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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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星期日，“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些云。”这一天下午1点30分，大约3000名北京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歧视，以及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特权而集会。 90年过去了，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历史后来走向影响的解读已经汗牛充栋。有些人将之视为中国新生的标志，有些人则抱怨其造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滥觞。但无论多么强调其重要性，一个无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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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星期日，“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些云。”这一天下午1点30分，大约3000名北京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歧视，以及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特权而集会。
当“五四”的画面一幅幅回放的时刻，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意义”，不是“价值”，也不是“重估”，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面临历史大时代的感受和反应，这其中有呐喊，有激愤，有权谋，有恪守，有错愕……
正是这些生动的情绪汇聚成历史的真实逻辑，它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可以追寻，可以记录，可以感受，但我们的情绪永远代替不了他们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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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人以一种被放养的状态，沿着从劫到觉的道路自我摸索着前进，这条道路，还要靠他们自己走下去。 在从马德望省去拜林市的路上，我在一个玉米场见到一位中年男子，他告诉我：“佛教说我们都要受苦，都要经历劫难，那么红色高棉的统治就是柬埔寨人必须要经过的一劫。也许只有经过这个劫难，我们才会有更大的幸福。” 在这个佛教占绝对地位的国家，经历了那场空前浩劫的普通老百姓，经过近三十年的时光理疗，有一种比较
那些满脑子乌托邦狂热梦想的枭雄一旦凭某种机缘掌握了最高权力，往往都会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一个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出身小知识分子并具有农民社会主义浪漫理想的波尔布特，就是这样一个热情追求完美社会、无情打击劣质人口的“冷静的疯子”。 红色高棉在其执政期间的社会改造工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重构社会人口的政治版图、以建立一个全部由“革命群众”所组成的“革命国家”为由所进行的大屠杀；一是以建
广义相对论可能是上世纪最富神奇色彩,却又最命运多舛的理论之一。它从诞生到被接受在科学家之间和国家之间都经历了一场角逐。 2009年,不仅7月22日的日全食令天文爱好者兴奋万分,在普林西比岛,90年前的另一场日食也让很多人为它举行了一场庆祝典礼。1919年这里的一次日食不仅仅是一场恒星与行星的相遇,还见证了科学上的重要进展——相对论被证实的那一刻。 战争夹缝中的科学探险 1911年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国人都有着对国营食堂的私人记忆。计划经济时代的服务业，如逛商店、下饭馆、住旅馆、理发、洗澡……都由国营商业系统提供。蠡县是河北省中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在这里，我们寻访到了那个年代最普通的食堂记忆和百姓故事…… 蠡县大食堂位于县城老十字街中心稍北，略显狭窄的街道两侧是老旧的砖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都是县城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如今，老房子大都被出租做了家具店，大食堂当年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水大博在一家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他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当时，水大博担任一家洋行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
琅勃拉邦见证了老挝在当代以前国运的跌宕兴衰,漫长历史的层累积淀使得它在老挝人心中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象征逝去的荣耀,永远的骄傲。直到今天,老挝人在谈起琅勃拉邦时,仍然将之亲切地称为“王都”,以与作为首都的万象并列区分。 普西山下的梦幻小城 苏克(Souk)站在普西山(Mt.Phou si)上,凝望着晨色中云雾缭绕的大地。 几缕朦胧恬淡的阳光渗透薄雾斜斜地洒向西萨万旺(Street S
这几年来，经济成为柬埔寨的重中之重，对于红棉的审判已经不是生活的主旋律了，人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挣钱。曾经是柬埔寨游击队最后据点之一的拜林已经今非昔比了。 从金边到拜林，并非一条坦途。 先从金边沿五号公路向西北方向走到马德望市，290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5小时车程。然后从这个柬埔寨第二大城市沿十号公路向西南方向去拜林，路程虽然只有90公里左右，但因绝大部分路况糟糕，也要颠簸3个多小时。
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上，现年91岁的刘思远作为国民党第29军士兵，亲历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1937年7月7日夜里，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许，日军扬言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内搜查，并鸣枪示威。中国方面表示可以代为查找，但拒绝日军入城。日军即于当夜炮击宛平城，并调兵一营，偷渡到运河以西，从东西两面夹击卢沟桥。中国守军
2004年，乔森潘出版了自传《柬埔寨当代史和我的处境》。他承认民柬执政时期“极端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恐怖与仇恨”，但他否认自己与红色高棉的残酷行径有关，甚至称他当时毫不知情。 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接受民柬政权主席这个职位。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再次揭开过去的伤口，我回避他们的问题……1967年，我逃出金边时，是受当时的环境所迫。否则，我不可能故意放弃我议会的职位而选择一条革命斗争的道路
1969年6月27日,美国石墙事件的一声枪响,震动了世界,也开启了同性恋权利运动。同性恋者开始要求从根本上否认歧视和迫害同性恋的制度,向政府伸手要权利。这种改变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在理念上的根本变化。 1969年6月27日,星期五。午夜,《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的专栏作家卢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an K. Truscott IV)像往常一样,步行到克里斯多大街上的“狮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