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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介绍到汉语世界的时候，中土的小说家被刺激了神经，一扇通往神秘路的门好像被敲开了。王小波说小说的主要元素是智性的存在，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对卡尔维诺的呼应。那时候受其影响，一些迷宫里走路的作品出现了。不过除王小波之外，受卡尔维诺影响的作家，未必都读懂了那位意大利人的世界，皮毛的东西也是有的，没有的却是灵魂的震惊。中国的小说家没有几个人能真的去心灵的冒险，即便是注意到此的人，在时空的感觉上，也未必能进入王氏所说的精神的游戏里。鲁迅之后，小说家被实际的元素捆住了手脚，写作成为经验哲学的囚徒的时候，王小波所说的智性并不能降临。
或可以说，好的小说是精神的实验室，诸种可能都会有的。卡夫卡、巴别尔、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一直走在这实验室的深处。每个人的气脉都自成一路。但他们不满足于既有的存在，总在向自己的认知极限挺进着。中国的小说家能做到此点的寥寥无几，是思维的问题还是别的因素所致，乃难说之事。在习惯语中要变换风格则很有难度，克服旧我纠结的挑战者，其实面临着对自我的颠覆，那就不得不做一次“写作的叛徒”。
这是阎连科在新的长篇小说《四书》后记里的一句话，他自称在力求做一次类似的选择。“写作的叛徒”乃不规训的一种出走，即对自己旧的书写习惯的一次突围。评论界对他的评价还是一个“问题小说家”。但《四书》的问世，人们对他的看法或许会发生变化。这是一本在认知与审美上都向极限挑战的作品，也意味着他自己笔耕生涯的一次革命。如何处理自己生命里的经验，怎样面对那些他以为是难题的历史，都有深思。他都绕过了经验哲学的岛屿，一反常态地走到陌生的世界。他写这本书，一些旧有的语言习惯被放弃了，浓缩了几代人的血泪写成了一部形而上的寓言。
《四书》的结构很怪，是四本书的衔接，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它在人物安排与情节的构思上，都在逻辑世界的外面。一个孩子与一群远离故土的知识分子在黄河边劳作的旧事，演绎着精神史中离奇的一页。作者没有专心去勾勒那些思想者的内宇宙，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知识趣味都模糊不清，人与环境的关系成为作者凝视的焦点。无数可怜的文人在与厄运相逢，绝境里发生了奇异的故事。小说一开篇就是一片荒蛮的世界，人们被抛弃在没有亮色的地方。作品好似受到《圣经》文本的暗示，不仅有但丁的诗意的缭绕，还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紧张。这是作者所说的“零因果”里的真实。人性的如何压抑，选择的如何怪诞，思想的怎样虚无，在此历历在目矣。
对历史无法进行清醒的艺术处理，是我们时代知识群落的通病。阎连科意识到，表现什么，或如何表现，对当代作家都是一个问题。而对精神存在的秘密的打量，我们的流行语言都难以胜任。进行文学叙述的时候，重新刷新自己显得异常重要。《四书》以几个人不同的视角，描述了宗教般的狂热下的悲剧。所有的期待都非对己身的凝视，不过对外在虚妄存在的穿越的渴望。受难人的选择都不可思议，而“事情就这样成了”。对单调的残酷生活的描述，在以往的作品里只有单调的呈现，而阎连科却把那段生活的时空以突奇的笔触扭碎，渗进另类的思考。那是作者对不可能表达的一次表达，抽象的理念与真实的感情体验的组合，把流行的叙述语体拆解了。在最萧索的画面里，诗的流韵往返不已，作者在凝固的时空里，以自己的挣扎之姿，显示了惨烈中的美。
《四书》的人物名字都很概念，有的仿佛天外来客，有的荒诞得不可思议。人格呢，也不能简单的以好坏为之。以抽象的聚焦来呈现情感的真，比一般写实式的作品有了种玄学般的力量。作者的笔触让我想起鲁迅的《野草》。在灰暗、血色的存在里，高而远的星眨着神秘的眼，上苍的低语也流进泥土的世界。而挣扎者的面孔也以变形的样子出现了。阎连科承认这是一次自我放逐，是的，他真的置身于万难忍受的世界，游走在实有与虚无之间。在隐喻、象征的世界里，怪异的存在却以情感的真而变为精神的另类文体。所有的人物都是一类人的象征：“孩子”、“学者”、“宗教”、“音乐”、“作家”，都没有被姓氏化命名。他们的家族、背景、社会关系都在因果关系之外，可是心灵与世界对应时的内在意味，那么真地流动着，每个人背后折射的历史，都不是教科书里的语言可以显现的。
