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为止，中央巡视组对10个省区市和3个单位的第二轮巡视反馈报告—“问题清单”已全部公布。这样，中央巡视组今年两轮巡视已全面完成。至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年4轮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常规巡视实现“全覆盖”，还对7家中央单位、6家中央企业和两所部属高校进行了专项巡视。
　　对47个地方和单位4轮巡视发现的问题，具有惊人的“共性”，当然，“个性”问题这种“地方病”，包括一些新苗头新现象，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巡视揭示的这些问题，印证了中央对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巡视作为出鞘的利剑，确保了当下反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之成为最为严厉和管用的手段之一。
　　如今，巡视，整改，再次巡视，不断整改，将成为反腐败“新常态”，以实现“震慑、遏制、治本作用”的期望。

“老大难”问题的“病毒变异”

　　今年第二轮对10个省区市的常规巡视和3个单位的专项巡视所反馈的“问题清单”，延续了第一轮的“无遮无掩”。
　　观察13份“问题清单”，可以发现，被巡视对象存在的腐败问题、作风问题林林总总：既有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也有一些新情况;既有一些“共性”问题，也有存在于个别地方和单位的突出问题;既有中央反复强调明令禁止的问题，也有首次提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0个突出问题，即：巡视组均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到位，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存在问题，干部超配，小官贪腐，车房超标，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拉关系、搞团伙，干部亲属利用职权经商谋利，利用节庆和婚丧嫁娶收送礼金。
　　其中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和拉票贿选、买官卖官，就是最主要的“老大难”问题，当然，“老问题”中也已出现“病毒变异”。这些问题在这轮被巡视的地方和单位可以说普遍存在。
　　官商勾结具体表现在权钱、权色交易，官商两方“勾肩搭背”，勾结成“官商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一方设租寻租，一方钱色上供，达成利益勾兑。中央巡视组对多个省区市的巡视都发现这一腐败现象。反馈称，黑龙江“一些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江蘇“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腐败干部普遍存在权色交易问题”;河北“个别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
　　利益输送作为一种隐性腐败，“名目繁多”，最基本的形式则是官官交易、亲属和关系人违规经商办企业，以及“自肥”。巡视发现，四川“一些领导干部……形成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广西“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及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反映集中，对一些地厅级主要负责人反映比较突出”;黑龙江“有的贱卖国有资产、向关系人输送巨额利益，有的亲属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谋利，有的生活腐化、为情妇经商谋利提供方便”;上海“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文广系统有的单位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在一汽，也存在着领导干部亲友围绕集团经商办企业问题。
　　体育总局和中国科学院则存在“自肥”—兼职现象，前者是“兼职普遍，利益关系复杂”，后者也被要求规范在职干部兼职行为。
　　河北某些领导干部的利益输送，既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政治上，反馈报告称“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为亲友经商谋利现象普遍”，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存在安排照顾干部亲属、违规进人”等问题。浙江则除了“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问题反映集中”，还被发现手段隐蔽的“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问题，显见利益输送出现“病毒变异”。
　　这一轮巡视还指出一些地方存在“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反馈称，部分省市县乃至乡镇的书记，易在管辖范围内形成自己的“山头”，向河北的通报中就明确要求当地抵制“山头主义”。有的干部则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比如，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四川“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一些领导干部一度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河北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黑龙江也存在重人情、拉关系、不讲原则的风气。
　　虽然“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并非“新品种”，然而这是巡视首次指出这种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的不良政治生态，直刺“暗疮”。的确，这些年，有的领导干部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看能抱上谁的大腿。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往往造成“窝案”、“串案”甚至“塌方式腐败”。
　　“能人腐败”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江苏的反馈中即指出该省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只要经济搞上去，就一俊遮百丑”，一些“能人干部”趁机寻租牟利。

瞄准“特定人物”和“重点人群”

