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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末五代、宋、辽时期的“官”字款白瓷是京、津、冀地区普遍出现的瓷器式样。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地区“官”字款白瓷出土量的不断增大，其也成为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便是“官”字款白瓷的代表性器物，其窑口应当为定窑，年代为北宋早期，“官”字款的性质很可能是用以区分民窑的符号。京、津、冀地区出土及传世“官”字款白瓷达十余件，此类具有流通性质的官方订制瓷将河北省的定窑窑场与京、津地区人们的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
【关键词】“官”字款 定窑 天津博物馆 京、津、冀地区
对唐末五代、宋、辽时期带有“官”“新官”款白釉瓷器的研究至今仍是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的一个课题。在北京、河北、天津这一地域范围内，带有“官”“新官”款的白釉瓷器出土、存世量较多，器形丰富，是具有地域性的典型遗存。在众多“官”字款白瓷中，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颇具代表性（见图1）。二者在器形、尺寸、釉色等方面几乎一致，但文物信息尚存缺失，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其窑口、年代等问题进行判定。
一、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窑口和年代判定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1]，敞口，尖圆唇，斜腹，矮圈足，器底均刻划有一行书“官”字（见图2）。胎薄质坚，釉色洁白泛淡黄，施满釉，足底露胎。口径分别为19.8厘米和19.9厘米，足径分别为7厘米和7.2厘米，高分别为5.7厘米和6.3厘米。从其瓷胎、釉色来分析，笔者认为其基本符合定窑白瓷的特征，窑口应为定窑，并将其年代推定为北宋早期。
“官”或“新官”款白釉瓷器主要出现在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目前这类白瓷多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定窑窑址[2]和一些辽代墓葬、塔基[3]之中，而在邢窑窑址所在的河北省邢台地区[4]也有少量发现。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产地大致也应在定窑、邢窑或辽窑的范围内进行辨析。
邢窑制瓷的鼎盛时期是唐代，比定窑始烧年代要早。由于两个窑口的距离较近，因此常出现互相模仿的现象。学术界也称为“邢定不分”。五代、宋初时期，“官”字款白瓷在两个窑口范围地区都有发现，虽然各要素都基本相似，但仍有些许差别。“定窑施釉不如邢窑均匀，尤其是碗外壁釉面往往高低不平或有所谓‘泪痕’现象”[5]。“泪痕”即积釉，是定窑白瓷非常显著的特征。在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外壁釉面上，也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均匀的积釉现象。而该碗釉面还有一些凹凸点状物，应是胎体杂质的表征，这与胎体细致的成熟邢窑瓷器有一定差距。
辽窑指的是“辽瓷窑系”，即在辽代烧造的具有契丹民族风格的瓷器，主要窑址包括赤峰缸瓦窑、辽阳冮官屯窑和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等。辽窑中的白釉瓷器，一般称为“辽白瓷”，以仿定窑白瓷为主，“一般都胎质较粗，挂粉衣而施乳白釉，覆烧法不太通行，支足多用土球”[6]。由于胎质较差，瓷胎表面多施加化妆土。辽窑白瓷一般器底露胎，如辽韩佚墓白釉碗（M3：26）[7]。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胎质较纯净，釉色洁白，无化妆土，瓷化程度较高，器底施满釉，圈足规整，无“土球”窑具的支痕，与“辽白瓷”的基本特征不符。此外，在辽代缸瓦窑窑址中曾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窑具，但并未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瓷片[8]，因此，目前看来带有“官”字款的白瓷与辽窑并无直接关系。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应为定窑器物。早期定窑正处于五代、宋初时期，受邢窑影响较深，因此，定窑白瓷胎体较薄，釉色洁白，但在制瓷工艺上仍不甚成熟，往往瓷胎中存留一定杂质。
笔者之所以将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年代推定为北宋早期，理由有二：第一，定窑在北宋中期开始使用“覆烧法”制瓷，碗口沿处一般无釉，形成“芒口”。而该碗口沿处亦施釉，烧造方法明显为一匣一装的“仰烧法”，与北宋早期定窑烧造方法一致。第二，定窑在北宋中晚期烧窑原料发生变化，由烧柴变为烧煤，这导致定窑白瓷釉色呈牙白色。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釉色洁白，微泛黄，釉质光洁，符合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的釉色特征。
二、定窑白瓷中“官”字款的性质
对于定窑白瓷中“官”字款性质的研究，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仍然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论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结合新的考古资料重新对“官”字款的性质进行论证。其中，一种观点指出“官”字款与北宋宫廷的“太官署”相关[9]。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小误不安之处，有必要就“官”字款的性质进行辨析。
