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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的踟蹰》是思想性较强的文本，作者通过大量的心理刻画，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踟蹰、迷惘与无力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表现得纤毫毕现。但在文本中，所有的“踟蹰”都是失效的。在踟蹰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背后，是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所面临的异化问题。以爱情为切入点，弋舟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文本中显现出一种批判性的力量。
关键词：《我们的踟蹰》 批判 失效 重建
一
在《我们的踟蹰》中，“踟蹰”是文本的关键词，既是作者结构文本形式的重要道具，亦是表达现代人的困惑和无力的情感状态。弋舟曾说：“……人类绵延至今，基本情感本身似乎并无过多的变迁，但时代峻急，相同的情感，古今比照，况味便变得复杂难言，张力由此展开，小说也由此得以实现它必须有的那一部分‘混沌’，而这‘混沌’，亦是‘踟蹰’之一种。”{1}在古今同慨的情感中，弋舟敏感地抓到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将“踟蹰”置换于现代化的语境之中，从而揭示现代人的犹疑与彷徨，激活现代人的内心情感。
曾铖是漂浮的、无根的人。用曾铖的话来说，就是“潋滟”。毫无疑问，“曾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他总能令人感到意外，他有着形容一切的天赋。而这种天赋也要求曾铖必须处于一种悬空的状态。落地扎根了，他也就难以纵览红尘了。”{2}但曾铖渴望落地扎根。“多年来，悬空着的他，内心始终有着一块巨大的空洞，他用尽了力气试图去填补，不断往这空洞里塞进一个又一个漂亮的陌生人，但这个空洞却越来越大。”③李选的出现，使曾铖从悬空的状态解放出来，他爱上了李选。爱的代价就是迫使自己从悬空的状态中走出来，将李选从她自己所编织的命运之网中解救。很显然，曾铖无法做到。他早已习惯了一种悬空的状态，他在这种状态中痛苦而又幸福地生存了四十年，早已无法自拔。他无力去爱一个被岁月巨细靡遗地兜头蒙在罗网里的女人。所以，曾铖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和酒醉之后一遍又一遍地渴望。回到现实世界，曾铖则在巨大的生活惯性和救赎的可能性间痛苦地踟蹰。
未遇到曾铖之前，李选早已习惯了四十年来的遭际和命运所编织的大网。她有过一段痛苦而无关痛痒的婚姻。离婚之后，生活麻木，憔悴异常。张立均将李选拉入了稳定的生活状态，在不破坏秩序的前提下，貌似公平的交易稳固着二人的生活状态。曾铖的出现使秩序世界出现了一丝罅隙。面对曾铖这位“使君”，作为“罗敷”的李选深陷其中。为了曾铖，她不断破坏她和张立均间的规则和“酒店式的逻辑”，试图挣脱现有世界。然而，不论曾铖还是张立均，都是李选无法直面的。在时代和秩序面前，李选毫无还手之力。她和曾铖之间，是一种无力的抵达。曾铖的出现，不过是让两者任性地做了一场梦。张立均是世俗世界的成功者，但在表面的风光之下，实则是被扭曲的灵魂。而李选不过是张立均同妻子殷琪之复杂关系的一种补偿。张立均所有在殷琪那里丢失的，在李选身上都得到了满足。李选的出现，弥补了张立均心中那块病态的伤疤和扭曲的变态心理，但张立均要求的是“无以复加的爱与服从”。他一次次给予李选精神上的压迫，然而，张立均所奉行的那一套交易体系在李选的“温情”中失效了。于是，张立均踟蹰了。然而，在资本定义一切的时代，爱情的卑微毋庸讳言。更何况，张立均的身体中还有另一个幽暗、变态、被异化的自我。
在李选、曾铖和张立均等人的身上，弋舟将现代社会中人们所特有的生活状态、情感上的迷惘和踟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但文本中却隐藏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踟蹰的无效性。
二
身处物欲横流、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作家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不面对一个时代发言的话，就永远不会长大。只有面对一个时代，把时代把握到一定程度，才是作家所达到的创作高度的一种标志”④。弋舟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道：“而这一切的背面，则是我对于这个时代人们情感方式的某种堪称怅然的情绪在作祟，当我找到‘踟蹰’这个词时，我觉得我有必要以此来展开对于这个时代的描述，由此，小说家那颗蠢动的心便被激荡起来了。”⑤
