的孟浪之言。我想，老人家当年视察黄河时，只考虑到如何解决黄河水患，让浊浪变为清流，没想到随着黄河生态的恶化，在他辞世不久就发生了断流之灾。这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伟人，也没能带领国人走出中华古老文明的生态盲区。
　　
　　从一醉千年到大梦苏醒
　　
　　建国初期的1954年，北京、天津、哈尔滨、石家庄等市的青年主动请缨去北大荒开垦千年沉睡的大草原。我当时是一名记者，也热血沸腾地先后两次追随拓荒队踏进那片“天苍苍野茫茫”的处女地。那时，草原上的天然茅草高过胸膛，沼泽连片，地上跑的如狼、狍、狐、猪（野猪），天上飞的各种色泽的翠鸟，水里游的各种鱼类无所不有，真可谓自然王国。在这自然王国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大荒沼泽中的傻鱼。垦荒队员秋天下水摸鱼，荒原的鱼类不知人为何物，为了寻找热源，硬是往你热腿上冲撞。垦荒队员们嬉戏地说：“我们哪里是下水摸鱼，而是鱼在摸人！”这个有趣的镜头，就是那片草原的原始肖像。
　　今天回忆起那些时日，最让我感伤的是，在春、夏、秋三季，那无边无涯的大草甸子本是天鹅栖息之地，可是自从各地垦荒队进军草原之后，那些美神连同它们的后代——天鹅蛋，都成了垦荒队改善生活的美餐。有一年胡耀邦同志视察垦荒队，北京队的一个小青年，特意到萝北草原捡了大半筒天鹅蛋送给亲人，以表达北京青年对团中央书记的真挚情意。当时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这是对自然生态的犯罪——垦荒队员不知道，我这个记者不知道，连思想一直超前的胡耀邦同志，也没有谴责这种无知的、自毁生态环境的行为。
　　一觉沉睡千年，改革开放后大梦苏醒。此前，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空白。当时的文章还在努力为“高耸入云的烟囱，冒出七色的炊烟”高唱赞美诗呢！对生态学的久久无知，致使今日中国的生态恶化成了生存与建设的焦点。人类生存的地球上，发源极早的中华文明，却因其文明中的盲区延续千年未能得到匡正，到了今天，终于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祖母河黄河多次断流，母亲河长江在污染中呻吟，沙尘暴从北部城市弥漫到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记载。时至今日，生态环保问题已到了燃眉时刻，当今中国正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新的污染源绞杀着仅存的一点点自然资源，我们何以保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在美国与一位地质学家交谈。他用几句中国政治术语解析国人的生态观念：你们在吃老本，不知立新功。这里的所谓 “老本”，就是吃空挖空自然资源；“立新功”，就是培育自然资源造福后代。我当时很想反驳一下这个美国佬，可找了半天理由，竟然语塞。美国拼命从国外进口石油，自己的油田却封存在地下，留给后代；我们有13亿人口，仅仅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就够国人忙活了，何以积蓄资源以利将来！当初倒是有一位学者提出过控制中国人口，但其“人口论”被批了个体无完肤，这都是生态文明失聪导致的恶果。在这里，我们不妨来个事后诸葛亮式的质询：如果我国人口控制在8亿以内，在资源分配与占有上，会比今天宽松得多。不是吗？从中华人口史上回眸，人口无限膨胀于20世纪，不过50多年时间，我们的人口从4亿7千多万迅速增长到13亿，人均资源占有量急剧下降。这是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带来的恶果！
　　在一醉千年之后，我们终于对自然生态与人类的相依相存关系，开始了真正的自审自识。近年来，拯救自然生态和播种绿色正在国人中达成共识并得到强力推行和落实，如退耕还林，节能减排，关停并拆除炸毁了许多污染大气的炼焦高炉……可以说，这是弃旧图新的开端。由于几千年的积习，建立中华生态文明，难如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但以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坚毅，奋力创造生态文明的新世纪，不再是童话和梦想，而是中国今天和明天的现实。
　　2007年夏日整理
　　
　　（作者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