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伪满地方行政机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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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苏醒(198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讲师,主研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方政权研究》(项目编号:10552220)。
  [摘要]伪满的地方行政机构,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从建立到灭亡,曾多次进行所谓的改革和调整。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较重大的改革有三次,即1934年、1937年和1940年的改革。每次调整都是依循日本对伪满政治、经济统治政策的变化和加深而进行的,都反映出日本对伪满统治在进一步加深。
  [关键词]伪满洲国;地方行政机构;演变
  [中图分类号]K26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1—0071—02
  
  伪满地方行政机构的演变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的加深而不断变化的,其目的在于为日本推行的所谓“大陆政策”服务,并最终实现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野心。因此,对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都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在其整个侵略计划中的地位的认识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成为它发动并支持战争进行下去的后方基地,故1940年以后的调整更有利于其战争政策的推行。
  
  一、伪满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行政机构的调整主要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进行,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较重大的变革有三次,即1934年、1937年和1940年的调整。
  
  1.1934年的调整
  伪满实行帝制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各省的实力以利于殖民统治,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伪满洲国成立时,曾为伪满的建立立过汗马功劳的封建军阀、官僚等卖国贼在伪政府中担任了大小职务。而这些人在后来的工作中对真正掌握实权的日系官员越来越表现出不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一切权力的逐渐掌握,伪满洲国的基础已经巩固,对伪满的控制也几乎没有疏漏,日伪不必顾及弱化满系官员的不满,故着手对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重新进行调整。
  1934年10月1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新的《省官制》,将伪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分为十个省,将兴安省与热河省一部改划为四个省,总计在东北规划了十四个省。[1]新的省取消了由中央各部首脑兼任省长的做法,规定省公署也不再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而是作为中央与县旗之间的中间过渡机关而存在。明确规定地方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为国务总理大臣,省长直属于国务总理大臣,并接受其指挥和监督。
  设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和奉天、吉林、齐齐哈尔三个普通市,其中普通市在1936年4月1日起实施。[2]特别市受总理大臣直接监督,普通市首先由省长管辖并监督,其次受总理大臣监督。而实际上,各省的省长是直属于国务总理大臣的。因此,可以说无论是特别市还是普通市都直接隶属于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与监督之下。
  县行政是满洲国地方行政的基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将原来的县官制改为自治县制,加强县公署对县一级政权的管辖。旗与县属同一级行政级别,表面上由蒙古人为本位而施政,但实际上仍是由日本人把握实权。
  日伪为使“匪民脱离”,用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性保甲制度。1933年12月伪满颁布了《暂行保甲法》,1934年初又颁布了《暂时保甲法施行法》和《关于实行保甲法须知》,建立起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保甲制度。伪满宣称: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维持上,保甲制度的功绩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维持地方治安”的目的。[3]总之,此次改革把地方行政的最高权力收归中央,摧毁了伪满始建时所维持的势力分布格局,确立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基础。
  
  2.1937年的改革
  
  从伪满建立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实施殖民统治,但表面上还一直采取欺瞒手段,竭力把伪满洲国打扮成一个“独立国家”的姿态。但到1937年前后,随着全面侵华战争准备工作的就绪,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肆无忌惮地对伪满内部统治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以配合其更深的侵略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向来把东北作为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地来经营的。因而,这次调整是和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密切相关的。
  首先,在各级行政机构实行“分合增置”[4]。1937年将哈尔滨特别行政市改为普通市,并新增设安东、抚顺等10个普通市,同时还增设了牡丹江、通化两省。以填补其在此区域殖民统治的真空地带。
  其次,这次机构变动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伪中央各部及各省、县等机构中,普遍推行次长制。将各省的日本人总务厅长一律变为省次长,各县的日本人参事官一律变为副县长。虽然按法令规定,各次长都是副职,在各级机构中处于“辅佐”的地位,但是事实上一切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次长及副县长的手中。
  再次,为了加强对东北殖民地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原来保甲制的基础上还在城镇和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了“街村制”。1937年12月1日,日伪正式公布了《街制》与《村制》,并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23日,日伪又公布了《市街村自卫法》,将过去伪自卫团的“有薪制”改为“无薪制”。街村公署的官吏代替了保甲官吏,伪自卫团由雇用变为义务,从而加重了对民众的奴役。通过此次伪满行政机构的大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基本上达到了加强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的目的。
  