爱罗先珂写过《狭的笼》一书，描述失去自由的人只能在狭的笼做缥缈的梦，那还太老实了。《四书》不仅写到梦，也涉猎到笼子内的可怖的生活。流放者面对的是，要么放弃信念趋时，要么死灭。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就变形了。“实验”这个人，为了苟活，只能无耻地出卖别人，至于名为“作家”的那个人在《故道》里所描述的以血喂苗，制造高产的创举，触目惊心。所有的独白与内觉都是压抑的。寒的夜，冰的月，以及冷的风，衬托着无边的寂寥。而人们的宿命是，走不出黄河故道的围栏，被限定在迷阵里。一点点消磨着，一点点沉寂着。偶也能见到“学者”那类人的抵抗。可是又不得不为爱而妥协，因柔情而退缩。当人被无形的网罩住的时候，哪一种选择是好的？这里，阎连科真的有些“对绝望的绝望了”。
《四书》一再写人的罪感。那不是儒家层面的羞愧，而是上苍面前的自审。那些没有罪的人因为要离开罪名而不得不有罪。《天的孩子》的文本很是特别，以上苍般的使者之口宣布罪恶的赎回只能劳作，以创世之举使人走入天堂。那个被赋予神圣之光的孩子，以童年的目光抚摸着罪人的肌肤，且引领着人们走进洗刷罪恶之途。为了外在的理念的合理性而牺牲自我的情感的合理性，每一种合理的情感的表达都成了罪恶的表达。基督说：“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必救活性命。”《四书》弥漫的气息，就有箴言的意味。我们毫不觉得作者的故弄玄虚。那种心理的真实，是超越我们的情感逻辑的。以一种非宗教式的宗教文本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便看到罪感的缘由。我们从分裂的人格与群体思维里，终于目睹了那些存在之外的存在。
“孩子”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一切都不在常人的轨道上。天真的不可思议，罪恶的不可思议，死的也不可思议。作者一反过去恶的人的表现。他的童真、自虐、殉身等选择，可能更能窥见人性深处的隐含。小说写到了他对上天的仰慕与顺从，但那神圣之后的变态人生，竟成了农场苦难的导演者。这是人欲的畸形的存在，感情的真实，甚至还能对其产生同情。当他良心发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其内心柔软的部分，而这时候你会觉得，尘世的曲直凸凹，有时候是在既成的话语中不能捕捉到的。
小说中“作家”这个形象，开掘的是特定时期文人复杂的存在。他出卖过别人，也荒唐地为人所役。后来的忏悔，对自己的选择的内责，亦有深意。阎连科处理这样的人物，乃对人性的各类色彩的提取。他充分考虑到人的变化的内在性因素，以及恶的存在与良知之间的距离感。“作家”割自己的肉去救别人之举，是生命的滴血的吟哦，痛感中，温存的爱意被唤起来了。鲁迅、莫言都写过类似的主题，但都是主动吃人或被吃。而《四书》却写了“作家”以内戕的办法度己度人，舍身饲 人。一切都调换过来了。阎连科向着生命深处切割的笔锋，唤起了自我颠覆的渴望。以极端的方式正常地活着，这是怎样的人生！
同以往的作品一样，阎连科照样表现出调子的异样与阴沉。惨烈里的曙色迟迟不来，鬼气的天飘的雪纷纷散落。他知道对付苦海的办法，只能像鲁迅那样，去肉搏着惨淡的黑夜了。书本被剥夺了，便可以独思对之；信念被剥夺时，沉默也是一种反抗；最惨者乃生存空间的丧失，只有以死相对。《四书》里惊心动魄的是那大的死亡之神的舞蹈。所有的存在都在死色里挣扎着。大家要走出那片死亡之地，可身边是看不见的围墙。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宿命之网恢恢，而生存之所安在？我在此处，感到了一种无词的言语。
