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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互联网视角，从其背景、内容与发展困境三个角度阐述在社交媒体中的女性主义话语抗争与实践。本文首先阐明选题背景，从情感、文本以及社交媒体本身三个维度分析社交媒介上的女性主义话语传播。同时，笔者结合话语理论，尝试反思女性主义发展遇到的困境。
关键词：社交媒体、女性主义、话语抗争
1选题背景
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初，女权问题往往与种族与阶级问题联结在一起，成为社会批判性议题的主要议题。但是伴随着冷战的终结，阶级议题被清算，这些议题不再被摆在明面上，而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女性主义逐渐与种族、阶级问题剥离开来，成为现在社会热议的议题。女权主义者关注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通过自己的抗议表达和社会行动，努力实现自己的诉求。
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团体的集聚，使女权主义者能够找到自己的组织，进而扩大圈子，进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由于话题表达的特殊性，只有通过超越时空的社交媒体，才能形成广泛的情感共同体，而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表达的勇气。[1]
社交媒体是新时期女性主义表达的关键因素。本文试探讨女性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的抗议表达和社会行为，并分析对社会现实的推动作用。对习惯于忍让和沉默的女性而言，社交媒体构建的虚拟环境使使她们能够重新叙述自己的生活，有助于她们从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父权社会的话语权力关系，从而争取到女性话语权，构建女性话语体系。
2从三个维度分析社交媒体视阈下的女性主义传播
2.1社交媒体的情感联结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妇女逐渐走入进入生产市场，但性别歧视与两性对立的传统思想仍贯彻在日常工作中。正是在这种维度对比中，性别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争取妇女权利正逐渐从个体的行动转向社会团体的行动。同时，随着媒体的发展，以前不存在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性暴力、家庭暴力、重男轻女等。社会媒体上的不平等仅仅是广泛社会环境中的一隅，当它集中在社会媒体上或无处不在，并被女权主义者分析和传播时，它们足以引起社会群体的关注与瞩目。社交媒体也在不断的交流与传播中放大了这种情感角色运动。因此，社会化媒体信息呈现的特殊性对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少数受害者在社会上有着相同的声音，虽然抗议话语的大部分表达都发生在虚拟网络空间中，情感诉求是受害者，但话语层面的斗争将转化为真正的权利和利益斗争。例如，在“MeToo”运动中，许多受害者不再沉默，而是采取法律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弦子诉朱军性侵案至今仍在继续发酵，案发现场有大批志愿者支持弦子。这种网络话语斗争，已经演变成一种为群体利益的实际争夺。其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虽然女性在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但人群中也有不少男性。由此可见，这种情感联系下的抗议行动，绝对不是一种性别对抗，而是在现有社会意识下对非理性的一种反抗和斗争。
2.2以文本解读为主的意见表达
社交媒体作为交换意见的平台，所有的表达方式都会被重新解读，原有意思被不断解构，重新建构成新的表达意思。女性主义者往往能敏锐地感受到媒体对性别问题的表达，避免在文本传播上激发两性对立与矛盾。
在新闻媒体中，社会事件报道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层出不穷。例如，在负面报道中倾向于强调女性的性别，而男性则不然。2018年重庆万州公车事件，就是女司机刻板印象导致新闻逆转的一个例子。通过在微博平台上转发带有歧视性标题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女权主义者对这种性别歧视文本具有明显的警惕性。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新闻报道标题为“在高铁上，女性不愿把座位让给坐在旁边的男性受到谴责”，新闻内容是男人被迫和女人换座位，女人拒绝后受到批评。消息发出后，其热点话题、评论和转发都是对其标题的指责。不到两个小时，三联生活周刊就以“高铁换座位遭拒，男女乘客坐隔壁”为题。女性主义者以对抗的方式解读传播主体传递的信息，这已成为社会媒体话语斗争的主要方式。
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由女权主义者在微博上发起的“女工”一类话题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是从话语斗争延伸到实践关怀的重要节点。原因是在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对各行各业工人的报道中没有女性。然而，她们的劳动技能和职业需求等已被削弱，成为无形的产品。四家主流媒体的249条微博中，只有9条反映了女职工的“工作困难/需要”。新闻报道忽视了妇女對工作的贡献的社会作用，而是强调了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性别角色。[2]于是2018年以来崛起的微博诸多骨干意见领袖开始解读和抵制此类话语，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大规模的话语斗争。[3]并由此衍生出为女员工在疫情期间提供卫生巾等线下救助女性的“姐妹平安战防疫行动”。
2.3在媒介内容生产端更注重性别意识
生产性传播者也从源头开始回应这种斗争。近年以女性为主体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层出不穷，并试图回应社会中女性的困境。2020年，颇具影响力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视剧《三十而已》关注整个社会对男权社会女性的要求，并且鼓励女性做自己，这种反思和回应无疑会产生一些启示。
3社交媒体对于女性话语传播的困境
