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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说爱情
1977年夏天，我写出了《班主任》，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沉痛诉求，作品在当年《人民文学》杂志11月号刊发后，引出了一个纷纷以小说形式表达清算“文革”恶果的潮流。1978年5月，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伤痕》，使这个潮流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符码：“伤痕文学”。《班主任》、《伤痕》以及这个文学潮流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1978年春天，因为《班主任》带来的巨大反响，刺激出我更强烈的写作欲望。应该对各方面说明的是：写作和发表《班主任》时，我已经不是中学教师，我在1976年时已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即现在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中学教师是非常值得尊重的社会职务，但一所中学的天地毕竟比较狭小，在出版社当编辑，相对来说，视野就开阔得多。
那时，出版社和北京市创作研究部在一个院子里，创研部的负责人赵起扬“文革”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党委书记，是一个文艺内行，“文革”中遭迫害，到创研部后，时逢“四人帮”垮台，他那里就成了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串门的地方，因为他开明，大家聚集聊天也就越来越口无遮拦，后来他索性组织座谈会，让大家通过畅言解放思想。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说起“样板戏”，我在大家激发下，也就畅所欲言，说“样板戏”里不仅把爱情斩尽杀绝———比如，歌剧《白毛女》、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原来男女主人公还有爱情影子，但据之改编的“样板戏”里生怕观众“误会”，强调两人之间只有纯净的“革命战友关系”———连夫妻关系也都淡化、净化到讳莫如深的地步；《红灯记》有祖孙三代，却绝无夫妻、恋人的踪影；《沙家浜》里只出现阿庆嫂，说阿庆跑单帮去了，尽量让观众想象阿庆只是个以丈夫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工作者，与阿庆嫂并无“男女之事”；《海港》女主人公从造型上看老大不小了，却绝无涉及爱人、子女的言辞细节；《龙江颂》女主人公也不见其丈夫，只是她家门楣上有“光荣军属”字样，但观众也可以理解成她家其他男子在部队上；《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里当然更没有爱情、夫妻的影子。
难道一提爱情，甚至一涉及夫妻，一表现完整的家庭，就是不革命吗？正是由于这种首先从“革命文艺作品”里取消爱情的做法，使得社会生活里，爱情乃至正常的夫妻关系也都只能转入地下，而一些年轻人甚至也就懵懂到完全不晓男女之间除了“共同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外还可以发生什么关系，我就知道一位到生产兵团“囤垦戍边”的女青年，新婚当晚，忽然衣衫不整地跑到连指导员那里去哭诉：“他跟我耍流氓！”她竟只知道男女结婚要戴大红花、接受许多套“红宝书”的礼物，然后，就在一起“斗私批修”。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主题先行，题目一定要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1978年春天，我们出版社的同仁，决定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以《十月》命名，当时，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就先以丛书名义“以书代刊”，在筹备过程里，我写出了《爱情的位置》，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十月》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一见其中有《爱情的位置》，都很兴奋，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
现在，不要说“80后”对我讲到的这些情况会目瞪口呆，就是一些“70后”恐怕也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四人帮”推行的文艺专制，就是达到了那样的程度，而突破那种在公开话语中对爱情禁绝的局面，竟必须“从零开始”！
《十月》创刊号正式发行以后，虽然那上面有若干远比我《爱情的位置》更出色的作品，但《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不仅超出了创刊号中其他作品，也超出了此前几乎所有作品，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班主任》那时已经使我每天得到超过十封的读者来信，而《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
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为了感谢我的文章给予他们的解放感，他们决定寄给我一个巨大的海螺。不久，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大海螺，现在这海螺还放在我书房里，不时让我重温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初期那离奇的轨迹。
