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青春在四川荒草坪度过。
小时候，母亲扯回来一块红布，用剪刀裁剪成長方形对折，用针线缝起来，再缝上二指宽的红布条，左右各一根，做提带。这就是我的书包，里面放上铅笔、书本、橡皮擦，装进母亲的期待和我的梦想。我提在手里，快快乐乐地跑向学校。
我的青春常常被土地攥住。我扛犁铧躬耕，打成格子，栽上瓜苗，种上小麦、玉米、高粱、栗子、豆类和垄成苕塄。青青的麦苗，一朵朵瓜蒂豆荚，玉米金黄的牙齿，红红火火的高粱，是青春的颜色，灰头土脸的地瓜也是青春的另一种着色。我也常常被亩田攥住，挽袖扎裤，扶犁翻耕，载耙耙田，扶泥糊边，浑身沾满泥巴。弯腰插秧，弯腰割谷，弯腰翻晒。常常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被雨水淋成落汤鸡，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被霜雪臃肿 ，或是生出冻疮。
我常常用半截蜡烛，点亮深夜，影子趴在柜台上，用一支铅笔勾画课桌、黑板，勾画操场，勾画旗杆下的讲台，勾画讲台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勾画着梦想……
我的青春很羞涩。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总有做不完的农活，这些我都得抢着干，干完了才能够读书。我用铅笔在一张张草纸上，练习写作，用我手写我心。
那时候投稿，我都是先用废旧纸写草稿，觉得满意了，再用圆珠笔清腾到作文本纸的方格里，小心翼翼地拔掉订书钉，将清腾好的文章折叠成长方形，装进信封里，糊上浆糊，贴上一张张方方正正，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邮票，投进绿色的邮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第一篇散文随笔写的是人们朝庙敬拜的菩萨。《菩萨》这篇文章被河北的著名期刊《袖珍文学》刊发了。主编央泽在给我邮寄样刊的回信里这样写道：“文章朴实无华，读来倍感亲切，将菩萨的形象与人们的内心世界跃然纸上。”文末，还要求我邮寄两张半身照，说用以吸收我为《袖珍文学》特约作者所用。于是，我便有了第一份刊物的特约作者证，里面有我一张黑不溜秋的不修边幅的半身照，照片上盖着红通通的《袖珍文学》印章。
后来，有杂志向我发出就读北京某作家班的通知书，因为这，我和二哥抱头痛哭了一阵子：因为家里兄弟姐妹一大屋，十口人之家，玉米几分钱一斤，无法去读北京两年要一万多元钱的某作家班，也无法去安徽的未来作家学院学习，喜讯变成了至今难忘的伤痛。
2004年3月，我收到了北京某文学颁奖典礼通知，西装是借的，公文提包是供销社铁哥送给我的，路费也是铁哥借给我的，穿着妈妈做的灯草尼布鞋，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去北京，点燃我的文学梦想。我下了地铁，东问西问才到了海淀的水磨新区，寻找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了组委会。我的眼神随着当代著名诗人叶文福的演讲手势转动，随着叶文福的粉笔，在黑板上圈圈点点，波澜起伏。会场不时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许多老师上去和叶文福老师签名，合照留念。因为他们大多是衣冠楚楚，头发油光闪亮，皮鞋光彩照人，看看自己一副寒酸样，我只能够在一旁羞涩地坐着，不敢上前恭请叶文福老师签名，更加不敢有太多的妄想。颁奖照相后，大家相互交换名片，我居然不知道名片是个什么东西，不时地搓动穿着灯草尼布鞋的双脚。
回来后一有空我就看书学习。晨把太阳拉出，夜把月亮拉弯。土地给予我太多体验，生活给予我太多的素材。我托人从几十公里外的镇上新华书店买回几本方格稿纸，一张也舍不得浪费。一篇文章、一首诗歌常常要用多个废旧的信封背面作为草纸，确定无误满意后才用稿纸一笔一画地书写工整。
