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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为大陆有关人士所熟知和重视。由于多年的相互阻隔，大陆和台湾形成了有很大差异的历史叙述方式，就两岸共同关心的抗日战争研究而言，两岸学者的认识就有很多不同。然而，双方的共识也在逐渐增多。本文对1990年以来台湾学者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并对研究趋势和特点进行了总结。希望对我们全面了解抗日战争以及台湾的学术研究动态有所帮助。
一、相关研究评述
第一，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变化方面
论著都是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府为正统进行分析，对当时国民政府面对国内外形势决定应战的经过及战略演变进行考察；对“七七”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变化，以及安内攘外、持久抗战、焦土抗战等进行辩护；对蒋介石当时的处境多有同情；有少数文章论及中共抗日政策。
吴伯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纂修)在《从先总统蒋公抗战方策手稿体认抗战胜利之道》(《近代中国》1990年第1期，总第75期)一文从手稿内容重点介绍蒋介石的一般战略战术指导、后方部署、整军，运筹。李云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所著《中国对日抗战的序幕：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沦陷——国民政府决定应战的过程》(《近代中国》第83期，1991年6月30日出版)对于卢沟桥事变演变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过程予以论述和分析。叙事以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决定应战的经过为脉络，起自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迄于同月月末北平、天津沦陷，政府宣布全面抗战。李云汉的另一篇文章《何以要打?如何打法?——“七七”事变六十周年感言》(《历史月刊》第114期，1997年7月5日出版)对抗战中，“七七”事变以前国民政府事事忍辱，退让求和，“七七”事变后转变为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进行深入剖析，其中对蒋介石处境苦衷多有同情，对贬蒋弃蒋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蒋永敬(“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八七”决定全面抗战》(《传记文学》第57卷第2期。1990年8月号)一文认为，中国最高阶层决定对日全面抗战是在卢沟桥事变后刚刚一个月，即这年的八月七日。蒋永敬的著作《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1991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蒋介石主持对日抗战的过程中，在内政、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筹划与运用，以及当内外情况有所变化时，所表现的“处变不惊”的精神，终能克服难关，完成既定的政略进行论述，最后则就整个抗战的成就及其意义作一综合性的检讨。蒋永敬的文章《从卢沟桥事变到上海撤守——据徐日昌日记的资料》(《近代中国》第99期，1994年2月10日出版)利用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日昌的日记，分析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撤出上海，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另外蒋永敬相关论文还有《论中共抗日统战初期“抗日反蒋”方针》(1995年)，《从团结御侮到共赴国难》(1996年)等。蒋永敬在一篇自己的抗战研究总结性文章《杂忆研究抗战史事》(《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出版)中，对国民政府内部形势、战略政策等有许多论述。其中介绍在他的《日本南进与中国危机以及中共抗日方针转机》一文，对蒋介石领导抗战及其处理危机决策进行了高度评价。文中提到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即兴发言，认为中共曲解了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安内攘外”和“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到底”两个口号最足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前者是做抗战的准备，后者是抗战的实行，中共对前者极力诋毁，对后者则又极力据为己有。李君山(台大历史所博士班研究生)的《默收待援——汪蒋合作下的外交政策及汪兆铭的评价问题》(《历史月刊》第74期，1994年3月1日出版)一文，以“一二八”事变汪蒋第三度合作，对日政策“默收待援”为切入点，对汪精卫“出走”与日本合作持同情态度。杨德才的文章《焦土抗战与长沙大火》(《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认为，不能把焦土抗战计划与长沙大火混为一谈，无故抨击焦土抗战，应该实事求是对待长沙大火这一惨事，应该用事实说话，谁该承担罪责。岳天(备役中将)的文章《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探讨》(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以战略的角度来分析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情况，且在开战前采取“先安内后攘外”，在开战后采取“战略持久，抗战到底，培养战力，争取最后胜利”等不同的战略。冯启宏(大仁药专教授)的文章《由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方针看蒋介石的抗战策略》(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透过“安内攘外”政策下的产物——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方针，进一步了解此时蒋介石的抗战策略，虽然强调主动地位，但是指守势的主动，所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方针首重者即为精神教育、心理建设。刘维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总干事)的《隐忍与决裂——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上)》(《近代中国》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隐忍与决裂——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下)》(《近代中国》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文章分析了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再到长城抗战，华北危机直至卢沟桥事变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