既然要做撕裂旧的空间，小说的叙述策略就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曾有过各类尝试，传统的写实手段被颠覆到怪诞的语意里，许多场景都有迷宫之意。但到了阎连科这里，上苍式的领悟开始出现。比如“天的孩子”，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似乎并不清楚。他的感情方式和行为选择，有天真的一面，未尝没有可爱的地方。他的形象对存在与虚无的领略，可能提供一种参考。那所有的选择，都导致残酷与死亡，乃法西斯流音的回转。作者设计这个人物，有神奇之笔。比如面对“音乐”这个人物的诱惑，却毫不心动，感情的脉络是反常的。他对那些反抗自己的人，面孔也不狰狞，甚至还有温情。而这温情下的一切，悲剧却源源不断涌来。他自己钉死自己的时候，便把已有的神话粉碎了。小说看似离奇，而真意在焉。
我觉得《四书》最大的变化是作者语言的自觉。在语言的世界里，有作者挣扎的浓浓痕迹。他意识到旧的书写方式存在着问题，汉语变为乏味之所时，精神必是枯萎了。那些语言是对未曾有的句式的敬意。以短句拆解八股之文，用生涩口吻颠覆圆滑无趣的语序。阎连科不仅和思想的旧路别扭，重要的是在与自己的叙事习惯别扭。于是，灰暗的记忆之窗射进精神的光，上帝般的笑意来了。在巨大无比的时空里，我们的文字有什么永恒之美么？他自己的自信与不自信，都在此闪烁着。小说开篇写道：
大地和脚，回来了。
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星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地托着脚，回来了。金落日。事就这样成了。光亮粗重，每一杆，八两七两；一杆一杆，林挤林密。孩子的脚，舞蹈落日。暖气硌脚，也硌前胸后背。人撞着暖气。暖气勒人。育新区的房子，老极的青砖青瓦，堆积着年月老极混沌的光，在旷野，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光是好的，神把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样分开。暗来稍前，称为黄昏。黄昏是好的。鸡登架，羊归圈，牛卸了犁耙，人就收了他的工了。
这是带有神性的笔触，可是却是人间的另一种写真。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飞动的能量。当代小说家在释放语言的能量时，途径各异。王蒙把语言的逻辑之流引向革命的狂欢，莫言则搅动在民间的历史里，阎连科的语言是向自我的精神暗夜敞开的。在《四书》里，作者不断挣脱旧的语言习惯给自己带来的压迫。他在反抗旧的叙事时空的时候，也在抵抗业已形成的语言逻辑。比如大量运用短句，限制修辞的滥用。比如以简练的半截话留有空白，不让纸面堆满闲语。他使用的词语是血色与灰暗相间的。痛感的词汇与辽远的神秘感并驾齐驱，并且融进圣经体的语词，叙述口吻在天宇与地狱里回旋，思想的时空辽阔而耀眼。
如他所述，在这部作品里最大程度呈现了对自我的背叛。当命运不以自己的期许运行的时候，人只能在外在于自己的可怜的天地苟活，回到自身的精神之所不过是幻想。《四书》对极端年代的人性丧失的描摹，与天启的神灵是对应的。一面是恶的无处不在的蔓延；一面乃爱欲世界的强烈之光的照射。作者把人性放置在残酷的环境，以异样的词语拷问着每一个人。这里有行为的限制后的无奈，有饥饿的惶恐，加之那个神圣信仰下的人生透视。爱情的偷偷摸摸，思想的告密，人格的出卖，为苟活而挣扎的面孔，都栩栩如生。人类极端情形下的形状与各类可能都陈列在《四书》的画面里。安德烈·纪德在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认为其文本里是无底的深渊，不确切性背后的无休止的精神角斗，这比巴尔扎克的本质主义笔法，更有力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个人的自我放弃中看到了拯救，想到了拯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暗示我们，人只有达到忧伤的极限时，他才最接近上帝。”阎连科有意无意地存在着这样的选择，或者说他气质里的本然不属于巴尔扎克传统，而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阴冷。我们的作者看到了人性洞穴的一丝暗影，在没有颜色的地方，世界可能是更丰富的。