没有想到，北京文学研讨会回来后，我写的第一首诗歌《农夫》、第一篇文章《我与猪崽同乐》，获得了北京读书征文三等奖，《农夫》上了《今日南部》杂志，还有几块钱的稿费。随后，各地方的邀请函、约稿函雪花般飞来。我不时地照着名片上的地址给那些只在报刊上见过名字的老师，写信问候与交流。当他们问及我的时候，我回答说，我依然是个农民，依然日出而作日落归，在深夜里点燃蜡烛，拨亮油灯爬格子——那一封封颤颤抖抖的信封里，有我的青春与梦想。
我的青春还曾经是父亲的钢钎。每当父亲撬石头撬不动时，我就得握着那根被父亲的手磨去铁锈的钢钎，给父亲做帮手：父亲在前面喊着号子，大哥二哥站左右两边，我在后面用钢钎用力跟，等到父亲号子停下来，我又得拿着胳膊大小约60厘米长短的木头，塞进石头下面做滚筒，这样赶石头省力。等我放好滚筒、拿着钢钎跑到后面的时候，父亲又喊起号子来。我们一起喊着号子一同用力一撬，石头便向前滑行。每撬一次石头，钢钎都会在我的手掌与十根手指上留下血泡，时间一长，就渐渐长成了厚厚的死茧。汗水这个家伙，也会在我青春的后背上晒盐绘画。
我的青春还曾经在一个黑夜，穿过二十多公里的山谷。
父亲是个石匠，他去剑阁县一带做手艺的时候，很多修房立屋的主家都是以一两根大碗粗细的柏树，作为父亲的工资待遇。树被父亲锯成两截，正料那截他扛着，树梢那截我扛着，我俩会穿过二十多公里的山谷，去镇上的集市卖。剑阁县一带的生态环境好，木料紧俏，一二根木料作为几天的工匠工钱，值。
父亲在剑阁一带做手艺的时间长了，木料也集得多了。有一天，父亲吩咐母亲早点煮饭，吃好了饭，我们便把一根根木头扛到屋后几百米远的公路上，由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将一根根木头系牢在比自行车轮胎粗的架车上。我俩每人一根绳子套在肩上，大哥二哥站两边，父亲在前面掌握方向。平路上我们一齐使劲拉，下坡路的时候，只父亲在前面，我们都要套着绳子往后拉着，不然的话父亲在前面就会把持不住。从晚上八点开始，我们沿着公路前行，一直走到凌晨五点多才能到李子口，还得加上两三公里的路程，才到木料市场。中途，父亲停下来休息，指着李子口说：“儿子，你就从这条山谷回去，这样近些。”
这条山谷我当然知道，那是我和父亲扛着木头经常走的，那都是白天走过的，弯弯绕绕，坡坡坎坎，九弯十八拐。每来一次木料市场，我的脚板就会多几个血泡，腿肚就会发肿。
我打着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入山谷。前方有几处闪烁的光点，像狼的眼睛，山谷里还不时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山谷与黑夜在我手电筒的灯光里，纵上纵下，时大时小，忽明忽暗，我全身上下都起满鸡皮疙瘩。
刚刚穿出山谷，我的手电筒就没有电了，我只得一人摸索着回家，一边摸索着，一边给自己打气：“不要害怕，没事的！”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到那穿越山谷的黑夜，我的青春又多了一点毛骨悚然的恐惧。
我的青春也把母亲训练成了一位生活的猎手。那段难忘的岁月，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母亲常常发愁，却也常常就地取材，变着花样地做。她挽一把麦草擦锅，把铁锅擦得光亮光亮的，再将搅和好的面浆，顺着铁锅沿用锅铲来回摊薄。这样出来的烫面均匀，口感好，然后一锅一锅的扯成小块，放到筲箕里，再倒上一小勺棉籽油，放到锅里熬沸，用锅铲将油往锅上泼，再把烫面倒下锅，放入葱、姜、蒜、豆瓣翻炒——棉籽油的味道，和着烫面的味道，从厨房弥漫到全村。
还有茴香叶与花椒嫩叶的味道——那是母亲的拿手好菜。母亲把姜剁成末末、蒜剁成末末，打上几个鸡蛋，放入味精、豆瓣、食盐，搅拌均匀。值得一提的是，面不能够搅拌得太黏稠，太黏稠，茴香叶与花椒叶片上的面就厚，会影响到茴香与花椒叶的嫩与鲜;太稀，花椒叶与茴香叶片上又没有面。最好的，是夹起来的叶片上裹住的面粉不多不少，煎炸出来的茴香叶与花椒叶，才能看得见花椒叶的嫩黄、茴香叶的青嫩，还有面粉的白、油盐酱醋的黑、豆瓣的红、油的金黄……这样就色香味俱全了。