第二，关于重大战役战斗的具体研究
研究论文对国民政府直接指挥的战役进行歌颂、辩护；对中共指挥或参与的战役的评述中，中共的作用多被贬低或否定；对过去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回避的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的历史进行了发掘。
容繿光(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的文章《抗日战役长沙三次大捷之研究》(《近代中国》1990年第77期，1990年6月30日出版)对抗战中三次长沙会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三次会战均为大捷，对八年抗战有巨大贡献。与此类似，容繿光的另一篇相似文章《对日抗战“长沙三次大捷”史述》(《近代中国》第83期，1991年6月30日出版)对三次长沙会战敌我战略战术及会战经过进行了的叙述，并对敌败我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容繿光的《对日抗战“衡阳血战四十七日”之研究》对衡阳保卫战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作者认为战役没有取胜，主要在于兵力绝对优势及战术运用受限制，战略上无罪，而衡阳浴血也迟滞了强大敌军，提升了全国军民同胞的精神战力，不能以一城之得失而匡衡!李君山在《八百壮士与抗战策略》(《历史月刊》第37期，1991年2月1日出版)一文中，认为1937年10月27日日军攻陷上海后，留在上海的八百壮士成为“上海孤军”，继续抵抗，固守四行仓库，主要是为了国民政府政略的需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实行双轨政治，交涉抵抗并行，争取国际重视，要 求国际组织主持正义，但由于九国公约会议无果而终，中国外交失败，八百壮士退人租界。李君山《论“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政略目的》(《近代中国》第102期，1994年8月31日出版)一文几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了达到引起国际注意的政略目的而与日军进行淞沪会战，准备死守上海，希望九国公约会议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但由于各国的相互推诿而失败。在上海作战的国军虽然英勇，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使精锐断丧，而其中等待九国公约会议的结果又为军机延误的主要原因。刘凤秋的《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战》(《历史月刊》第54期，1992年7月1日出版)一文认为中共所谓歼灭日军一个旅团三千余人，是平型关战役中我方各军联合达成的总战果。林彪参与此役，圆满完成了指挥部交付的侧面伏击任务，确有功绩，但据此说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是不合实情的，因为当时阎锡山是战役阶层的指挥官，朱德是战术阶层的指挥官，林彪仅为战斗阶层的指挥官。刘风翰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长城抗战六十周年》(《近代中国》第95期，1993年6月1日出版)叙述了长城抗战的背景、经过，并总结结论八点。唐德刚在《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传记文学》第62卷第6期，总第373期，1993年6月10日出版)中(作者在1993年4月8日举行的“纪念台儿庄大捷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台儿庄现场开幕式上的发言)认为，在民族大义之前，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大家都会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这才是台儿庄大捷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毕春富的文章《南昌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述评》(《历史月刊》第86期，1995年3月1日出版)认为，从南昌会战全部过程来看，日军使用毒气并不像大多数资料和论著中讲的，是作战失利后的泄愤行为，而是把毒气看作重要的战役突击力量，主动地有计划地使用毒气。国军的作战深受日军毒气袭击的妨障。傅镜晖《八一四笕桥空战辨讹》(《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一文认为“八一四笕桥空战”在抗日史上或是空军战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役，但这一役并不是我空军宣称的“六比零”大败日军，而当天的战果为“二比零”，并纠正了各方史料的许多错误记载。李君山的文章《南京保卫战国府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认为，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决定南京命运的重要因素，注定了南京保卫战会以悲剧收场。陈鹏仁(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从日本资料看中共的抗战——以“百团大战”为例》(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以日本资料来验证“百团大战”的真相，借以说明中共所宣传的“百团大战”并非事实。柯惠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史政员)的文章《从“百团大战”看抗战中期中共军事策略》(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将百团大战的发动、进行及结果，放在中共军事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希望透过研究抗战中期中共军事发展情况来重新检视“百团大战”的真实面貌。杨秀然的文章《一页不为人知的中国空军对日大战果》(《传记文学》第80卷第4期，总第479号，2002年4月1日出版)记述了1939年10月3日，苏联援华空军十二架苏制SB-2中型高速轰炸机奇袭湖北日军汉口机场，使日军近二百架飞机几乎全军覆没的事迹，并认为中国空军此次辉煌战果，破了五项抗战中的战果记录。作者还分析了此次战役鲜为人知的原因。黄文范的《抗战史上中国空军汉口大捷之役》(《传记文学》第80卷第5期，总第480期，2002年5月1日出版)，作者认为，此役是中苏双方联合作战，汉口一役领队为苏方库力申阔上校，国军以及近代史家对“汉口大捷”讳莫如深，主要在于民国三十八年政府迁来台湾后，基于“反共抗俄”国策，对抗战初期的俄援历史，一笔抹杀，而中共方面研究战史，自认抗战是他们领导，对抗战中国民党空军作战，几近只字不提。萧文的《青史未尽成灰——敬答杨秀然先生》(《传记文学》第80卷第6期，总第481号，2002年6月1日出版)一文又对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备sB 3重轰炸机两次执行轰炸日军占领的汉口的轰炸任务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少有人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三，关于两个战场的关系与评价
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军力进行对比分析，对游击队问题、国共合作问题、中共抗战策略等进行评析，基本上是贬低中共的作用，强调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与作用，但也有少数论文正面评价国共军事合作。