我阅读这本书，一直感慨于他出乎意料的笔墨。小说最后的部分很让人回味，作者不仅重新开启了自问的新途，重要的是改写了西洋宗教的母题。西西弗神话竟被另一种隐含所覆盖。阎连科在一个神圣的故事里，渗进相反的隐喻。当人们习惯于一种定力的时候，精神就枯萎了。起初的不习惯，可能成为自然。而你还会去礼赞这样的自然，竟不知自己的本原被移植到非本质的世界里。在这一章里，阎连科还展示了世俗社会对精神信仰的侵蚀。这是有感于中国过于实际的一种书写，信仰的天幕的星星早已坠落人间，凡俗是何等地引人。人们在日常里的乐趣，早已不会去仰望星空了。作者这个情怀很少被人提及，反倒被他写什么所迷惑着。他的寓言的多义性，使世人多误解其意。《四书》好像在讽喻历史，实则在挣扎里处理知性世界的空白。他知道早该有人面对这样的空白。而自己能否胜任于此，他不是没有踌躇的地方。
阎连科是中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但他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作家，或者说，乃是一个“不该有问题的问题作家”。《四书》的问世，我们看到了小说实验的快感。在阅读他的文本时，则有了王小波式的天外来客般的惊异。他在审美极限里的突围中，把人性的诸多可能昭示出来。而且形式的时空完全脱离了旧时代的痕迹，在智性里多了汉语写作罕见的笔墨。他在《日光流年》里写了乡民苦难的歌谣，在《受活》中嘲笑了乡下的现实，而《四书》则呈现的是人、神之间的隐秘，他所说的“神实主义”的内涵，大概就在这里。
一个作家能够在陌生化的书写里与旧我剥离，是大难之事。《四书》的问世，是一种难点的跨越，也由此，他成了流行色里的异端。阎连科承认自己的写作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我们从此书里依稀体味到了《狂人日记》、《补天》的气味。在书的后记中，作者谈到了对鲁迅的敬意，甚至连书的封面设计，也带有《呐喊》的特色。鲁迅的文本是有痛感的，但那痛感的背后却是求索的紧张。你丝毫没有感到沉沦到黑夜里的无奈，而是有一种冲出死亡洞穴的生命之流的涌动。阎连科在血液里流着鲁迅的因子，作者不再满足对悲剧的道德化的描述，在文本里渗透着解析民族性的渴望。而他意识到，面对这样的话题，只有以抵抗的姿态才可能回到问题的实质，返身凝视到自己。中国人一方面没有形而上的生活，可在狂热的时候又有宗教般的神秘体验。阎连科注意到对这两种存在的抵抗。他借用了宗教式的叙述文体和意象，却写着不属于宗教的诗文。在整部作品里，我感到了他的孤独选择路径的努力。既然已经踏进黑洞的深处，就绝不返身自顾。这分明也是“过客”的意识，与鲁迅笔下的行走者庶几近之。我相信他自己在写作里的苦楚、徘徊也未尝没有，而倔强的精神却在内心的冲突里显现出来。克服苍白的汉语小说的苍白的表述，在背叛的写作之途里，他内心的快慰，我们亦可领略一二。
或可以说，好的小说是精神的实验室，诸种可能都会有的。卡夫卡、巴别尔、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一直走在这实验室的深处。每个人的气脉都自成一路。但他们不满足于既有的存在，总在向自己的认知极限挺进着。中国的小说家能做到此点的寥寥无几，是思维的问题还是别的因素所致，乃难说之事。在习惯语中要变换风格则很有难度，克服旧我纠结的挑战者，其实面临着对自我的颠覆，那就不得不做一次“写作的叛徒”。
这是阎连科在新的长篇小说《四书》后记里的一句话，他自称在力求做一次类似的选择。“写作的叛徒”乃不规训的一种出走，即对自己旧的书写习惯的一次突围。评论界对他的评价还是一个“问题小说家”。但《四书》的问世，人们对他的看法或许会发生变化。这是一本在认知与审美上都向极限挑战的作品，也意味着他自己笔耕生涯的一次革命。如何处理自己生命里的经验，怎样面对那些他以为是难题的历史，都有深思。他都绕过了经验哲学的岛屿，一反常态地走到陌生的世界。他写这本书，一些旧有的语言习惯被放弃了，浓缩了几代人的血泪写成了一部形而上的寓言。
《四书》的结构很怪，是四本书的衔接，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它在人物安排与情节的构思上，都在逻辑世界的外面。一个孩子与一群远离故土的知识分子在黄河边劳作的旧事，演绎着精神史中离奇的一页。作者没有专心去勾勒那些思想者的内宇宙，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知识趣味都模糊不清，人与环境的关系成为作者凝视的焦点。无数可怜的文人在与厄运相逢，绝境里发生了奇异的故事。小说一开篇就是一片荒蛮的世界，人们被抛弃在没有亮色的地方。作品好似受到《圣经》文本的暗示，不仅有但丁的诗意的缭绕，还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紧张。这是作者所说的“零因果”里的真实。人性的如何压抑，选择的如何怪诞，思想的怎样虚无，在此历历在目矣。