首先，从五代、北宋时期瓷器底部的刻画铭文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种：其一为表地点，其二为表机构。表示地点的铭文有“盈”（大盈库）、“五王府”等；表示机构的铭文如“尚食局”“尚药局”等。如果“官”字款代表北宋“太官署”这样的内廷机构，则应遵循于机构铭文的全称制式，不应使用简称。此外，该学者使用1997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太官”款青瓷碗作为“太官署”瓷器的依据。[10]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岳州窑在唐末已经趋于衰落，北宋朝廷应不会为内廷机构选择这样的窑口作为贡瓷。即便岳州窑“太官”款青瓷为“太官署”的订烧瓷，北宋朝廷也不应延续前朝的窯务行为。其次，白瓷除了“官”字款外，还有“新官”款，且在五代时期“新官”款较多，宋代“新官”款较少。倘若二者的确有关联，即表示新、旧之异，那“太官署”的论断是无法解释“新官”款的含义的。
亦有学者指出，“从定窑带字的器物看，其作用主要是为了说明用途”[11]，笔者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具体分析“官”字款的含义，就应对定窑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烧造和流通情况进行分析。实际上，“五大名窑”中的定窑并不是宋代的御用官窑，但它却充当过贡瓷的角色。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二中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12]。“时”字说明在北宋晚期以前，定窑瓷器曾是皇家、宫廷使用的器物。明代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卷七中记载，“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画花者最佳，素者亦好，亦有绣花者次之。宋宣和、政和间窑最好，但难得成队者”[13]，可见定窑分“粗瓷”和“细瓷”两种。因此，北宋时期的定窑是一个“官搭民烧”的窑口。由于这样的窑务制度，使定窑瓷器具有了官方订制的性质，也为其在岁贡、贸易中广泛流通提供了可能。 笔者认为，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应是具有流通性质的官方订制瓷，“官”字款的性质很可能是用以区分民窑的符号。从辽墓或塔基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一般均产于定窑，如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莲纹白瓷盖罐”（“官”字款）[14]就与很多精美的越窑青瓷出土于同一遗迹单位，可见“官”字款白瓷很可能与宋辽两国间的“岁贡”有关；再如，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白釉刻花“官”字款盖，便是定窑白瓷贸易至北京地区的实物见证。“官”“新官”款的白瓷在铭文字体上均为行书，笔划较为随意，呈类似于符号的形态，这与“官”字款的性质是吻合的。
三、余论
京、津、冀地区是“官”“新官”款白瓷的主要出土地区，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该地区制瓷业发展的区域性格局已经越发显现。笔者对京、津、冀地区部分带有“官”“新官”款白瓷进行统计，对该类白瓷烧造、流通的状况稍作分析。
据统计（见附表），河北省地区出土带有“官”“新官”款的白瓷为11件，北京地区出土该类白瓷为2件，天津地区发现传世的该类白瓷为2件。该区域出土器物器形丰富，以碗、盘、盖罐为主[15]。
河北省定州地区作为定窑烧造的核心区域，出土“官”“新官”款白瓷的数量较多，因此，将该类白瓷窑口认定为定窑的判断应是准确的。北京、天津地区虽然出土该类白瓷的数量较少，但出土地均集中于辽代墓葬和塔基位置，“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白瓷可能为曲阳定窑烧造”[16]，突出了该类白瓷的流通的特性，而无铭文的定窑白瓷在上述地区大量存在[17]，也印证了北宋定窑在贸易中范围之广。“官”字款白瓷作北宋具有流通性质的官方订制瓷，将河北省的定窑窑场与京、津地区人们的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 ■
注释：
[1]天津博物馆.发现契丹——辽代文物精华展[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
[2]杨敬好.曲阳定窑遗址古墓发现的刻铭白瓷碗[J].文物春秋，2009（6）.
[3]彭善国.定窑瓷器分期新探——以辽墓、辽塔出土资料为中心[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2）.
[4]李军.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J].文物春秋，2005（5）.
[5]李辉炳.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3）.
[6]李文信.辽瓷简述[J].文物参考资料，1958（2）.
[7]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4（3）.
[8]洲杰.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J].考古，1973（4）.
[9]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C]；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10]权奎山.唐五代时期定窑初探[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4）.
[11]叶喆民.隋唐宋元陶瓷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112.
[12]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 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23.
[13]王佐撰.新增格古要论[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251.