刘凤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多篇文章论及。他的《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一)》(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二)》(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讨中共在抗战期间军事的扩张，也就是中共军力的评估，此处所指的军力只涵盖正统军与地方杂军，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队。他的《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第90期，1992年8月1日出版)一文通过对抗战初中共军事实况，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来源、人数、武器、战斗序列与各战区演变及国军游击队作战统计等的论述，认为不但正面战场是国军作战敌后战场绝大部分也是国军作战，中共只是浑水摸鱼，大力发展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日军的强力摧残。刘凤翰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抗战期间，国军的数量与共军相比一直占绝对优势，敌后战场国军留下的正规军建立的游击队，是共军游击队的2.6倍，枪支数为4倍，作战次数为402倍，共军游而不击，浑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正面战场共军除参加太原会战及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其他皆国军所为。刘凤翰的文章《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上)》(《近代中国》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和《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下)》(《近代中国》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介绍了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国军队发展、分化的情况，包括国军、游击队、伪军、共军的消长状况。胡平生在《抗战初期国共的军事合作》(《历史月刊》第89期，1995年6月1日出版)一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在抗日目标下建立合作关系，国共军队联手初挫日军，具有激励全国军民士气的作用。张存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文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研究》(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认为，菲律宾华侨于抗日期间组建六支游击队，除了一支为中共党系外，其余皆为国民党系。陈存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论毛泽东的抗而不战》(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毛泽东认为蒋中正的威胁大过于日本，抵制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 “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策略，对日军“抗而不战”，可称之为“毛式统战”，虽然在党内军中都受到反对，然而这些反抗毛策略的党军要员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却帮助毛策略的成功。许秀容(国史馆征校处征集科科长)的《中共统战策略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民国二十六一二十八年)》(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讨论民国二十六年展开对日作战，太原沦陷之后，临汾成为抗战前线，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不料却成为中共运用“统一战线”壮大实力的场所，直至二十八年底“新军叛变”。
第四，关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对中国军队英勇作战进行了肯定；对英国在此问题上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吴圳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在《抗战后期中国军队人缅参战问题》(《近代中国》第77期，1990年6月30日出版)一文中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缅甸作战一直成为中英后来成为中美重要外交问题之一。英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欢迎或反对中国军队人缅作战，完全不顾达成的军事协议，也不考虑中国的切身利益。吴圳义的文章《缅甸公路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2)》(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从滇缅公路的修筑和运输，以及美国对该路的关切等三方面，深入剖析，论证了该路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及贡献。刘凤翰的《国军人缅作战研析》(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介绍了缅甸作战各国的部署与思想，尤其着重于国军在缅甸的作战情况。
二、对研究趋势与特点的几点认识
首先，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禁区有所突破。台湾学者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研究，过去因为政治原因无法研究，或者无法较为客观研究的题目，近些年有所突破。如中共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已经开始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承认国共军事合作对抗战产生良好作用；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有学者开始注意，从而推动了对抗战中空军的研究。
其次，研究日趋客观从过去对国民党抗战政策的一味辩护到渐渐指出其中的一些战略和决策错误。
再次，研究主题的转换关于抗战的研究，关于军事、战略等主题，总的趋势来看是在减少；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从以往多从民族主义或党派斗争的立场研究到现在“抗战与社会”之类的主体渐被关注，如抗战期间的经济、教育、文化乃至医疗等。
复次，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日益减少受台湾政局变化的影响，抗战史的研究近几年减少的趋势明显。