不待方家评说，我自己早就一再检讨：《爱情的位置》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我曾以《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文字参与思想解放的进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胆以小说形式承载呼唤社会变革的民间诉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算为推进改革、开放贡献了绵薄之力，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亮点，我为之珍惜，并愿在步入老年之后，继续把自己这一滴水，融进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
（二）再谈翅膀
有一样东西很早拥有、始终没有过时，那就是收音机。在没有电视机的岁月里，收音机传出的电波，见证着我与社会、群体、他人的血肉联系。
某电视台编导问我：1979年，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你的《班主任》获得第一名，那时是有过电视报道的，你能不能把那次录下的带子借我们用一下？
我回忆了一下，确实，那回是有电视报道的，不但颁奖现场有电视台录像，中央电视台还特别派人到我家录过一组镜头。那时，我和妻子儿子住在一个杂院，一间十平方米的东房里，房间太小，录起像来非常困难，小屋里打起强光灯，使屋子里的一切都显得异常陌生。我被安排做翻阅杂志状，只觉得脸被灯烤得热烘烘的。不过，我不但没有那次录像的带子，连照片也没有拍下一张。因为动静大，来围观的左邻右舍不少，但那时我们那个杂院里各家还都没有电视机，因此并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播出呀？” 我把电视台的人送走的时候，他们主动告诉我：“看明天晚上新闻联播吧！”这让我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我可到哪儿去看呀？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当时我所在的出版社的一位同事求援，她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我们全家三口步行半小时到达她家，她全家都热情地欢迎我们。她家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六七个人一起看，说实在的，靠边上的很难看清画面。大家照顾我，让我坐当中，等呀等，关于短篇小说评奖的那条新闻出现了，前后大概两三分钟，在我家录的镜头足有七八来秒，好高兴啊！
我告诉眼下年轻的电视台编导：抱歉，能提供的只有这么一点记忆。
1980年，我家买来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84年将第二台黑白的赠给别人换了一台彩色的。1983年，有了四个喇叭的磁带放音机。1985年，拥有了放录像带的机子。1986年以后突飞猛进，有了落地大音响，换了“21吋遥平板”电视……更新换代中，我那落地大音响的电唱机部分及其胶木走针大唱片俨然已属古董文物，而放录像带的机子已经派不上用场，以前保存的一些录像资料在2002年全刻成了光盘，现在常用的自然是DVD机。
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早拥有、始终没有过时，那就是收音机。在没有电视机的岁月里，收音机传出的电波，见证着我与社会、群体、他人的血肉联系。1980年以后，我频繁应邀到各地参与文化活动，许多次，遇到的某些人告诉我，我的《班主任》等作品，感染过他们，但他们并不是直接读到文字，而是“从广播里听到”。在1978年和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复多次播出过将《班主任》、《醒来吧，弟弟》改编成的广播剧，还有《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的直接朗读。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收音机拥有率非常高，而且，许多工厂、农村生产队的广播站，都还保持着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节目的习惯，不仅转播新闻类节目，也转播文艺节目，高音喇叭那么一响，人们不想听声浪也会传进耳朵。那时候，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还没有回到城里，他们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来新小说所表达的新诉求、新情感、新思路，往往非常激动，从中捕捉到社会进入良性变化的信号。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谷文娟是一位积极热情、将新小说改编为广播剧的人士。开头也未必是领导给她布置的任务，她以敏锐的触角，感受到一批新作者的新小说是在呼唤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变革，就抓紧时间和时机精心地编排录制起来。拿给领导审听时，又往往引出审听者的强烈共鸣，鼓励她更多更快地向听众提供这类精神食粮，而节目的播出，又迅速得到社会各方面听众的积极反馈。谷文娟改编的广播剧很不少，涉及到许多作家和作品，也吸引了许多演员的参与，因为她改编我的小说最早，就有不少作者来问我如何与她取得联系？也有舞台剧演员找到我，说尽管有专业的播音演员，但现在改编的小说题材多样、角色繁杂，恐怕忙不过来，他们也愿意站到播音间里，为广播剧贡献一份力量，希望我代为联系谷文娟或别的相关人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节目组的王成玉，也是一位积极推广新小说的人士，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都是他组织播出的。