小时候，母亲扯回来一块红布，用剪刀裁剪成長方形对折，用针线缝起来，再缝上二指宽的红布条，左右各一根，做提带。这就是我的书包，里面放上铅笔、书本、橡皮擦，装进母亲的期待和我的梦想。我提在手里，快快乐乐地跑向学校。
我的青春常常被土地攥住。我扛犁铧躬耕，打成格子，栽上瓜苗，种上小麦、玉米、高粱、栗子、豆类和垄成苕塄。青青的麦苗，一朵朵瓜蒂豆荚，玉米金黄的牙齿，红红火火的高粱，是青春的颜色，灰头土脸的地瓜也是青春的另一种着色。我也常常被亩田攥住，挽袖扎裤，扶犁翻耕，载耙耙田，扶泥糊边，浑身沾满泥巴。弯腰插秧，弯腰割谷，弯腰翻晒。常常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被雨水淋成落汤鸡，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被霜雪臃肿 ，或是生出冻疮。
我常常用半截蜡烛，点亮深夜，影子趴在柜台上，用一支铅笔勾画课桌、黑板，勾画操场，勾画旗杆下的讲台，勾画讲台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勾画着梦想……
我的青春很羞涩。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总有做不完的农活，这些我都得抢着干，干完了才能够读书。我用铅笔在一张张草纸上，练习写作，用我手写我心。
那时候投稿，我都是先用废旧纸写草稿，觉得满意了，再用圆珠笔清腾到作文本纸的方格里，小心翼翼地拔掉订书钉，将清腾好的文章折叠成长方形，装进信封里，糊上浆糊，贴上一张张方方正正，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邮票，投进绿色的邮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第一篇散文随笔写的是人们朝庙敬拜的菩萨。《菩萨》这篇文章被河北的著名期刊《袖珍文学》刊发了。主编央泽在给我邮寄样刊的回信里这样写道：“文章朴实无华，读来倍感亲切，将菩萨的形象与人们的内心世界跃然纸上。”文末，还要求我邮寄两张半身照，说用以吸收我为《袖珍文学》特约作者所用。于是，我便有了第一份刊物的特约作者证，里面有我一张黑不溜秋的不修边幅的半身照，照片上盖着红通通的《袖珍文学》印章。
后来，有杂志向我发出就读北京某作家班的通知书，因为这，我和二哥抱头痛哭了一阵子：因为家里兄弟姐妹一大屋，十口人之家，玉米几分钱一斤，无法去读北京两年要一万多元钱的某作家班，也无法去安徽的未来作家学院学习，喜讯变成了至今难忘的伤痛。
2004年3月，我收到了北京某文学颁奖典礼通知，西装是借的，公文提包是供销社铁哥送给我的，路费也是铁哥借给我的，穿着妈妈做的灯草尼布鞋，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去北京，点燃我的文学梦想。我下了地铁，东问西问才到了海淀的水磨新区，寻找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了组委会。我的眼神随着当代著名诗人叶文福的演讲手势转动，随着叶文福的粉笔，在黑板上圈圈点点，波澜起伏。会场不时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许多老师上去和叶文福老师签名，合照留念。因为他们大多是衣冠楚楚，头发油光闪亮，皮鞋光彩照人，看看自己一副寒酸样，我只能够在一旁羞涩地坐着，不敢上前恭请叶文福老师签名，更加不敢有太多的妄想。颁奖照相后，大家相互交换名片，我居然不知道名片是个什么东西，不时地搓动穿着灯草尼布鞋的双脚。
回来后一有空我就看书学习。晨把太阳拉出，夜把月亮拉弯。土地给予我太多体验，生活给予我太多的素材。我托人从几十公里外的镇上新华书店买回几本方格稿纸，一张也舍不得浪费。一篇文章、一首诗歌常常要用多个废旧的信封背面作为草纸，确定无误满意后才用稿纸一笔一画地书写工整。