最后，两岸交流的增多两岸学者虽然各有立场，但近几年来，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台湾学者也跳出过去的框框，与大陆学者对话，并注意吸收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丰祥(1974—)，男，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山东曲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一、相关研究评述
第一，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变化方面
论著都是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府为正统进行分析，对当时国民政府面对国内外形势决定应战的经过及战略演变进行考察；对“七七”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变化，以及安内攘外、持久抗战、焦土抗战等进行辩护；对蒋介石当时的处境多有同情；有少数文章论及中共抗日政策。
吴伯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纂修)在《从先总统蒋公抗战方策手稿体认抗战胜利之道》(《近代中国》1990年第1期，总第75期)一文从手稿内容重点介绍蒋介石的一般战略战术指导、后方部署、整军，运筹。李云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所著《中国对日抗战的序幕：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沦陷——国民政府决定应战的过程》(《近代中国》第83期，1991年6月30日出版)对于卢沟桥事变演变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过程予以论述和分析。叙事以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决定应战的经过为脉络，起自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迄于同月月末北平、天津沦陷，政府宣布全面抗战。李云汉的另一篇文章《何以要打?如何打法?——“七七”事变六十周年感言》(《历史月刊》第114期，1997年7月5日出版)对抗战中，“七七”事变以前国民政府事事忍辱，退让求和，“七七”事变后转变为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进行深入剖析，其中对蒋介石处境苦衷多有同情，对贬蒋弃蒋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蒋永敬(“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八七”决定全面抗战》(《传记文学》第57卷第2期。1990年8月号)一文认为，中国最高阶层决定对日全面抗战是在卢沟桥事变后刚刚一个月，即这年的八月七日。蒋永敬的著作《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1991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蒋介石主持对日抗战的过程中，在内政、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筹划与运用，以及当内外情况有所变化时，所表现的“处变不惊”的精神，终能克服难关，完成既定的政略进行论述，最后则就整个抗战的成就及其意义作一综合性的检讨。蒋永敬的文章《从卢沟桥事变到上海撤守——据徐日昌日记的资料》(《近代中国》第99期，1994年2月10日出版)利用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日昌的日记，分析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撤出上海，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另外蒋永敬相关论文还有《论中共抗日统战初期“抗日反蒋”方针》(1995年)，《从团结御侮到共赴国难》(1996年)等。蒋永敬在一篇自己的抗战研究总结性文章《杂忆研究抗战史事》(《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25日出版)中，对国民政府内部形势、战略政策等有许多论述。其中介绍在他的《日本南进与中国危机以及中共抗日方针转机》一文，对蒋介石领导抗战及其处理危机决策进行了高度评价。文中提到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即兴发言，认为中共曲解了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安内攘外”和“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到底”两个口号最足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前者是做抗战的准备，后者是抗战的实行，中共对前者极力诋毁，对后者则又极力据为己有。李君山(台大历史所博士班研究生)的《默收待援——汪蒋合作下的外交政策及汪兆铭的评价问题》(《历史月刊》第74期，1994年3月1日出版)一文，以“一二八”事变汪蒋第三度合作，对日政策“默收待援”为切入点，对汪精卫“出走”与日本合作持同情态度。杨德才的文章《焦土抗战与长沙大火》(《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认为，不能把焦土抗战计划与长沙大火混为一谈，无故抨击焦土抗战，应该实事求是对待长沙大火这一惨事，应该用事实说话，谁该承担罪责。岳天(备役中将)的文章《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探讨》(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以战略的角度来分析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情况，且在开战前采取“先安内后攘外”，在开战后采取“战略持久，抗战到底，培养战力，争取最后胜利”等不同的战略。冯启宏(大仁药专教授)的文章《由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方针看蒋介石的抗战策略》(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透过“安内攘外”政策下的产物——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方针，进一步了解此时蒋介石的抗战策略，虽然强调主动地位，但是指守势的主动，所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方针首重者即为精神教育、心理建设。刘维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总干事)的《隐忍与决裂——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上)》(《近代中国》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隐忍与决裂——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下)》(《近代中国》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文章分析了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再到长城抗战，华北危机直至卢沟桥事变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
第二，关于重大战役战斗的具体研究
研究论文对国民政府直接指挥的战役进行歌颂、辩护；对中共指挥或参与的战役的评述中，中共的作用多被贬低或否定；对过去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回避的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的历史进行了发掘。