他特别邀请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董行佶朗诵《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我那篇小说写到一位小青年受当时“狂不狂，看米黄；匪不匪，看裤腿”的新时尚影响，追求穿米黄色大衣、喇叭口裤的“狂放劲头”，在肯定他个性解放的同时，有引导他那样的青年超越外在的物质要求，投身民族复兴的建设事业的用意。我很怕朗诵者把那篇作品搞成说教口吻，王成玉让我放心，他说董行佶是大师级演员，他对内心产生不出共鸣的活儿是绝对不接的，既然答应给录，那就一定好。果然，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董大师以沉吟而抒情的声音，细致入微地将文字化为对青年人的关爱与期望时，觉得他的朗诵已经构成了另一个更高明的作品，使我也深受启发。
我的成名，既是通过文字，更是乘着电波的翅膀达到极致的，真可谓“流金岁月”。
（三）又说多事
宛大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荀慧生还用“白牡丹”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是梅老板的代表作，荀老板就没再演过这一出。
据她说，荀慧生的唱法，是从更老一辈的旦角名家路三宝的行腔里演化来的。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是北京市京剧团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女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差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做‘多一市不如少一市’。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后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的人，觉得她这个老太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按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力不足，所以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到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哥哥也在北京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用每月400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架底下双人上头单人的高低铺，剩下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么个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多在他那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好不容易憋出句：“就你话多。”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又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复工，问工头再支点，要不买米的钱也没了。” 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是真心要帮。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五号上午10点必来这个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来找我。我不会给你钱。我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个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汉子和他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来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个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
宛大妈见二位占便宜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十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有能耐你逮那些贪官去！”
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演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宫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儿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白搂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四）再提咖啡
因为城里家事繁冗，多日未到乡间书房，那天抽空去了，还没走拢，就发现书房外的小花园呈现荒芜状态，灌木长疯了，玉兰树被牵牛花藤缠绕，野草丛生，仿佛提醒我今夏雨水是如何丰沛。
走拢栅栏，吃惊不小。实际是我让里面的一个生命吃一大惊。那是一只猫。它吃惊，是因为不曾想我的出现。我吃惊，倒不是因为在意野猫进入我的小花园，而是瞬间以为那属于一种灵异现象——难道，狸狸竟然复活了吗？
