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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策兰（1921-1970）和英格褒·巴赫曼（1926-1973）于1948年5月在维也纳相识并相爱。然而，维也纳对策兰只是一个流亡中转站，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他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后来的二十年，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策兰与巴赫曼，代表着德语战后文学史上一个双星映照的时代。
巴赫曼比策兰小五六岁，她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以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她本人自童年起就对纳粹的恐怖喧嚣深怀厌恶和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她也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看到策兰身上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1952年，已在诗坛崭露头角的巴赫曼力荐策兰参加当年的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并在信中要策兰一定带上《死亡赋格》朗诵，对策兰的成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戈尔事件”中，也是巴赫曼率先站出来为策兰辩护。而在这个故事的结尾，1970年5月，当策兰在巴黎跳塞纳河的消息传来后，她随即在自己的小说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因为他已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这里的“强迫运送”，指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
因此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悲剧故事，它折射出战后犹太人和德国民族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集中了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最为纠结的历史、政治、道德和文学问题。这些书信也不仅仅是两位诗人人生、创作和爱情/朋友关系的记载，也同样是战后德语文学的重要见证和珍贵文献。这一切，正如德文原版“诗学后记”所言：它们“是1945年后的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通过这本书信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这是作为奥斯威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最重要的出版社苏尔坎普在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后，于2008年8月提前出版了这部书信集（它收入两位诗人自1948年至1967年20年间的196件书信，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男友的16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的25封相互通信。根据出版惯例，这些书信要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它很快成为德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引起广泛注意和反响。它不仅为一般读者展现了这两位伟大诗人更为隐秘的一面，也为策兰、巴赫曼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就文字的深刻优美、扣人心弦而言，其中很多书信本身就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
我们是在2009年初开始翻译这部书信集的。这些书信，把我们重又带回到那“心的岁月”里，带回到对两位诗人的心灵之谜、命运之谜的探寻里。书信集的第一封即是策兰在维也纳期间为巴赫曼的22岁生日写下的一首诗《在埃及》：“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成为水！”它震动人心而又耐人寻味。诗题“在埃及”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而流亡的沙漠与在异乡女人眼中感到的“水”，首先就构成了一种命定的对位关系，这就如同策兰接下来为巴赫曼写下的另一首名诗《花冠》中的“罂粟与记忆”（“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一样。为什么是罂粟？它艳丽，“有毒”，可提炼出鸦片，而鸦片是一种麻醉、镇痛物质。幸存者也想忘却，不被“奥斯维辛”的死亡幽灵纠缠。所以“罂粟与记忆”正好显示了幸存者那种既想通过爱情忘却、但又不得不去追忆的深刻困境。
那么，策兰对巴赫曼又意味着什么呢？书信集最后的“诗学后记”显露了一个密码，那就是巴赫曼早期名诗《延期支付的时间》中嵌入的一句“你不要回头张望”！仅此一句，将俄耳甫斯神话引入到她自己全部的生命中。因此德文原版的编注者称策兰与巴赫曼为“1945年后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
天才的歌手俄耳甫斯未能把自己负罪的爱人带出冥府，他自己最终也“身首异处”（只留下“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乔治·斯坦纳语），这就是命运！而从神话回到历史，从这个“1945年后”的再版故事中，我们听出的，则是“奥斯维辛”的持久回声——它在策兰、巴赫曼的生活、創作和两人关系中都留下了深重的痕迹：“紧压着我的死者，/都缄默不语。/无人怜爱我/向我摇晃灯盏！”（巴赫曼《流亡之歌》）“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策兰《翘起的嘴巴》）
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位诗人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在我看来，远远比文学史上一些类似的“佳话”要更深刻，更富有历史的含量，也更能对我们的心灵构成冲击。“一条弓弦/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中间”（策兰《里昂，弓箭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就不时地感到这根神秘的绷紧的“弓弦”。早期的通信是那样温柔，让我们沉浸在灵魂的倾诉声中（如巴赫曼早期致策兰的那些书信），而到了后来，爱情的复发不仅迸发出令人炫目的火花，也给他们各自带来了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策兰自己后来有了妻子和孩子）；随着“戈尔事件”（伊凡·戈尔遗孀对策兰“剽窃”的指控）伴随着新一轮的反犹浪潮愈演愈烈，那一封封充满呼救、误解和指责的通信，也成了“历历可数的病痛”，那根不可见的“弓弦”也绷得更紧了！说实话，在译到巴赫曼致策兰的最后一封长信（未寄出）“我居然不恨你，那简直是不正常”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而策兰妻子吉赛尔1970年5月10日给巴赫曼去信报告策兰的噩耗：“保罗自己跳下了塞纳河。他自己选择了孤独而无名的死亡”，也使我久久地不能自已……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吗？”我不禁想起了阿多诺当年的论断。借用这个说法，在论及策兰与巴赫曼时，我们同样可以问“奥斯威辛之后爱情是可能的吗？”这部书信集给予了某种回答——它是肯定性的，但又是否定性的，是否定性的，但又是肯定性的！
