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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流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翻译的实质是为了取得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文化具有持久性、永恒性，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翻译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一个社会的文化无疑会对另一社会的文化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接受对象所处的文化，否则,就不能在另一文化体系中为他的翻译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能被读者所了解，也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一、对译者动机的影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涉及翻译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翻译什么以及怎样翻译都是译者的选择，但在
此选择过程中，动机也就是为什么要翻译是译者必须回答而且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翻译既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活动。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都包含着译者的动机。因为有了需求才有了人类活动。人类需要社会交流和沟通，当交流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出现障碍的时候，翻译就成了必要的事情。翻译的动机多数是为了满足认知或美的需要。所以翻译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活动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的动机受到译者所处社会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极大影响。对于一个从事翻译工作，充当交流媒介的人来说，不仅必须具有本族语和外语的功底，并且要有较广的知识面；不仅要对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作家的创作个性有所了解，还要分析和比较作品的语言所包含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要对翻译的接受者——读者，这一经常被忽略的角色做综合彻底的分析。因为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那就是一堆废纸，毫无价值可言。而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的读者，他们的需求和欣赏水平受到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直接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
翻译使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所以， 我们可以说翻译是一种满载着社会目的的活动。在19世纪后期，中国面临着亡国以及被灭绝的危险，许多爱国人士为了民族存亡而斗争。梁启超和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把翻译看做是传播知识和增强国力的方法，他们为了变法维新而进行翻译。而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翻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革命服务。对此，方平做了如下解释：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在那个时候，人们的一切思维都是围绕着政治这一中心，除此以外，根本没有自己的思维。这充分说明读者的需求情况左右着译者。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考虑到动机的问题，也就是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传播知识，是为了教书育人，还是纯粹是为了娱乐目的？在梁启超时代，如果翻译一些娱乐小说，是肯定不会有人去读的，因为当时内忧外患，国祸当头，根本不会有人对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感兴趣。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大多数翻译都是为了再现原文的美学价值，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读者的需求在译者的翻译动机方面起了决定作用。
二、对译者选材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和决策的过程。在译者开始翻译以前，有三个问题他应该搞清楚：翻译的动机、翻译的文本以及翻译的方法。由于受时间、知识、兴趣、历史条件等诸方面的影响，译者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去翻译，而不是随意地翻译。依照接受美学的理论指出,译文必须能够被读者接受,翻译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这就要求译者在选择翻译内容时,除了考虑原文的新颖、奇特以及译文是否会对读者产生影响外，同时要将自己置身于读者的角度,以读者的心态去看待原文,体现了读者对译者的影响。中国翻译高潮出现在清朝末年。当时,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加之政府昏庸腐败,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广大民众渴望引进外来先进文化，达到富国安邦的目的。于是，大量的有关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国外著作被译成中文，被介绍给中国民众。译者此举顺应了民心，满足了译文读者的需求。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思想家严复在中国的翻译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择书而译，这是严复翻译西书的特点。但如果仅仅照译赫胥黎的书，那就不会有《天演论》。是中国当时独特的国情以及考虑到读者的国家以及人民的情况，严复选择了翻译《天演论》作为他的第一本书。由此，可以看出读者所在的社会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会对译者材料的选择产生影响。所以，有人评论说，严复一个人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几部书，实在要比一大批帝国主义分子与洋务官僚们三十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响应这时代的要求，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的热望。
三、对译者所选翻译策略的影响
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是通过作用于译者所选翻译策略而体现出来的。一直以来，在翻译领域存在着直译、意译以及归化、异化之争。但是在这里，哪一种方法更优越，或哪一种更合适，不是作者讨论的重点。作者旨在揭示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会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每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会对读者产生特定的影响。由于读者总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因此他们思想上就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译者在翻译时应对特定时代的读者从整体上进行分析和把握,在翻译时甚至选择译本时就应考虑读者的素质,如他们所期望获得的译语信息和接受能力,从而选择翻译方法及语言形式。老一辈的翻译家在翻译中就考虑到特定时代读者群,从而在翻译中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林纾和严复在翻译中总是用意译或归化的翻译策略，他们经常将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充分考虑了当时译文读者的欣赏水平，而译文读者的欣赏水平是由译者所处的客观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在那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时期。长期以来，中国帝王和民众一直将中国当做世界的核心，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应该从西方学习。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本族文化优越观，以及对于文化地位的认识，他们极力以意译的方式来翻译。
对于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的翻译，也可以看出读者文化背景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有两个译本，一个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另一个是由大卫·霍克斯翻译的。尽管译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这两个译本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从这个意义上说都是成功的。但是，对于以英语为本族语的读者来说，霍克斯的译本更吸引人。原因是因为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考虑到本族语读者的接受情况，采用了归化的方法来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跨语言、文化的交际活动,绝不仅仅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机械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读者——这一在传统译论中往往被忽视的接受主体,他们在文化内涵、语言表达、思维方式上与原文读者的差异往往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读者作为一个不可缺少、与译者密切相关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作用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中，并通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考虑的诸因素，包括翻译动机、翻译材料内容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等方面体现出来。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读者的期待视野等方面，才能成功地传达原作中概念，从而成功地达到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江苏科技大学）