对历史无法进行清醒的艺术处理，是我们时代知识群落的通病。阎连科意识到，表现什么，或如何表现，对当代作家都是一个问题。而对精神存在的秘密的打量，我们的流行语言都难以胜任。进行文学叙述的时候，重新刷新自己显得异常重要。《四书》以几个人不同的视角，描述了宗教般的狂热下的悲剧。所有的期待都非对己身的凝视，不过对外在虚妄存在的穿越的渴望。受难人的选择都不可思议，而“事情就这样成了”。对单调的残酷生活的描述，在以往的作品里只有单调的呈现，而阎连科却把那段生活的时空以突奇的笔触扭碎，渗进另类的思考。那是作者对不可能表达的一次表达，抽象的理念与真实的感情体验的组合，把流行的叙述语体拆解了。在最萧索的画面里，诗的流韵往返不已，作者在凝固的时空里，以自己的挣扎之姿，显示了惨烈中的美。
《四书》的人物名字都很概念，有的仿佛天外来客，有的荒诞得不可思议。人格呢，也不能简单的以好坏为之。以抽象的聚焦来呈现情感的真，比一般写实式的作品有了种玄学般的力量。作者的笔触让我想起鲁迅的《野草》。在灰暗、血色的存在里，高而远的星眨着神秘的眼，上苍的低语也流进泥土的世界。而挣扎者的面孔也以变形的样子出现了。阎连科承认这是一次自我放逐，是的，他真的置身于万难忍受的世界，游走在实有与虚无之间。在隐喻、象征的世界里，怪异的存在却以情感的真而变为精神的另类文体。所有的人物都是一类人的象征：“孩子”、“学者”、“宗教”、“音乐”、“作家”，都没有被姓氏化命名。他们的家族、背景、社会关系都在因果关系之外，可是心灵与世界对应时的内在意味，那么真地流动着，每个人背后折射的历史，都不是教科书里的语言可以显现的。
爱罗先珂写过《狭的笼》一书，描述失去自由的人只能在狭的笼做缥缈的梦，那还太老实了。《四书》不仅写到梦，也涉猎到笼子内的可怖的生活。流放者面对的是，要么放弃信念趋时，要么死灭。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就变形了。“实验”这个人，为了苟活，只能无耻地出卖别人，至于名为“作家”的那个人在《故道》里所描述的以血喂苗，制造高产的创举，触目惊心。所有的独白与内觉都是压抑的。寒的夜，冰的月，以及冷的风，衬托着无边的寂寥。而人们的宿命是，走不出黄河故道的围栏，被限定在迷阵里。一点点消磨着，一点点沉寂着。偶也能见到“学者”那类人的抵抗。可是又不得不为爱而妥协，因柔情而退缩。当人被无形的网罩住的时候，哪一种选择是好的？这里，阎连科真的有些“对绝望的绝望了”。
《四书》一再写人的罪感。那不是儒家层面的羞愧，而是上苍面前的自审。那些没有罪的人因为要离开罪名而不得不有罪。《天的孩子》的文本很是特别，以上苍般的使者之口宣布罪恶的赎回只能劳作，以创世之举使人走入天堂。那个被赋予神圣之光的孩子，以童年的目光抚摸着罪人的肌肤，且引领着人们走进洗刷罪恶之途。为了外在的理念的合理性而牺牲自我的情感的合理性，每一种合理的情感的表达都成了罪恶的表达。基督说：“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必救活性命。”《四书》弥漫的气息，就有箴言的意味。我们毫不觉得作者的故弄玄虚。那种心理的真实，是超越我们的情感逻辑的。以一种非宗教式的宗教文本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便看到罪感的缘由。我们从分裂的人格与群体思维里，终于目睹了那些存在之外的存在。
“孩子”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一切都不在常人的轨道上。天真的不可思议，罪恶的不可思议，死的也不可思议。作者一反过去恶的人的表现。他的童真、自虐、殉身等选择，可能更能窥见人性深处的隐含。小说写到了他对上天的仰慕与顺从，但那神圣之后的变态人生，竟成了农场苦难的导演者。这是人欲的畸形的存在，感情的真实，甚至还能对其产生同情。当他良心发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其内心柔软的部分，而这时候你会觉得，尘世的曲直凸凹，有时候是在既成的话语中不能捕捉到的。