我家两只爱猫，一只纯白蓝眼长毛“波斯猫”、一只脸部和前后身花狸、其余部分纯白的“短毛猫”，前者名“睛睛”，后者名“狸狸”，前些年相继去世后，都以锦匣葬在了这小花园里。眼前的这只警惕地趴伏着瞪视我的花狸猫，酷似狸狸啊！它怎么不马上跑开呢？明白了，它身后有四只小猫，显然，那是它的子女，大概还没断奶，作为一个母亲，它不能丢下小猫自己逃开。我更加吃惊，因为那几只小猫，两只纯白，一只浑身花狸毛，一只与母亲相同是身上除了花狸毛还有纯白部分，这就说明，它们的父亲，应该是一只纯白的公猫。难道睛睛和狸狸全都复活，婚配，产下了后代了吗？
我蹑手蹑脚离开小花园，绕到另一面进入书房，立即往城里打电话，告诉老伴所看到的异像，她激动不已：“你怎么光看到狸狸，睛睛呢？”我跟她说：“我们的睛睛、狸狸，应该还都在地下安息，你别忘了，它们都是公猫。一定是有只酷似睛睛的公猫，跟这酷似狸狸的雌猫，生下了四个宝宝，而公猫对小猫不负责任，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猫妈妈带着猫宝宝在那小花园里安家。不过，巧合得实在神秘。”老伴感叹之余，立即给我几条指示：“不要吓走它们，不要清理花园！立刻去给它们准备猫窝、猫粮和饮水盆！”我很快落实了。可喜的是猫妈妈看出我的善意，没有带着猫宝宝转移。
入夜，我从窗隙朝外望，不见小猫，但猫妈妈在吃猫粮，心中祈盼它们能长久在花园中定居。用音响放送出柔曼的曲调，我在落地灯光圈里，翻阅一位女作家的散文集。我最欣赏她的写作套路，经常从“凡景”、“琐事”里，勾勒出人情之美的那些细腻舒缓的文字。比如她写到佛罗伦萨小巷中一对老人牵手同行、停下轻吻的场景，感悟人生中“相依”的易与不易。那位作家的新书被命名为《咖啡凉了》，她在最后一篇文章里，对世道速变发出惆怅的喟叹。我虽有所共鸣，却不由得产生了逆向思维。
我在灯下想到窗外“复活的狸狸”，想到狸狸的来历。21年前，我遭遇人生中最大挫折，这挫折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向全世界昭示，并且刊登在第二天所有报纸的头版。我作为主编为杂志惹的祸理应担负全责。确实有许多杯咖啡立马凉了，甚至凉咖啡也拿走了。这很正常，不应抱怨。但就在这样的时刻，有杯热咖啡送到了我的眼前：同事带来一个纸盒，说是杨学仪师傅送给我的，纸盒里是一只幼猫，后来被取名狸狸。杨师傅知道我爱猫，知道我在遭遇挫折后因为心烦意乱，家里走失了爱猫，他就用送猫来表达他那热辣辣的安慰。
那时，杨师傅已因病休养。他在杂志社为主编开车，几年里是越开主编年龄越小，先是接送李季。那时候，六十多岁，比他大，后来是王蒙，五十出头，比他小。到我坐进车里时，他奔六十，而我只有四十四岁。开始，我们俩都感到尴尬。他为王蒙开车时，西服革履十分气派，而那时的王蒙穿着还很随便，有时到了某场合，他下了车，人家就簇拥上去把他当主编往里迎，他忙摆手指向王蒙，竟还有人坚持觉得他就是王蒙而在“幽默”。
我不记得是在哪一天，经过我们双方努力，杨师傅跟我说：“咱爷俩可以交朋友了。”他竟为惹了祸的朋友，送来了无言的温暖。那以后，没几年杨师傅因病去世。
世事多变，咖啡会凉，但有一杯咖啡永远是热的，那里面满盛超越世态炎凉的宽厚与善意。
1977年夏天，我写出了《班主任》，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沉痛诉求，作品在当年《人民文学》杂志11月号刊发后，引出了一个纷纷以小说形式表达清算“文革”恶果的潮流。1978年5月，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伤痕》，使这个潮流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符码：“伤痕文学”。《班主任》、《伤痕》以及这个文学潮流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1978年春天，因为《班主任》带来的巨大反响，刺激出我更强烈的写作欲望。应该对各方面说明的是：写作和发表《班主任》时，我已经不是中学教师，我在1976年时已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即现在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中学教师是非常值得尊重的社会职务，但一所中学的天地毕竟比较狭小，在出版社当编辑，相对来说，视野就开阔得多。
那时，出版社和北京市创作研究部在一个院子里，创研部的负责人赵起扬“文革”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党委书记，是一个文艺内行，“文革”中遭迫害，到创研部后，时逢“四人帮”垮台，他那里就成了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串门的地方，因为他开明，大家聚集聊天也就越来越口无遮拦，后来他索性组织座谈会，让大家通过畅言解放思想。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说起“样板戏”，我在大家激发下，也就畅所欲言，说“样板戏”里不仅把爱情斩尽杀绝———比如，歌剧《白毛女》、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原来男女主人公还有爱情影子，但据之改编的“样板戏”里生怕观众“误会”，强调两人之间只有纯净的“革命战友关系”———连夫妻关系也都淡化、净化到讳莫如深的地步；《红灯记》有祖孙三代，却绝无夫妻、恋人的踪影；《沙家浜》里只出现阿庆嫂，说阿庆跑单帮去了，尽量让观众想象阿庆只是个以丈夫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工作者，与阿庆嫂并无“男女之事”；《海港》女主人公从造型上看老大不小了，却绝无涉及爱人、子女的言辞细节；《龙江颂》女主人公也不见其丈夫，只是她家门楣上有“光荣军属”字样，但观众也可以理解成她家其他男子在部队上；《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里当然更没有爱情、夫妻的影子。