没有想到，北京文学研讨会回来后，我写的第一首诗歌《农夫》、第一篇文章《我与猪崽同乐》，获得了北京读书征文三等奖，《农夫》上了《今日南部》杂志，还有几块钱的稿费。随后，各地方的邀请函、约稿函雪花般飞来。我不时地照着名片上的地址给那些只在报刊上见过名字的老师，写信问候与交流。当他们问及我的时候，我回答说，我依然是个农民，依然日出而作日落归，在深夜里点燃蜡烛，拨亮油灯爬格子——那一封封颤颤抖抖的信封里，有我的青春与梦想。
我的青春还曾经是父亲的钢钎。每当父亲撬石头撬不动时，我就得握着那根被父亲的手磨去铁锈的钢钎，给父亲做帮手：父亲在前面喊着号子，大哥二哥站左右两边，我在后面用钢钎用力跟，等到父亲号子停下来，我又得拿着胳膊大小约60厘米长短的木头，塞进石头下面做滚筒，这样赶石头省力。等我放好滚筒、拿着钢钎跑到后面的时候，父亲又喊起号子来。我们一起喊着号子一同用力一撬，石头便向前滑行。每撬一次石头，钢钎都会在我的手掌与十根手指上留下血泡，时间一长，就渐渐长成了厚厚的死茧。汗水这个家伙，也会在我青春的后背上晒盐绘画。
我的青春还曾经在一个黑夜，穿过二十多公里的山谷。
父亲是个石匠，他去剑阁县一带做手艺的时候，很多修房立屋的主家都是以一两根大碗粗细的柏树，作为父亲的工资待遇。树被父亲锯成两截，正料那截他扛着，树梢那截我扛着，我俩会穿过二十多公里的山谷，去镇上的集市卖。剑阁县一带的生态环境好，木料紧俏，一二根木料作为几天的工匠工钱，值。
父亲在剑阁一带做手艺的时间长了，木料也集得多了。有一天，父亲吩咐母亲早点煮饭，吃好了饭，我们便把一根根木头扛到屋后几百米远的公路上，由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将一根根木头系牢在比自行车轮胎粗的架车上。我俩每人一根绳子套在肩上，大哥二哥站两边，父亲在前面掌握方向。平路上我们一齐使劲拉，下坡路的时候，只父亲在前面，我们都要套着绳子往后拉着，不然的话父亲在前面就会把持不住。从晚上八点开始，我们沿着公路前行，一直走到凌晨五点多才能到李子口，还得加上两三公里的路程，才到木料市场。中途，父亲停下来休息，指着李子口说：“儿子，你就从这条山谷回去，这样近些。”
这条山谷我当然知道，那是我和父亲扛着木头经常走的，那都是白天走过的，弯弯绕绕，坡坡坎坎，九弯十八拐。每来一次木料市场，我的脚板就会多几个血泡，腿肚就会发肿。
我打着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入山谷。前方有几处闪烁的光点，像狼的眼睛，山谷里还不时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山谷与黑夜在我手电筒的灯光里，纵上纵下，时大时小，忽明忽暗，我全身上下都起满鸡皮疙瘩。
刚刚穿出山谷，我的手电筒就没有电了，我只得一人摸索着回家，一边摸索着，一边给自己打气：“不要害怕，没事的！”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到那穿越山谷的黑夜，我的青春又多了一点毛骨悚然的恐惧。
我的青春也把母亲训练成了一位生活的猎手。那段难忘的岁月，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母亲常常发愁，却也常常就地取材，变着花样地做。她挽一把麦草擦锅，把铁锅擦得光亮光亮的，再将搅和好的面浆，顺着铁锅沿用锅铲来回摊薄。这样出来的烫面均匀，口感好，然后一锅一锅的扯成小块，放到筲箕里，再倒上一小勺棉籽油，放到锅里熬沸，用锅铲将油往锅上泼，再把烫面倒下锅，放入葱、姜、蒜、豆瓣翻炒——棉籽油的味道，和着烫面的味道，从厨房弥漫到全村。
还有茴香叶与花椒嫩叶的味道——那是母亲的拿手好菜。母亲把姜剁成末末、蒜剁成末末，打上几个鸡蛋，放入味精、豆瓣、食盐，搅拌均匀。值得一提的是，面不能够搅拌得太黏稠，太黏稠，茴香叶与花椒叶片上的面就厚，会影响到茴香与花椒叶的嫩与鲜;太稀，花椒叶与茴香叶片上又没有面。最好的，是夹起来的叶片上裹住的面粉不多不少，煎炸出来的茴香叶与花椒叶，才能看得见花椒叶的嫩黄、茴香叶的青嫩，还有面粉的白、油盐酱醋的黑、豆瓣的红、油的金黄……这样就色香味俱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