一、对译者动机的影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涉及翻译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翻译什么以及怎样翻译都是译者的选择，但在
此选择过程中，动机也就是为什么要翻译是译者必须回答而且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翻译既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活动。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都包含着译者的动机。因为有了需求才有了人类活动。人类需要社会交流和沟通，当交流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出现障碍的时候，翻译就成了必要的事情。翻译的动机多数是为了满足认知或美的需要。所以翻译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活动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的动机受到译者所处社会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极大影响。对于一个从事翻译工作，充当交流媒介的人来说，不仅必须具有本族语和外语的功底，并且要有较广的知识面；不仅要对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作家的创作个性有所了解，还要分析和比较作品的语言所包含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要对翻译的接受者——读者，这一经常被忽略的角色做综合彻底的分析。因为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那就是一堆废纸，毫无价值可言。而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的读者，他们的需求和欣赏水平受到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直接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
翻译使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所以， 我们可以说翻译是一种满载着社会目的的活动。在19世纪后期，中国面临着亡国以及被灭绝的危险，许多爱国人士为了民族存亡而斗争。梁启超和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把翻译看做是传播知识和增强国力的方法，他们为了变法维新而进行翻译。而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翻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革命服务。对此，方平做了如下解释：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在那个时候，人们的一切思维都是围绕着政治这一中心，除此以外，根本没有自己的思维。这充分说明读者的需求情况左右着译者。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考虑到动机的问题，也就是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传播知识，是为了教书育人，还是纯粹是为了娱乐目的？在梁启超时代，如果翻译一些娱乐小说，是肯定不会有人去读的，因为当时内忧外患，国祸当头，根本不会有人对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感兴趣。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大多数翻译都是为了再现原文的美学价值，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读者的需求在译者的翻译动机方面起了决定作用。
二、对译者选材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和决策的过程。在译者开始翻译以前，有三个问题他应该搞清楚：翻译的动机、翻译的文本以及翻译的方法。由于受时间、知识、兴趣、历史条件等诸方面的影响，译者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去翻译，而不是随意地翻译。依照接受美学的理论指出,译文必须能够被读者接受,翻译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这就要求译者在选择翻译内容时,除了考虑原文的新颖、奇特以及译文是否会对读者产生影响外，同时要将自己置身于读者的角度,以读者的心态去看待原文,体现了读者对译者的影响。中国翻译高潮出现在清朝末年。当时,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加之政府昏庸腐败,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广大民众渴望引进外来先进文化，达到富国安邦的目的。于是，大量的有关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国外著作被译成中文，被介绍给中国民众。译者此举顺应了民心，满足了译文读者的需求。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思想家严复在中国的翻译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择书而译，这是严复翻译西书的特点。但如果仅仅照译赫胥黎的书，那就不会有《天演论》。是中国当时独特的国情以及考虑到读者的国家以及人民的情况，严复选择了翻译《天演论》作为他的第一本书。由此，可以看出读者所在的社会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会对译者材料的选择产生影响。所以，有人评论说，严复一个人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几部书，实在要比一大批帝国主义分子与洋务官僚们三十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响应这时代的要求，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的热望。
三、对译者所选翻译策略的影响
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是通过作用于译者所选翻译策略而体现出来的。一直以来，在翻译领域存在着直译、意译以及归化、异化之争。但是在这里，哪一种方法更优越，或哪一种更合适，不是作者讨论的重点。作者旨在揭示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会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每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会对读者产生特定的影响。由于读者总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因此他们思想上就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译者在翻译时应对特定时代的读者从整体上进行分析和把握,在翻译时甚至选择译本时就应考虑读者的素质,如他们所期望获得的译语信息和接受能力,从而选择翻译方法及语言形式。老一辈的翻译家在翻译中就考虑到特定时代读者群,从而在翻译中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林纾和严复在翻译中总是用意译或归化的翻译策略，他们经常将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充分考虑了当时译文读者的欣赏水平，而译文读者的欣赏水平是由译者所处的客观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在那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时期。长期以来，中国帝王和民众一直将中国当做世界的核心，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应该从西方学习。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本族文化优越观，以及对于文化地位的认识，他们极力以意译的方式来翻译。
对于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的翻译，也可以看出读者文化背景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有两个译本，一个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另一个是由大卫·霍克斯翻译的。尽管译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这两个译本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从这个意义上说都是成功的。但是，对于以英语为本族语的读者来说，霍克斯的译本更吸引人。原因是因为霍克斯在翻译的时候考虑到本族语读者的接受情况，采用了归化的方法来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跨语言、文化的交际活动,绝不仅仅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机械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读者——这一在传统译论中往往被忽视的接受主体,他们在文化内涵、语言表达、思维方式上与原文读者的差异往往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读者作为一个不可缺少、与译者密切相关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作用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中，并通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考虑的诸因素，包括翻译动机、翻译材料内容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等方面体现出来。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读者的期待视野等方面，才能成功地传达原作中概念，从而成功地达到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江苏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