难道一提爱情，甚至一涉及夫妻，一表现完整的家庭，就是不革命吗？正是由于这种首先从“革命文艺作品”里取消爱情的做法，使得社会生活里，爱情乃至正常的夫妻关系也都只能转入地下，而一些年轻人甚至也就懵懂到完全不晓男女之间除了“共同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外还可以发生什么关系，我就知道一位到生产兵团“囤垦戍边”的女青年，新婚当晚，忽然衣衫不整地跑到连指导员那里去哭诉：“他跟我耍流氓！”她竟只知道男女结婚要戴大红花、接受许多套“红宝书”的礼物，然后，就在一起“斗私批修”。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主题先行，题目一定要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1978年春天，我们出版社的同仁，决定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以《十月》命名，当时，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就先以丛书名义“以书代刊”，在筹备过程里，我写出了《爱情的位置》，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十月》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一见其中有《爱情的位置》，都很兴奋，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
现在，不要说“80后”对我讲到的这些情况会目瞪口呆，就是一些“70后”恐怕也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四人帮”推行的文艺专制，就是达到了那样的程度，而突破那种在公开话语中对爱情禁绝的局面，竟必须“从零开始”！
《十月》创刊号正式发行以后，虽然那上面有若干远比我《爱情的位置》更出色的作品，但《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不仅超出了创刊号中其他作品，也超出了此前几乎所有作品，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班主任》那时已经使我每天得到超过十封的读者来信，而《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
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为了感谢我的文章给予他们的解放感，他们决定寄给我一个巨大的海螺。不久，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大海螺，现在这海螺还放在我书房里，不时让我重温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初期那离奇的轨迹。
不待方家评说，我自己早就一再检讨：《爱情的位置》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我曾以《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文字参与思想解放的进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胆以小说形式承载呼唤社会变革的民间诉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算为推进改革、开放贡献了绵薄之力，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亮点，我为之珍惜，并愿在步入老年之后，继续把自己这一滴水，融进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
（二）再谈翅膀
有一样东西很早拥有、始终没有过时，那就是收音机。在没有电视机的岁月里，收音机传出的电波，见证着我与社会、群体、他人的血肉联系。
某电视台编导问我：1979年，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你的《班主任》获得第一名，那时是有过电视报道的，你能不能把那次录下的带子借我们用一下？
我回忆了一下，确实，那回是有电视报道的，不但颁奖现场有电视台录像，中央电视台还特别派人到我家录过一组镜头。那时，我和妻子儿子住在一个杂院，一间十平方米的东房里，房间太小，录起像来非常困难，小屋里打起强光灯，使屋子里的一切都显得异常陌生。我被安排做翻阅杂志状，只觉得脸被灯烤得热烘烘的。不过，我不但没有那次录像的带子，连照片也没有拍下一张。因为动静大，来围观的左邻右舍不少，但那时我们那个杂院里各家还都没有电视机，因此并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播出呀？” 我把电视台的人送走的时候，他们主动告诉我：“看明天晚上新闻联播吧！”这让我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我可到哪儿去看呀？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当时我所在的出版社的一位同事求援，她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我们全家三口步行半小时到达她家，她全家都热情地欢迎我们。她家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六七个人一起看，说实在的，靠边上的很难看清画面。大家照顾我，让我坐当中，等呀等，关于短篇小说评奖的那条新闻出现了，前后大概两三分钟，在我家录的镜头足有七八来秒，好高兴啊！
我告诉眼下年轻的电视台编导：抱歉，能提供的只有这么一点记忆。