3.1女性话语者本身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的话语者具有很强的分层性。在女权发声中，其参与主体是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女性精英，多数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由于自身条件的特殊性，她们进入了传统上长期属于男性的物质生产领域，对社会的差别待遇感触更深。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了大众分裂的时代，女权主义被打上“先锋”、“独立”等等标签。社会化分层严重，知识鸿沟的加剧使得女性话语的传播本身隔离了一些女性，暂时成为一种固定的圈子狂欢。
3.2从话语理论窥视女性话语的隐忧
从女性主义话题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固有认知的非理性。但同时也要看到，此种话语体系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以女性年龄传播的话语为例，无论是从综艺节目、影视制作的角度，还是从新闻标题的角度，这看似是一场争取两性平等的斗争，却过分强调了女性的特殊性和年龄的突破。以年龄为标志，是传统男权话语体系下对女性的审判标准，实际上是从男性的角度进行的一种解读和回应。
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用下的产物。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体系中，话语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所谓话语即权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福柯在论述话语时更加注重其外部性。由于男权制的根源已久以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主义话语身处于男权话语体系中，难以完全不受其影响。因此一些争取平权的话语与话语引发的实践，事实上是在男性话语体系内被解构与重新建构。
4总结
从我国女性主义抗争实践来看，不同于国外的实战抗争表达，它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网络虚拟话语的对抗。而在虚拟环境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收到场域的影响，从而将自己置身于拟态环境中，将虚拟当作现实，并在现实中不断实践虚拟事件。理性是一种历史产物，但又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历史产物。因为理性的产生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下，我们应基于客观事实，用逻辑去分析和推理传播话语，不让自己沦落为情绪的囚徒。
参考文献：
[1]冯剑侠.《“发声”作为一种抗争：#MeToo运动中的情感劳动》，新闻界.2019年10期
[2]冯剑侠.《看见女性劳动者—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与话语行动主义》，新闻记者.2020年10期
[3]戴锦华.《寻求女性身份重塑的新维度》，观视频工作室.2020年10月22日
作者简介：欧阳悠悠（2000-3）女，汉族，籍贯：湖南省长沙市，学历：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性别媒介
关键词：社交媒体、女性主义、话语抗争
1选题背景
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初，女权问题往往与种族与阶级问题联结在一起，成为社会批判性议题的主要议题。但是伴随着冷战的终结，阶级议题被清算，这些议题不再被摆在明面上，而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女性主义逐渐与种族、阶级问题剥离开来，成为现在社会热议的议题。女权主义者关注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通过自己的抗议表达和社会行动，努力实现自己的诉求。
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团体的集聚，使女权主义者能够找到自己的组织，进而扩大圈子，进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由于话题表达的特殊性，只有通过超越时空的社交媒体，才能形成广泛的情感共同体，而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表达的勇气。[1]
社交媒体是新时期女性主义表达的关键因素。本文试探讨女性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的抗议表达和社会行为，并分析对社会现实的推动作用。对习惯于忍让和沉默的女性而言，社交媒体构建的虚拟环境使使她们能够重新叙述自己的生活，有助于她们从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父权社会的话语权力关系，从而争取到女性话语权，构建女性话语体系。
2从三个维度分析社交媒体视阈下的女性主义传播
2.1社交媒体的情感联结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妇女逐渐走入进入生产市场，但性别歧视与两性对立的传统思想仍贯彻在日常工作中。正是在这种维度对比中，性别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争取妇女权利正逐渐从个体的行动转向社会团体的行动。同时，随着媒体的发展，以前不存在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性暴力、家庭暴力、重男轻女等。社会媒体上的不平等仅仅是广泛社会环境中的一隅，当它集中在社会媒体上或无处不在，并被女权主义者分析和传播时，它们足以引起社会群体的关注与瞩目。社交媒体也在不断的交流与传播中放大了这种情感角色运动。因此，社会化媒体信息呈现的特殊性对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少数受害者在社会上有着相同的声音，虽然抗议话语的大部分表达都发生在虚拟网络空间中，情感诉求是受害者，但话语层面的斗争将转化为真正的权利和利益斗争。例如，在“MeToo”运动中，许多受害者不再沉默，而是采取法律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弦子诉朱军性侵案至今仍在继续发酵，案发现场有大批志愿者支持弦子。这种网络话语斗争，已经演变成一种为群体利益的实际争夺。其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虽然女性在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但人群中也有不少男性。由此可见，这种情感联系下的抗议行动，绝对不是一种性别对抗，而是在现有社会意识下对非理性的一种反抗和斗争。
