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十一月十八日，冬至，浙江山阴终日阴霾，下午稍寒，有霁色，深夜冷甚。虚岁二十的下第秀才李慈铭，在夏日晒得要死冬日又如冰窟的书房中正读《后汉书》。到卷六十三，纵是温习，心仍怦怦乱跳，不能自已，遂成诗：
　　严冬夜气肃，坐读李、杜传。二公志匡国，岂计死难。忠言留史书，寸心与不烂。开编对正色，金石立可贯。中流悬一壶，万古竟长旦。回复涕泗下，孤愤触羁贱。悲风起中宵，静听万物战。吾心出光明，短檠一灯敛。奇节在天地，读书兆忧患。名士固不祥，惨恻迫世乱。杀身以成仁，卑末无自见。更鼓阑，掩卷起三叹。（《越缦堂日记》）
　　这里的李、杜，说的是东汉的儒臣李固、杜乔。他们是为了国家社稷敢于对抗权臣甘冒身死的典型。他们都明知人生中不可调和的冲突：“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但他们的选择是：“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李杜列传·论》）
　　写下这段文字不易，拿生命来实践更是违背生物学的本性。但在崇尚气节之东汉，以身殉道真的为数非鲜，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非只是写在纸上的玩意儿。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真如一首正气磅礴的长诗，可惊天地而泣鬼神。坚强的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易于制造崇高的悲剧，同时也更容易打动人们的心。李慈铭的那首诗虽然不十分高明，但是他自述平生“最爱《后汉书》，昕夕不去手”，道出了他的独特情怀——他不能更衷心地喜爱那部倾向更为复杂其实也更为深沉伟大的《史记》。面对茫茫无边的黑暗，唯有一颗心明亮如故，奋然与之抗争，哪怕悲风肃杀，万物颤栗，那颗明亮的心烛虽摇曳不已，仍屏息凝神，不服不屈，试图呼唤天地中的一切团结一起，抗拒黑暗。李诗正表达了这个催人涕下的意象。
　　吕思勉认为，中国文化在两汉之间有一大转变。西汉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全面攻击。东汉以后，此类议论，渐不复闻（《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194页）。确实，他抓住了西汉思想转变的关节点。在王莽托古改制失败后，儒家唯有高举道德旗帜，以此来延续士人传统的一线命脉，所以道德建设自刘秀始则为举义的士大夫军队所遵循，当政后更是动用国家权威和机关予以培植。赵翼言：“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光武帝刘秀“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刘秀转移一代风气，继之的明帝能亲自讲学。士子习学成风，开门授徒达千余人的大儒史不绝书。其次，是建立支撑道德建设的制度。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生，汉武帝时定为五十人，汉质帝时则增到三万多人，且延续至东汉末。东汉的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皆有考察任用人才的权力和义务。考察人才不是光看他对儒家经典把握的广度和深度，更是注重他在社会实际中的言行。在一个交通落后、媒介缺乏的农业社会，人们的口头评价及其传播的广度自然而然地成为主要标准。饱学及尊奉、践行儒家学说者，必有机会名动天下，甚至被拜为三公。东汉政治在历代不算好，关键是除了前面两三个外，其余的皇帝或小不更事、或昏庸无能。但是东汉社会的正气，那种为了正义甘愿牺牲的情怀，却一直为后代所仰慕。这种看法不仅为李慈铭独有，更是历代大儒司马光、朱熹、顾炎武、王夫之等的共识。司马光说：“自三代即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王夫之也说：“东汉三代以下称盛治，莫有过焉。”（《读通鉴论》卷六）。顾炎武更是用一句《诗经》中的诗句高度概括了东汉士大夫的气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知录·两汉风俗》）
　　然而东汉王朝毕竟崩溃。作为一个在百姓中有着天授合法性的历时弥久的王朝，它在实际灭亡后又借用别的形式苟延残喘了许多年（曹操即是深谙其中奥秘的高手）。但道德终究不能挽救政治。而且在政治崩溃的时候，众人不能不发现其实道德也早已崩溃。今天看其道德的崩溃，真的是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的。
　　首先，是道德能不能抵抗现实政治权力。是的，我们承认道德可以抵御政治腐败。但是道德是软实力，政治则掌握杀头的权力。两者相较，孰为胜？从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至少在印度，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现实统治者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宗教的。但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以支持儒家的意识形态对抗皇权的系统：“天人感应”暧昧难言，法律仅仅是帝王应时的工具（“前王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杜周语），所有的官位、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均为君主所赐。如此，道德纵然良好，又如何抵御无所不在的权力？道德不是好好先生，不是中庸之道。王符《潜夫论·贤难》就说：“忠正之言，非徒誉人而已也，必有触焉。”它不是专说人家好话的，它一定要触犯不道德者的利益。到了这个人家要整你的时候，哪怕是皇帝了解你都没有用。晁错、京房不是都见知于皇帝后来皆死于非命吗？我们看东汉众多的名士抨击奸佞，前赴后继，终究难以抗拒权力的淫威。
　　其次，更为隐秘且可怕的，是节操之士的败坏节操。这不是指那种骗子：将爵位等让给弟弟、博取重义之名，然后再通过别的途径拿回，名声、实利一个都不缺少。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中专门说到不止一个这样的人。这里更应该提到谭嗣同歌咏过的“望门投止”的张俭。他劾奉中常侍侯览，侯览反告其为党，于是发文搜捕。张俭望门投止，追捕者蹑踪而至，将收留过张俭的家族疯狂杀戮，“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列传》）。即使是你为真理不顾一切，但是你不顾一切的手段不就在伤害你自己的目的吗？敢于以真理抗争强权的士人固然需要无比的自信，但缺少自我反思和批判的道德之士有时更会极端地伤害道德。至于节操之士意气用事、行事失误的更是史不绝书，最著者如窦武、陈蕃尽诛宦官之议，激起宦官中的良善之辈如朱瑀的奋起还击：“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窦、陈反被诛杀。
　　最后，制度的磨损亦是东汉道德崩溃的一大缘由。如果今人指责古代中国有好人没有好制度，那根本无需一辩，因为说这等话的人全然无知。古代中国设计过多少立意深远的良好制度？更应关注的是这些良好的制度为何很快地磨损，堕落为与其原意相左甚至相反。如东汉，前面所提到的制度有二：办学与察举。办学制度改变不大，所以东汉经学成绩斐然。相比起教育，察举自然更为关键，那是“学而优则仕”的根本途径。察举是看你的优异行为，参考社会公论。但是优异行为可以伪装，再进一步是完全可以虚构，不就是一支笔写来写去的事么？社会公论也是一般，“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何况公论又有什么数据保证，又用什么手段认定？一切一切最后全由察举者自己说了算。尽管对察举者本人的行为也有事后的处分追溯，但是面对一个强权者或一个送礼者的请托，只要是够分量，日后的事情只能先不去想。更有甚者，是买官卖官的风气大盛。拿钱买出来的人才，他上任后首要之事，除了捞钱补回成本再求得利外，还能要求他治国平天下吗？所以葛洪在评论灵、献之世的官员选拔时说：“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故时人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抱朴子外篇·察举》）“免治生”者，勉力捞钱过日子者也！而在这一过程中，公众舆论的表面性和绝对性，有时也帮着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