小说中“作家”这个形象，开掘的是特定时期文人复杂的存在。他出卖过别人，也荒唐地为人所役。后来的忏悔，对自己的选择的内责，亦有深意。阎连科处理这样的人物，乃对人性的各类色彩的提取。他充分考虑到人的变化的内在性因素，以及恶的存在与良知之间的距离感。“作家”割自己的肉去救别人之举，是生命的滴血的吟哦，痛感中，温存的爱意被唤起来了。鲁迅、莫言都写过类似的主题，但都是主动吃人或被吃。而《四书》却写了“作家”以内戕的办法度己度人，舍身饲 人。一切都调换过来了。阎连科向着生命深处切割的笔锋，唤起了自我颠覆的渴望。以极端的方式正常地活着，这是怎样的人生！
同以往的作品一样，阎连科照样表现出调子的异样与阴沉。惨烈里的曙色迟迟不来，鬼气的天飘的雪纷纷散落。他知道对付苦海的办法，只能像鲁迅那样，去肉搏着惨淡的黑夜了。书本被剥夺了，便可以独思对之；信念被剥夺时，沉默也是一种反抗；最惨者乃生存空间的丧失，只有以死相对。《四书》里惊心动魄的是那大的死亡之神的舞蹈。所有的存在都在死色里挣扎着。大家要走出那片死亡之地，可身边是看不见的围墙。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宿命之网恢恢，而生存之所安在？我在此处，感到了一种无词的言语。
既然要做撕裂旧的空间，小说的叙述策略就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曾有过各类尝试，传统的写实手段被颠覆到怪诞的语意里，许多场景都有迷宫之意。但到了阎连科这里，上苍式的领悟开始出现。比如“天的孩子”，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似乎并不清楚。他的感情方式和行为选择，有天真的一面，未尝没有可爱的地方。他的形象对存在与虚无的领略，可能提供一种参考。那所有的选择，都导致残酷与死亡，乃法西斯流音的回转。作者设计这个人物，有神奇之笔。比如面对“音乐”这个人物的诱惑，却毫不心动，感情的脉络是反常的。他对那些反抗自己的人，面孔也不狰狞，甚至还有温情。而这温情下的一切，悲剧却源源不断涌来。他自己钉死自己的时候，便把已有的神话粉碎了。小说看似离奇，而真意在焉。
我觉得《四书》最大的变化是作者语言的自觉。在语言的世界里，有作者挣扎的浓浓痕迹。他意识到旧的书写方式存在着问题，汉语变为乏味之所时，精神必是枯萎了。那些语言是对未曾有的句式的敬意。以短句拆解八股之文，用生涩口吻颠覆圆滑无趣的语序。阎连科不仅和思想的旧路别扭，重要的是在与自己的叙事习惯别扭。于是，灰暗的记忆之窗射进精神的光，上帝般的笑意来了。在巨大无比的时空里，我们的文字有什么永恒之美么？他自己的自信与不自信，都在此闪烁着。小说开篇写道：
大地和脚，回来了。
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星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地托着脚，回来了。金落日。事就这样成了。光亮粗重，每一杆，八两七两；一杆一杆，林挤林密。孩子的脚，舞蹈落日。暖气硌脚，也硌前胸后背。人撞着暖气。暖气勒人。育新区的房子，老极的青砖青瓦，堆积着年月老极混沌的光，在旷野，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光是好的，神把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样分开。暗来稍前，称为黄昏。黄昏是好的。鸡登架，羊归圈，牛卸了犁耙，人就收了他的工了。
这是带有神性的笔触，可是却是人间的另一种写真。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飞动的能量。当代小说家在释放语言的能量时，途径各异。王蒙把语言的逻辑之流引向革命的狂欢，莫言则搅动在民间的历史里，阎连科的语言是向自我的精神暗夜敞开的。在《四书》里，作者不断挣脱旧的语言习惯给自己带来的压迫。他在反抗旧的叙事时空的时候，也在抵抗业已形成的语言逻辑。比如大量运用短句，限制修辞的滥用。比如以简练的半截话留有空白，不让纸面堆满闲语。他使用的词语是血色与灰暗相间的。痛感的词汇与辽远的神秘感并驾齐驱，并且融进圣经体的语词，叙述口吻在天宇与地狱里回旋，思想的时空辽阔而耀眼。