容繿光(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的文章《抗日战役长沙三次大捷之研究》(《近代中国》1990年第77期，1990年6月30日出版)对抗战中三次长沙会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三次会战均为大捷，对八年抗战有巨大贡献。与此类似，容繿光的另一篇相似文章《对日抗战“长沙三次大捷”史述》(《近代中国》第83期，1991年6月30日出版)对三次长沙会战敌我战略战术及会战经过进行了的叙述，并对敌败我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容繿光的《对日抗战“衡阳血战四十七日”之研究》对衡阳保卫战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作者认为战役没有取胜，主要在于兵力绝对优势及战术运用受限制，战略上无罪，而衡阳浴血也迟滞了强大敌军，提升了全国军民同胞的精神战力，不能以一城之得失而匡衡!李君山在《八百壮士与抗战策略》(《历史月刊》第37期，1991年2月1日出版)一文中，认为1937年10月27日日军攻陷上海后，留在上海的八百壮士成为“上海孤军”，继续抵抗，固守四行仓库，主要是为了国民政府政略的需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实行双轨政治，交涉抵抗并行，争取国际重视，要 求国际组织主持正义，但由于九国公约会议无果而终，中国外交失败，八百壮士退人租界。李君山《论“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政略目的》(《近代中国》第102期，1994年8月31日出版)一文几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了达到引起国际注意的政略目的而与日军进行淞沪会战，准备死守上海，希望九国公约会议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但由于各国的相互推诿而失败。在上海作战的国军虽然英勇，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使精锐断丧，而其中等待九国公约会议的结果又为军机延误的主要原因。刘凤秋的《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战》(《历史月刊》第54期，1992年7月1日出版)一文认为中共所谓歼灭日军一个旅团三千余人，是平型关战役中我方各军联合达成的总战果。林彪参与此役，圆满完成了指挥部交付的侧面伏击任务，确有功绩，但据此说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是不合实情的，因为当时阎锡山是战役阶层的指挥官，朱德是战术阶层的指挥官，林彪仅为战斗阶层的指挥官。刘风翰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长城抗战六十周年》(《近代中国》第95期，1993年6月1日出版)叙述了长城抗战的背景、经过，并总结结论八点。唐德刚在《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传记文学》第62卷第6期，总第373期，1993年6月10日出版)中(作者在1993年4月8日举行的“纪念台儿庄大捷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台儿庄现场开幕式上的发言)认为，在民族大义之前，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大家都会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这才是台儿庄大捷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毕春富的文章《南昌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述评》(《历史月刊》第86期，1995年3月1日出版)认为，从南昌会战全部过程来看，日军使用毒气并不像大多数资料和论著中讲的，是作战失利后的泄愤行为，而是把毒气看作重要的战役突击力量，主动地有计划地使用毒气。国军的作战深受日军毒气袭击的妨障。傅镜晖《八一四笕桥空战辨讹》(《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一文认为“八一四笕桥空战”在抗日史上或是空军战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役，但这一役并不是我空军宣称的“六比零”大败日军，而当天的战果为“二比零”，并纠正了各方史料的许多错误记载。李君山的文章《南京保卫战国府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认为，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决定南京命运的重要因素，注定了南京保卫战会以悲剧收场。陈鹏仁(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从日本资料看中共的抗战——以“百团大战”为例》(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以日本资料来验证“百团大战”的真相，借以说明中共所宣传的“百团大战”并非事实。柯惠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史政员)的文章《从“百团大战”看抗战中期中共军事策略》(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将百团大战的发动、进行及结果，放在中共军事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希望透过研究抗战中期中共军事发展情况来重新检视“百团大战”的真实面貌。杨秀然的文章《一页不为人知的中国空军对日大战果》(《传记文学》第80卷第4期，总第479号，2002年4月1日出版)记述了1939年10月3日，苏联援华空军十二架苏制SB-2中型高速轰炸机奇袭湖北日军汉口机场，使日军近二百架飞机几乎全军覆没的事迹，并认为中国空军此次辉煌战果，破了五项抗战中的战果记录。作者还分析了此次战役鲜为人知的原因。黄文范的《抗战史上中国空军汉口大捷之役》(《传记文学》第80卷第5期，总第480期，2002年5月1日出版)，作者认为，此役是中苏双方联合作战，汉口一役领队为苏方库力申阔上校，国军以及近代史家对“汉口大捷”讳莫如深，主要在于民国三十八年政府迁来台湾后，基于“反共抗俄”国策，对抗战初期的俄援历史，一笔抹杀，而中共方面研究战史，自认抗战是他们领导，对抗战中国民党空军作战，几近只字不提。萧文的《青史未尽成灰——敬答杨秀然先生》(《传记文学》第80卷第6期，总第481号，2002年6月1日出版)一文又对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备sB 3重轰炸机两次执行轰炸日军占领的汉口的轰炸任务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少有人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三，关于两个战场的关系与评价
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军力进行对比分析，对游击队问题、国共合作问题、中共抗战策略等进行评析，基本上是贬低中共的作用，强调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与作用，但也有少数论文正面评价国共军事合作。