不管怎么说，这一切使我体会到命运的黑暗，心灵的挣扎和无助，以及痛苦对生命的窒息。这一切，更使我感到一种生命的光辉，爱和牺牲永恒的意义。
巴赫曼比策兰小五六岁，她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以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她本人自童年起就对纳粹的恐怖喧嚣深怀厌恶和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她也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看到策兰身上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1952年，已在诗坛崭露头角的巴赫曼力荐策兰参加当年的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并在信中要策兰一定带上《死亡赋格》朗诵，对策兰的成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戈尔事件”中，也是巴赫曼率先站出来为策兰辩护。而在这个故事的结尾，1970年5月，当策兰在巴黎跳塞纳河的消息传来后，她随即在自己的小说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因为他已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这里的“强迫运送”，指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
因此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悲剧故事，它折射出战后犹太人和德国民族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集中了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最为纠结的历史、政治、道德和文学问题。这些书信也不仅仅是两位诗人人生、创作和爱情/朋友关系的记载，也同样是战后德语文学的重要见证和珍贵文献。这一切，正如德文原版“诗学后记”所言：它们“是1945年后的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通过这本书信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这是作为奥斯威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最重要的出版社苏尔坎普在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后，于2008年8月提前出版了这部书信集（它收入两位诗人自1948年至1967年20年间的196件书信，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男友的16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的25封相互通信。根据出版惯例，这些书信要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它很快成为德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引起广泛注意和反响。它不仅为一般读者展现了这两位伟大诗人更为隐秘的一面，也为策兰、巴赫曼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就文字的深刻优美、扣人心弦而言，其中很多书信本身就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
我们是在2009年初开始翻译这部书信集的。这些书信，把我们重又带回到那“心的岁月”里，带回到对两位诗人的心灵之谜、命运之谜的探寻里。书信集的第一封即是策兰在维也纳期间为巴赫曼的22岁生日写下的一首诗《在埃及》：“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成为水！”它震动人心而又耐人寻味。诗题“在埃及”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而流亡的沙漠与在异乡女人眼中感到的“水”，首先就构成了一种命定的对位关系，这就如同策兰接下来为巴赫曼写下的另一首名诗《花冠》中的“罂粟与记忆”（“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一样。为什么是罂粟？它艳丽，“有毒”，可提炼出鸦片，而鸦片是一种麻醉、镇痛物质。幸存者也想忘却，不被“奥斯维辛”的死亡幽灵纠缠。所以“罂粟与记忆”正好显示了幸存者那种既想通过爱情忘却、但又不得不去追忆的深刻困境。
那么，策兰对巴赫曼又意味着什么呢？书信集最后的“诗学后记”显露了一个密码，那就是巴赫曼早期名诗《延期支付的时间》中嵌入的一句“你不要回头张望”！仅此一句，将俄耳甫斯神话引入到她自己全部的生命中。因此德文原版的编注者称策兰与巴赫曼为“1945年后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
天才的歌手俄耳甫斯未能把自己负罪的爱人带出冥府，他自己最终也“身首异处”（只留下“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乔治·斯坦纳语），这就是命运！而从神话回到历史，从这个“1945年后”的再版故事中，我们听出的，则是“奥斯维辛”的持久回声——它在策兰、巴赫曼的生活、創作和两人关系中都留下了深重的痕迹：“紧压着我的死者，/都缄默不语。/无人怜爱我/向我摇晃灯盏！”（巴赫曼《流亡之歌》）“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策兰《翘起的嘴巴》）
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位诗人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在我看来，远远比文学史上一些类似的“佳话”要更深刻，更富有历史的含量，也更能对我们的心灵构成冲击。“一条弓弦/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中间”（策兰《里昂，弓箭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就不时地感到这根神秘的绷紧的“弓弦”。早期的通信是那样温柔，让我们沉浸在灵魂的倾诉声中（如巴赫曼早期致策兰的那些书信），而到了后来，爱情的复发不仅迸发出令人炫目的火花，也给他们各自带来了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策兰自己后来有了妻子和孩子）；随着“戈尔事件”（伊凡·戈尔遗孀对策兰“剽窃”的指控）伴随着新一轮的反犹浪潮愈演愈烈，那一封封充满呼救、误解和指责的通信，也成了“历历可数的病痛”，那根不可见的“弓弦”也绷得更紧了！说实话，在译到巴赫曼致策兰的最后一封长信（未寄出）“我居然不恨你，那简直是不正常”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而策兰妻子吉赛尔1970年5月10日给巴赫曼去信报告策兰的噩耗：“保罗自己跳下了塞纳河。他自己选择了孤独而无名的死亡”，也使我久久地不能自已……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吗？”我不禁想起了阿多诺当年的论断。借用这个说法，在论及策兰与巴赫曼时，我们同样可以问“奥斯威辛之后爱情是可能的吗？”这部书信集给予了某种回答——它是肯定性的，但又是否定性的，是否定性的，但又是肯定性的！
不管怎么说，这一切使我体会到命运的黑暗，心灵的挣扎和无助，以及痛苦对生命的窒息。这一切，更使我感到一种生命的光辉，爱和牺牲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