2.2以文本解读为主的意见表达
社交媒体作为交换意见的平台，所有的表达方式都会被重新解读，原有意思被不断解构，重新建构成新的表达意思。女性主义者往往能敏锐地感受到媒体对性别问题的表达，避免在文本传播上激发两性对立与矛盾。
在新闻媒体中，社会事件报道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层出不穷。例如，在负面报道中倾向于强调女性的性别，而男性则不然。2018年重庆万州公车事件，就是女司机刻板印象导致新闻逆转的一个例子。通过在微博平台上转发带有歧视性标题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女权主义者对这种性别歧视文本具有明显的警惕性。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新闻报道标题为“在高铁上，女性不愿把座位让给坐在旁边的男性受到谴责”，新闻内容是男人被迫和女人换座位，女人拒绝后受到批评。消息发出后，其热点话题、评论和转发都是对其标题的指责。不到两个小时，三联生活周刊就以“高铁换座位遭拒，男女乘客坐隔壁”为题。女性主义者以对抗的方式解读传播主体传递的信息，这已成为社会媒体话语斗争的主要方式。
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由女权主义者在微博上发起的“女工”一类话题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是从话语斗争延伸到实践关怀的重要节点。原因是在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对各行各业工人的报道中没有女性。然而，她们的劳动技能和职业需求等已被削弱，成为无形的产品。四家主流媒体的249条微博中，只有9条反映了女职工的“工作困难/需要”。新闻报道忽视了妇女對工作的贡献的社会作用，而是强调了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性别角色。[2]于是2018年以来崛起的微博诸多骨干意见领袖开始解读和抵制此类话语，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大规模的话语斗争。[3]并由此衍生出为女员工在疫情期间提供卫生巾等线下救助女性的“姐妹平安战防疫行动”。
2.3在媒介内容生产端更注重性别意识
生产性传播者也从源头开始回应这种斗争。近年以女性为主体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层出不穷，并试图回应社会中女性的困境。2020年，颇具影响力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视剧《三十而已》关注整个社会对男权社会女性的要求，并且鼓励女性做自己，这种反思和回应无疑会产生一些启示。
3社交媒体对于女性话语传播的困境
3.1女性话语者本身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的话语者具有很强的分层性。在女权发声中，其参与主体是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女性精英，多数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由于自身条件的特殊性，她们进入了传统上长期属于男性的物质生产领域，对社会的差别待遇感触更深。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了大众分裂的时代，女权主义被打上“先锋”、“独立”等等标签。社会化分层严重，知识鸿沟的加剧使得女性话语的传播本身隔离了一些女性，暂时成为一种固定的圈子狂欢。
3.2从话语理论窥视女性话语的隐忧
从女性主义话题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固有认知的非理性。但同时也要看到，此种话语体系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以女性年龄传播的话语为例，无论是从综艺节目、影视制作的角度，还是从新闻标题的角度，这看似是一场争取两性平等的斗争，却过分强调了女性的特殊性和年龄的突破。以年龄为标志，是传统男权话语体系下对女性的审判标准，实际上是从男性的角度进行的一种解读和回应。
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用下的产物。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体系中，话语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所谓话语即权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福柯在论述话语时更加注重其外部性。由于男权制的根源已久以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主义话语身处于男权话语体系中，难以完全不受其影响。因此一些争取平权的话语与话语引发的实践，事实上是在男性话语体系内被解构与重新建构。
4总结
从我国女性主义抗争实践来看，不同于国外的实战抗争表达，它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网络虚拟话语的对抗。而在虚拟环境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收到场域的影响，从而将自己置身于拟态环境中，将虚拟当作现实，并在现实中不断实践虚拟事件。理性是一种历史产物，但又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历史产物。因为理性的产生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下，我们应基于客观事实，用逻辑去分析和推理传播话语，不让自己沦落为情绪的囚徒。
参考文献：
[1]冯剑侠.《“发声”作为一种抗争：#MeToo运动中的情感劳动》，新闻界.2019年10期
[2]冯剑侠.《看见女性劳动者—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与话语行动主义》，新闻记者.2020年10期
[3]戴锦华.《寻求女性身份重塑的新维度》，观视频工作室.2020年10月22日
作者简介：欧阳悠悠（2000-3）女，汉族，籍贯：湖南省长沙市，学历：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性别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