如他所述，在这部作品里最大程度呈现了对自我的背叛。当命运不以自己的期许运行的时候，人只能在外在于自己的可怜的天地苟活，回到自身的精神之所不过是幻想。《四书》对极端年代的人性丧失的描摹，与天启的神灵是对应的。一面是恶的无处不在的蔓延；一面乃爱欲世界的强烈之光的照射。作者把人性放置在残酷的环境，以异样的词语拷问着每一个人。这里有行为的限制后的无奈，有饥饿的惶恐，加之那个神圣信仰下的人生透视。爱情的偷偷摸摸，思想的告密，人格的出卖，为苟活而挣扎的面孔，都栩栩如生。人类极端情形下的形状与各类可能都陈列在《四书》的画面里。安德烈·纪德在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认为其文本里是无底的深渊，不确切性背后的无休止的精神角斗，这比巴尔扎克的本质主义笔法，更有力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个人的自我放弃中看到了拯救，想到了拯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暗示我们，人只有达到忧伤的极限时，他才最接近上帝。”阎连科有意无意地存在着这样的选择，或者说他气质里的本然不属于巴尔扎克传统，而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阴冷。我们的作者看到了人性洞穴的一丝暗影，在没有颜色的地方，世界可能是更丰富的。
我阅读这本书，一直感慨于他出乎意料的笔墨。小说最后的部分很让人回味，作者不仅重新开启了自问的新途，重要的是改写了西洋宗教的母题。西西弗神话竟被另一种隐含所覆盖。阎连科在一个神圣的故事里，渗进相反的隐喻。当人们习惯于一种定力的时候，精神就枯萎了。起初的不习惯，可能成为自然。而你还会去礼赞这样的自然，竟不知自己的本原被移植到非本质的世界里。在这一章里，阎连科还展示了世俗社会对精神信仰的侵蚀。这是有感于中国过于实际的一种书写，信仰的天幕的星星早已坠落人间，凡俗是何等地引人。人们在日常里的乐趣，早已不会去仰望星空了。作者这个情怀很少被人提及，反倒被他写什么所迷惑着。他的寓言的多义性，使世人多误解其意。《四书》好像在讽喻历史，实则在挣扎里处理知性世界的空白。他知道早该有人面对这样的空白。而自己能否胜任于此，他不是没有踌躇的地方。
阎连科是中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但他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作家，或者说，乃是一个“不该有问题的问题作家”。《四书》的问世，我们看到了小说实验的快感。在阅读他的文本时，则有了王小波式的天外来客般的惊异。他在审美极限里的突围中，把人性的诸多可能昭示出来。而且形式的时空完全脱离了旧时代的痕迹，在智性里多了汉语写作罕见的笔墨。他在《日光流年》里写了乡民苦难的歌谣，在《受活》中嘲笑了乡下的现实，而《四书》则呈现的是人、神之间的隐秘，他所说的“神实主义”的内涵，大概就在这里。
一个作家能够在陌生化的书写里与旧我剥离，是大难之事。《四书》的问世，是一种难点的跨越，也由此，他成了流行色里的异端。阎连科承认自己的写作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我们从此书里依稀体味到了《狂人日记》、《补天》的气味。在书的后记中，作者谈到了对鲁迅的敬意，甚至连书的封面设计，也带有《呐喊》的特色。鲁迅的文本是有痛感的，但那痛感的背后却是求索的紧张。你丝毫没有感到沉沦到黑夜里的无奈，而是有一种冲出死亡洞穴的生命之流的涌动。阎连科在血液里流着鲁迅的因子，作者不再满足对悲剧的道德化的描述，在文本里渗透着解析民族性的渴望。而他意识到，面对这样的话题，只有以抵抗的姿态才可能回到问题的实质，返身凝视到自己。中国人一方面没有形而上的生活，可在狂热的时候又有宗教般的神秘体验。阎连科注意到对这两种存在的抵抗。他借用了宗教式的叙述文体和意象，却写着不属于宗教的诗文。在整部作品里，我感到了他的孤独选择路径的努力。既然已经踏进黑洞的深处，就绝不返身自顾。这分明也是“过客”的意识，与鲁迅笔下的行走者庶几近之。我相信他自己在写作里的苦楚、徘徊也未尝没有，而倔强的精神却在内心的冲突里显现出来。克服苍白的汉语小说的苍白的表述，在背叛的写作之途里，他内心的快慰，我们亦可领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