刘凤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多篇文章论及。他的《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一)》(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的扩张(二)》(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讨中共在抗战期间军事的扩张，也就是中共军力的评估，此处所指的军力只涵盖正统军与地方杂军，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队。他的《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第90期，1992年8月1日出版)一文通过对抗战初中共军事实况，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来源、人数、武器、战斗序列与各战区演变及国军游击队作战统计等的论述，认为不但正面战场是国军作战敌后战场绝大部分也是国军作战，中共只是浑水摸鱼，大力发展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日军的强力摧残。刘凤翰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抗战期间，国军的数量与共军相比一直占绝对优势，敌后战场国军留下的正规军建立的游击队，是共军游击队的2.6倍，枪支数为4倍，作战次数为402倍，共军游而不击，浑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正面战场共军除参加太原会战及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其他皆国军所为。刘凤翰的文章《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上)》(《近代中国》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和《抗战对中国的军事冲击(下)》(《近代中国》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介绍了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国军队发展、分化的情况，包括国军、游击队、伪军、共军的消长状况。胡平生在《抗战初期国共的军事合作》(《历史月刊》第89期，1995年6月1日出版)一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在抗日目标下建立合作关系，国共军队联手初挫日军，具有激励全国军民士气的作用。张存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文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研究》(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认为，菲律宾华侨于抗日期间组建六支游击队，除了一支为中共党系外，其余皆为国民党系。陈存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论毛泽东的抗而不战》(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指出，毛泽东认为蒋中正的威胁大过于日本，抵制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 “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策略，对日军“抗而不战”，可称之为“毛式统战”，虽然在党内军中都受到反对，然而这些反抗毛策略的党军要员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却帮助毛策略的成功。许秀容(国史馆征校处征集科科长)的《中共统战策略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民国二十六一二十八年)》(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讨论民国二十六年展开对日作战，太原沦陷之后，临汾成为抗战前线，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不料却成为中共运用“统一战线”壮大实力的场所，直至二十八年底“新军叛变”。
第四，关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对中国军队英勇作战进行了肯定；对英国在此问题上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吴圳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在《抗战后期中国军队人缅参战问题》(《近代中国》第77期，1990年6月30日出版)一文中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缅甸作战一直成为中英后来成为中美重要外交问题之一。英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欢迎或反对中国军队人缅作战，完全不顾达成的军事协议，也不考虑中国的切身利益。吴圳义的文章《缅甸公路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2)》(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从滇缅公路的修筑和运输，以及美国对该路的关切等三方面，深入剖析，论证了该路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及贡献。刘凤翰的《国军人缅作战研析》(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介绍了缅甸作战各国的部署与思想，尤其着重于国军在缅甸的作战情况。
二、对研究趋势与特点的几点认识
首先，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禁区有所突破。台湾学者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研究，过去因为政治原因无法研究，或者无法较为客观研究的题目，近些年有所突破。如中共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已经开始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承认国共军事合作对抗战产生良好作用；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有学者开始注意，从而推动了对抗战中空军的研究。
其次，研究日趋客观从过去对国民党抗战政策的一味辩护到渐渐指出其中的一些战略和决策错误。
再次，研究主题的转换关于抗战的研究，关于军事、战略等主题，总的趋势来看是在减少；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从以往多从民族主义或党派斗争的立场研究到现在“抗战与社会”之类的主体渐被关注，如抗战期间的经济、教育、文化乃至医疗等。
复次，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日益减少受台湾政局变化的影响，抗战史的研究近几年减少的趋势明显。
最后，两岸交流的增多两岸学者虽然各有立场，但近几年来，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台湾学者也跳出过去的框框，与大陆学者对话，并注意吸收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丰祥(1974—)，男，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山东曲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