[14]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7（11）.
[15]统计数据来源于张柏主.中国出土瓷器全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J].考古，1962（5）.
[16]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J].文物参考资料，1956（11）.
[17]赵磊.天津地区出土瓷器初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长春：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10.
（作者单位：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关键词】“官”字款 定窑 天津博物馆 京、津、冀地区
对唐末五代、宋、辽时期带有“官”“新官”款白釉瓷器的研究至今仍是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的一个课题。在北京、河北、天津这一地域范围内，带有“官”“新官”款的白釉瓷器出土、存世量较多，器形丰富，是具有地域性的典型遗存。在众多“官”字款白瓷中，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颇具代表性（见图1）。二者在器形、尺寸、釉色等方面几乎一致，但文物信息尚存缺失，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其窑口、年代等问题进行判定。
一、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窑口和年代判定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1]，敞口，尖圆唇，斜腹，矮圈足，器底均刻划有一行书“官”字（见图2）。胎薄质坚，釉色洁白泛淡黄，施满釉，足底露胎。口径分别为19.8厘米和19.9厘米，足径分别为7厘米和7.2厘米，高分别为5.7厘米和6.3厘米。从其瓷胎、釉色来分析，笔者认为其基本符合定窑白瓷的特征，窑口应为定窑，并将其年代推定为北宋早期。
“官”或“新官”款白釉瓷器主要出现在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目前这类白瓷多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定窑窑址[2]和一些辽代墓葬、塔基[3]之中，而在邢窑窑址所在的河北省邢台地区[4]也有少量发现。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产地大致也应在定窑、邢窑或辽窑的范围内进行辨析。
邢窑制瓷的鼎盛时期是唐代，比定窑始烧年代要早。由于两个窑口的距离较近，因此常出现互相模仿的现象。学术界也称为“邢定不分”。五代、宋初时期，“官”字款白瓷在两个窑口范围地区都有发现，虽然各要素都基本相似，但仍有些许差别。“定窑施釉不如邢窑均匀，尤其是碗外壁釉面往往高低不平或有所谓‘泪痕’现象”[5]。“泪痕”即积釉，是定窑白瓷非常显著的特征。在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外壁釉面上，也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均匀的积釉现象。而该碗釉面还有一些凹凸点状物，应是胎体杂质的表征，这与胎体细致的成熟邢窑瓷器有一定差距。
辽窑指的是“辽瓷窑系”，即在辽代烧造的具有契丹民族风格的瓷器，主要窑址包括赤峰缸瓦窑、辽阳冮官屯窑和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等。辽窑中的白釉瓷器，一般称为“辽白瓷”，以仿定窑白瓷为主，“一般都胎质较粗，挂粉衣而施乳白釉，覆烧法不太通行，支足多用土球”[6]。由于胎质较差，瓷胎表面多施加化妆土。辽窑白瓷一般器底露胎，如辽韩佚墓白釉碗（M3：26）[7]。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胎质较纯净，釉色洁白，无化妆土，瓷化程度较高，器底施满釉，圈足规整，无“土球”窑具的支痕，与“辽白瓷”的基本特征不符。此外，在辽代缸瓦窑窑址中曾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窑具，但并未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瓷片[8]，因此，目前看来带有“官”字款的白瓷与辽窑并无直接关系。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应为定窑器物。早期定窑正处于五代、宋初时期，受邢窑影响较深，因此，定窑白瓷胎体较薄，釉色洁白，但在制瓷工艺上仍不甚成熟，往往瓷胎中存留一定杂质。
笔者之所以将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年代推定为北宋早期，理由有二：第一，定窑在北宋中期开始使用“覆烧法”制瓷，碗口沿处一般无釉，形成“芒口”。而该碗口沿处亦施釉，烧造方法明显为一匣一装的“仰烧法”，与北宋早期定窑烧造方法一致。第二，定窑在北宋中晚期烧窑原料发生变化，由烧柴变为烧煤，这导致定窑白瓷釉色呈牙白色。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釉色洁白，微泛黄，釉质光洁，符合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的釉色特征。
二、定窑白瓷中“官”字款的性质
对于定窑白瓷中“官”字款性质的研究，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仍然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论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结合新的考古资料重新对“官”字款的性质进行论证。其中，一种观点指出“官”字款与北宋宫廷的“太官署”相关[9]。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小误不安之处，有必要就“官”字款的性质进行辨析。
首先，从五代、北宋时期瓷器底部的刻画铭文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种：其一为表地点，其二为表机构。表示地点的铭文有“盈”（大盈库）、“五王府”等；表示机构的铭文如“尚食局”“尚药局”等。如果“官”字款代表北宋“太官署”这样的内廷机构，则应遵循于机构铭文的全称制式，不应使用简称。此外，该学者使用1997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太官”款青瓷碗作为“太官署”瓷器的依据。[10]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岳州窑在唐末已经趋于衰落，北宋朝廷应不会为内廷机构选择这样的窑口作为贡瓷。即便岳州窑“太官”款青瓷为“太官署”的订烧瓷，北宋朝廷也不应延续前朝的窯务行为。其次，白瓷除了“官”字款外，还有“新官”款，且在五代时期“新官”款较多，宋代“新官”款较少。倘若二者的确有关联，即表示新、旧之异，那“太官署”的论断是无法解释“新官”款的含义的。