  3.1940年以后的改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把伪满纳入战争体系,日伪在东北地方的行政改革更为频繁。这次改组日本殖民者“基于以矿工部门重点主义为基础,物资调运的畅通,促进农产品的增产,振兴民生,以及强化协和会运动等……”[5]因此战时经济掠夺的目的更为突出。
  第一、加强对省、县一级地方机构的控制和集权。由于战争的需要,东部边境地区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因此,伪满洲国于1943年10月将东部边境三省即牡丹江、间岛、东安省合并,设立东满总省。西北部的兴安四省也合为兴安总省,取消四省建制,改设地区行署。于是地方行政管理,又有由十省向初期的四省制体制转化的趋势。同时各省设立省政议会,拥有省内事务的最高决策权。省政议会的组成为省行政首脑、省协和会首脑和省兴农合作社首脑,即所谓“三位一体”制。从而加强了协和会、兴农合作社在政治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县、旗一级也仿照省政省政议会的形式建立三位一体的决策机构。各省议会均在总务厅监督之下。
  第二、协和会组织地位的增强。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协和会组织机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各省省长兼协和会省本部长;各县、旗、市长兼协和会县、旗、市本部长;街、村长兼协和会分会长,旨在强化协和会与政府“表里一致”的关系。   第三、在农村中实施“国民邻保组织”。所谓“国民邻保组织”即在农村中设屯、牌组织,城市中设班、组组织,以班、组、屯、牌为“国民邻保组织”,组成“乡民邻保的互助生活的协同体”。实际上,它是战争形态下保甲制及街村制的进一步深化,即以伪县署、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三位一体”为核心,以镇压反满抗日运动为重点,以搜刮民财、掠夺地方资源为目的的基层统治机构。此后又推行“自兴村”建设,强化日伪当局对基层民众的控制,使地方行政机构同协和会的基层组织及金融合作社融为一体,形成了极为严密的法西斯统治体系。
  
  二、伪满地方行政机构调整的作用
  
  伪满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进行及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的加深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侵略战争,最大限度的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侵吞东北地区的丰富的物产资源,从而将东北地区纳入它的殖民地的范围,它对伪满的经营是煞费苦心的。
  第一、伪满行政机构的多次改组,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殖民统治,同时也完全暴露了它所标榜的支持东北“自治”的谎言。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殖民者一再声称要帮助东北地区打破封建的旧体制,建立新的法治国家。然而当殖民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日伪统治者便撕开了它伪善的面纱,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一再扩大其在地方行政机关的职权,这使得伪满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殖民权力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这样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加强法西斯统治和经济掠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第二、通过不断的机构调整,彻底改变“满蒙”的经济结构,使之与日本成为共同的经济体系,继而强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把东北地区变成日本对外战争的战略物资基地。1937年的改革中设立次长制,次长成为各级行政机构中真正掌权的官员,也由此决定,各级行政机构中的经济大权也一并落入日本人之手。定期的次长会议,是决定伪满洲国侵略方针的最重要的会议。而属于重要的侵略政策,在临时日籍次长会议上策划和决定的是不让中国官吏知道的。如1941年7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略苏联的计划(简称关特演)命令伪满洲国大量积蓄战争物资并做好战争准备。[5]通过这样的会议,日本侵略者不用经过中国官员同意就直接将中国东北作为它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从而实施了最为彻底经济侵略。
  第三、日伪政权的机构调整是随着其大陆政策的推进而不断进行的,无论是各省、市的分合重置还是在乡村的街村制乃至把伪满政权引入战时体制,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在中国东北的演绎。因此,日伪对伪满地方政权机构的调整是为其侵略政策的推行服务的,其目的在于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继而为其更大规模的侵略打下基础。
  
  [注 释]
  ①②④⑥伪满傀儡政权[c]//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446,447,332.
  ③伪满洲国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中文本)CM].218.
  ⑤[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满洲国史(分论上)[M].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内部发行,1990:20.
  
  [参考文献]
  [1]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CM3.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2]文裴.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EM3.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3]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4]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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