1980年，我家买来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84年将第二台黑白的赠给别人换了一台彩色的。1983年，有了四个喇叭的磁带放音机。1985年，拥有了放录像带的机子。1986年以后突飞猛进，有了落地大音响，换了“21吋遥平板”电视……更新换代中，我那落地大音响的电唱机部分及其胶木走针大唱片俨然已属古董文物，而放录像带的机子已经派不上用场，以前保存的一些录像资料在2002年全刻成了光盘，现在常用的自然是DVD机。
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早拥有、始终没有过时，那就是收音机。在没有电视机的岁月里，收音机传出的电波，见证着我与社会、群体、他人的血肉联系。1980年以后，我频繁应邀到各地参与文化活动，许多次，遇到的某些人告诉我，我的《班主任》等作品，感染过他们，但他们并不是直接读到文字，而是“从广播里听到”。在1978年和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复多次播出过将《班主任》、《醒来吧，弟弟》改编成的广播剧，还有《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的直接朗读。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收音机拥有率非常高，而且，许多工厂、农村生产队的广播站，都还保持着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节目的习惯，不仅转播新闻类节目，也转播文艺节目，高音喇叭那么一响，人们不想听声浪也会传进耳朵。那时候，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还没有回到城里，他们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来新小说所表达的新诉求、新情感、新思路，往往非常激动，从中捕捉到社会进入良性变化的信号。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谷文娟是一位积极热情、将新小说改编为广播剧的人士。开头也未必是领导给她布置的任务，她以敏锐的触角，感受到一批新作者的新小说是在呼唤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变革，就抓紧时间和时机精心地编排录制起来。拿给领导审听时，又往往引出审听者的强烈共鸣，鼓励她更多更快地向听众提供这类精神食粮，而节目的播出，又迅速得到社会各方面听众的积极反馈。谷文娟改编的广播剧很不少，涉及到许多作家和作品，也吸引了许多演员的参与，因为她改编我的小说最早，就有不少作者来问我如何与她取得联系？也有舞台剧演员找到我，说尽管有专业的播音演员，但现在改编的小说题材多样、角色繁杂，恐怕忙不过来，他们也愿意站到播音间里，为广播剧贡献一份力量，希望我代为联系谷文娟或别的相关人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节目组的王成玉，也是一位积极推广新小说的人士，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都是他组织播出的。他特别邀请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董行佶朗诵《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我那篇小说写到一位小青年受当时“狂不狂，看米黄；匪不匪，看裤腿”的新时尚影响，追求穿米黄色大衣、喇叭口裤的“狂放劲头”，在肯定他个性解放的同时，有引导他那样的青年超越外在的物质要求，投身民族复兴的建设事业的用意。我很怕朗诵者把那篇作品搞成说教口吻，王成玉让我放心，他说董行佶是大师级演员，他对内心产生不出共鸣的活儿是绝对不接的，既然答应给录，那就一定好。果然，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董大师以沉吟而抒情的声音，细致入微地将文字化为对青年人的关爱与期望时，觉得他的朗诵已经构成了另一个更高明的作品，使我也深受启发。
我的成名，既是通过文字，更是乘着电波的翅膀达到极致的，真可谓“流金岁月”。
（三）又说多事
宛大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荀慧生还用“白牡丹”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是梅老板的代表作，荀老板就没再演过这一出。
据她说，荀慧生的唱法，是从更老一辈的旦角名家路三宝的行腔里演化来的。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是北京市京剧团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女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差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做‘多一市不如少一市’。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后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的人，觉得她这个老太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按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力不足，所以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到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哥哥也在北京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用每月400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架底下双人上头单人的高低铺，剩下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么个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多在他那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好不容易憋出句：“就你话多。”