亦有学者指出，“从定窑带字的器物看，其作用主要是为了说明用途”[11]，笔者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具体分析“官”字款的含义，就应对定窑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烧造和流通情况进行分析。实际上，“五大名窑”中的定窑并不是宋代的御用官窑，但它却充当过贡瓷的角色。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二中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12]。“时”字说明在北宋晚期以前，定窑瓷器曾是皇家、宫廷使用的器物。明代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卷七中记载，“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画花者最佳，素者亦好，亦有绣花者次之。宋宣和、政和间窑最好，但难得成队者”[13]，可见定窑分“粗瓷”和“细瓷”两种。因此，北宋时期的定窑是一个“官搭民烧”的窑口。由于这样的窑务制度，使定窑瓷器具有了官方订制的性质，也为其在岁贡、贸易中广泛流通提供了可能。 笔者认为，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应是具有流通性质的官方订制瓷，“官”字款的性质很可能是用以区分民窑的符号。从辽墓或塔基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一般均产于定窑，如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莲纹白瓷盖罐”（“官”字款）[14]就与很多精美的越窑青瓷出土于同一遗迹单位，可见“官”字款白瓷很可能与宋辽两国间的“岁贡”有关；再如，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白釉刻花“官”字款盖，便是定窑白瓷贸易至北京地区的实物见证。“官”“新官”款的白瓷在铭文字体上均为行书，笔划较为随意，呈类似于符号的形态，这与“官”字款的性质是吻合的。
三、余论
京、津、冀地区是“官”“新官”款白瓷的主要出土地区，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该地区制瓷业发展的区域性格局已经越发显现。笔者对京、津、冀地区部分带有“官”“新官”款白瓷进行统计，对该类白瓷烧造、流通的状况稍作分析。
据统计（见附表），河北省地区出土带有“官”“新官”款的白瓷为11件，北京地区出土该类白瓷为2件，天津地区发现传世的该类白瓷为2件。该区域出土器物器形丰富，以碗、盘、盖罐为主[15]。
河北省定州地区作为定窑烧造的核心区域，出土“官”“新官”款白瓷的数量较多，因此，将该类白瓷窑口认定为定窑的判断应是准确的。北京、天津地区虽然出土该类白瓷的数量较少，但出土地均集中于辽代墓葬和塔基位置，“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白瓷可能为曲阳定窑烧造”[16]，突出了该类白瓷的流通的特性，而无铭文的定窑白瓷在上述地区大量存在[17]，也印证了北宋定窑在贸易中范围之广。“官”字款白瓷作北宋具有流通性质的官方订制瓷，将河北省的定窑窑场与京、津地区人们的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 ■
注释：
[1]天津博物馆.发现契丹——辽代文物精华展[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
[2]杨敬好.曲阳定窑遗址古墓发现的刻铭白瓷碗[J].文物春秋，2009（6）.
[3]彭善国.定窑瓷器分期新探——以辽墓、辽塔出土资料为中心[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2）.
[4]李军.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J].文物春秋，2005（5）.
[5]李辉炳.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3）.
[6]李文信.辽瓷简述[J].文物参考资料，1958（2）.
[7]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4（3）.
[8]洲杰.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J].考古，1973（4）.
[9]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C]；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10]权奎山.唐五代时期定窑初探[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4）.
[11]叶喆民.隋唐宋元陶瓷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112.
[12]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 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23.
[13]王佐撰.新增格古要论[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251.
[14]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7（11）.
[15]统计数据来源于张柏主.中国出土瓷器全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J].考古，1962（5）.
[16]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J].文物参考资料，1956（11）.
[17]赵磊.天津地区出土瓷器初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长春：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10.
（作者单位：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