　　这些“老大难”问题，虽然在被巡视地方和单位的占比不一定最高，但问题的“久治难愈”却是相当严重。与此同时，其他诸如干部超配、带病提拔、小官贪腐（小官巨贪）、汽车和办公用房超标之类的问题，在前3轮巡视中都或多或少地被发现并被指出。
　　观察后可以发现，4轮巡视都非常精准到位，锁定了腐败“高发领域”和“易发部位”，瞄准了“特定人物”和“重点人群”。
　　4轮巡视均查找出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矿产开发、政府采购和科研经费、民生资金等领域和部位存在着腐败，几乎涉及所有被巡视地方和单位。这说明，这些领域和部位确是当前腐败的“高发区”和“重灾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施以“大剂量药石”。同时，党政、企业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一把手”）和基层干部违纪违法严重，且“串案”、“窝案”频发，也是4轮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高发，显然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 　　2013年第一輪巡视过程中，中央巡视组就发现，一些地方对“一把手”的管理监督不到位，个别领导干部信念动摇、思想滑坡、道德失范。在此后的3轮巡视中，这一问题屡被提及。几轮巡视分别提到，有的地方对省直机关和地方“一把手”监督不够有力，党政“一把手”连续发案，今年第一轮巡视还提到，“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数量多、危害大，且呈上升趋势。
　　基层干部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小官贪腐”（“小官巨腐”），出现“蝇小胃口大、官轻贪腐重”现象。巡视发现，超过1/4被巡视的地方和单位存在这个问题：有的地方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基层单位和农村干部腐败呈上升趋势，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突出;有的单位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基层腐败案件多发高发。今年第二轮巡视反馈中将其称之为“苍蝇式腐败”。这是由于某些基层单位和农村干部自认“天高皇帝远”，监管“鞭长莫及”，可以为所欲为。“苍蝇式腐败”大都发生在群众身边，且往往直接侵害群众利益，影响极坏。
　　与此同时，4轮巡视还发现，虽然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整治“四风”，但不少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顶风违纪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存在着边整边犯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是“玩风甚重”。
　　4轮巡视最大的“共性”是，反馈中全部出现了“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相关部门办理”这样一句话。寻找、发现领导干部腐败线索，像“挖掘机”式地挖出腐败分子，是巡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利剑斩腐的最直接表现。
　　今年第一轮巡视结束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被巡视地方和单位根据中央巡视组移交的线索查办的案件已达2076件，不少还在核查或即将立案。
　　今年第二轮巡视期间，还出现了中央巡视组还未撤离就已查处领导干部的现象，黑龙江、江苏和一汽集团等地方和单位便都如此。9月25日开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多份官员被查的通报都出现“在中央巡视组指导下”的表述，进一步突出了巡视的震慑作用。

巡视对地方的影响

　　中央巡视组“问题清单”开列之详尽、措辞之犀利，都是前所未有，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2013年巡视反馈中还较多出现“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点到为止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规范”的概括表述，像“作风不够深入”、“素质需进一步提高”等或多或少还显“委婉”。4轮巡视下来，揭示的问题越来越翔实具体和有针对性，无论是老的、新的，变异的、隐藏的，都未能逃脱巡视的“眼睛”，用词也越发尖锐犀利。
　　需要提及的是，巡视整改建议用语也悄然转变。比如，从2013年笼统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到今年的“省委和纪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即“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两个责任”），巡视已不仅仅局限于查找和发现问题，而更多地从体制机制等层次上“对症下药”。巡视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地推进，目标也在层层递进。
　　中央巡视组对多个地方和单位指出了存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到位”的问题，这句话，看似较“虚”，然而“分量”很重，是敲了重重的“木鱼”。今年被第二轮巡视的地方和单位，“一把手”均亲自“督战”整改工作。
　　当然，整改如果表面应付或阳奉阴违，将遭到严肃问责。对于整改，中央指定了专门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紧盯着。它负责跟踪了解、督查督办整改工作，对整改事项不完整、措施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的，提出进一步整改要求。如果不按要求整改，特别是因落实不认真、成果运用不到位又发生重大问题的，严肃追究责任。此外，巡视还有可能会杀“回马枪”。
　　从这个意义上说，巡视对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影响是巨大和深刻、深远的。更进一步说，巡视，整改，再次巡视，不断整改的“新常态”，也就是不仅确保腐败蔓延势头被有效遏制，更使“两个责任”落地生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得到切实落实，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生态，从而彻底改变一个地方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面貌，最终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