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又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复工，问工头再支点，要不买米的钱也没了。” 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是真心要帮。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五号上午10点必来这个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来找我。我不会给你钱。我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个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汉子和他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来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个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
宛大妈见二位占便宜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十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有能耐你逮那些贪官去！”
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演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宫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儿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白搂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四）再提咖啡
因为城里家事繁冗，多日未到乡间书房，那天抽空去了，还没走拢，就发现书房外的小花园呈现荒芜状态，灌木长疯了，玉兰树被牵牛花藤缠绕，野草丛生，仿佛提醒我今夏雨水是如何丰沛。
走拢栅栏，吃惊不小。实际是我让里面的一个生命吃一大惊。那是一只猫。它吃惊，是因为不曾想我的出现。我吃惊，倒不是因为在意野猫进入我的小花园，而是瞬间以为那属于一种灵异现象——难道，狸狸竟然复活了吗？
我家两只爱猫，一只纯白蓝眼长毛“波斯猫”、一只脸部和前后身花狸、其余部分纯白的“短毛猫”，前者名“睛睛”，后者名“狸狸”，前些年相继去世后，都以锦匣葬在了这小花园里。眼前的这只警惕地趴伏着瞪视我的花狸猫，酷似狸狸啊！它怎么不马上跑开呢？明白了，它身后有四只小猫，显然，那是它的子女，大概还没断奶，作为一个母亲，它不能丢下小猫自己逃开。我更加吃惊，因为那几只小猫，两只纯白，一只浑身花狸毛，一只与母亲相同是身上除了花狸毛还有纯白部分，这就说明，它们的父亲，应该是一只纯白的公猫。难道睛睛和狸狸全都复活，婚配，产下了后代了吗？
我蹑手蹑脚离开小花园，绕到另一面进入书房，立即往城里打电话，告诉老伴所看到的异像，她激动不已：“你怎么光看到狸狸，睛睛呢？”我跟她说：“我们的睛睛、狸狸，应该还都在地下安息，你别忘了，它们都是公猫。一定是有只酷似睛睛的公猫，跟这酷似狸狸的雌猫，生下了四个宝宝，而公猫对小猫不负责任，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猫妈妈带着猫宝宝在那小花园里安家。不过，巧合得实在神秘。”老伴感叹之余，立即给我几条指示：“不要吓走它们，不要清理花园！立刻去给它们准备猫窝、猫粮和饮水盆！”我很快落实了。可喜的是猫妈妈看出我的善意，没有带着猫宝宝转移。
入夜，我从窗隙朝外望，不见小猫，但猫妈妈在吃猫粮，心中祈盼它们能长久在花园中定居。用音响放送出柔曼的曲调，我在落地灯光圈里，翻阅一位女作家的散文集。我最欣赏她的写作套路，经常从“凡景”、“琐事”里，勾勒出人情之美的那些细腻舒缓的文字。比如她写到佛罗伦萨小巷中一对老人牵手同行、停下轻吻的场景，感悟人生中“相依”的易与不易。那位作家的新书被命名为《咖啡凉了》，她在最后一篇文章里，对世道速变发出惆怅的喟叹。我虽有所共鸣，却不由得产生了逆向思维。
我在灯下想到窗外“复活的狸狸”，想到狸狸的来历。21年前，我遭遇人生中最大挫折，这挫折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向全世界昭示，并且刊登在第二天所有报纸的头版。我作为主编为杂志惹的祸理应担负全责。确实有许多杯咖啡立马凉了，甚至凉咖啡也拿走了。这很正常，不应抱怨。但就在这样的时刻，有杯热咖啡送到了我的眼前：同事带来一个纸盒，说是杨学仪师傅送给我的，纸盒里是一只幼猫，后来被取名狸狸。杨师傅知道我爱猫，知道我在遭遇挫折后因为心烦意乱，家里走失了爱猫，他就用送猫来表达他那热辣辣的安慰。
那时，杨师傅已因病休养。他在杂志社为主编开车，几年里是越开主编年龄越小，先是接送李季。那时候，六十多岁，比他大，后来是王蒙，五十出头，比他小。到我坐进车里时，他奔六十，而我只有四十四岁。开始，我们俩都感到尴尬。他为王蒙开车时，西服革履十分气派，而那时的王蒙穿着还很随便，有时到了某场合，他下了车，人家就簇拥上去把他当主编往里迎，他忙摆手指向王蒙，竟还有人坚持觉得他就是王蒙而在“幽默”。
我不记得是在哪一天，经过我们双方努力，杨师傅跟我说：“咱爷俩可以交朋友了。”他竟为惹了祸的朋友，送来了无言的温暖。那以后，没几年杨师傅因病去世。
世事多变，咖啡会凉，但有一杯咖啡永远是热的，那里面满盛超越世态炎凉的宽厚与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