事实上，爱情或许仅仅是弋舟讨论问题的切入点。他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资本控制一切的社会，一个人如何以否定性、批判性的力量来摆脱资本，进行持续的抵达和超越，获得爱与被爱的权利、获得掌控自己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弋舟获得了他与时代进行对话的可能。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权利和自由）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概念……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成就取消了前提。”⑥而失去了批判性力量的人，只具备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单向度的人。当李选、曾铖、张立均们沉醉于已有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中时，他们忘记了前提，自由和权利早已被剥夺。他们早已失去了踟蹰和犹疑的权利，因为成就取消了前提。在这样一种“可悲而又具有前途”的社会发展中，他们所有的需要都得到了“抑制性的满足”，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结合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观点，笔者认为弋舟在文本中描述了一群“被资本所异化”的人。或许，也可称之为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极权主义”所造就的异化。文本虽从中国古典诗歌《陌上桑》展开，细细读来，却是一种压抑感和恐怖感。在李选、曾铖、张立均看似“踟蹰”的过程中，其实结局早已注定：被异化的、单向度的人，完全不可能摆脱市场经济中“资本极权主义”的巨大束缚。
文本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这样的一幕：“曾铖背对着她，伸展双臂，以一种梦幻般的滑行姿态与她背道而驰。路面可能结冰了，曾铖在滑着走，有点儿游戏，有点儿孤单。他必然地趔趄了一下，继而又滑行起来。”{7}这样的姿态在文本中共出现两次。同样的动作，在文本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第一次是飞翔的姿态。第二次，却是渴望飞翔的姿态，渴望但永远无法实现。所有的文本都有一个平衡——打破平衡——重归平衡的过程。在《我们的踟蹰》中，曾铖是打破平衡的重要行动元。他以“飞翔”的姿态出现在李选的面前，让李选放肆地做了一场梦，但曾铖只是一种飞翔的“姿态”而已，甚至，曾铖根本就无法判断“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事实上，曾铖完全无法摆脱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本极权主义”给予他的压迫。他没有能力将李选解救出来，他也无法降落，但他的“飞翔”又仅仅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姿态”，他只是沉浸于自己生活所拥有的巨大惯性之中而无法摆脱。而他的生活，亦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可悲而富有前途。就这样，文本结束于一种新的平衡：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所有的批判性力量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单向度的人和弋舟的“疯言疯语”。从这一意义而言，文本所有的“踟蹰”都处于一种失效的状态。
一段“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而弋舟的“疯言疯语”却在继续。都说“70后”作家是“无根”的一代。孟繁华、张清华曾说：“……‘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如前所述……因此，他们只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8}“70后”夹在“60后”和“80后”的缝隙之间，艰难地生存着，本该属于他们的辉煌，却因为一种“丰富的痛苦”而无法实现。但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立场来对世界进行观察和言说，每代人都拥有自己这代人所特有的精神向度和知识构成。所幸，“70后”作家并没有在这种“丰富的痛苦”之中沉默，他们在这种“丰富的痛苦”中获得了“批判”的力量。虽然他们在写作的姿态上千差万别，但他们却在精神向度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弋舟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批判性的精神向度。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经过一番挣扎，李选和曾铖都失败了，他们都是单向度的人。但弋舟并未被异化，短暂的“踟蹰”之后，弋舟举起了“投枪”。
① 张海龙：《向传统的一种回望姿势》，《兰州晨报》2015年11月14日，第B01版。
②③{7} 弋舟：《我们的踟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第183—184页，第54页。
④ 庄严：《我们这个时代的踟蹰——河北作家、评论家对话“70后”作家弋舟》，《石家庄日报》2015年12月23日。
⑤ 唐诗云：《弋舟：在男女情感间看时代的艰窘》，《长江商报》2015年10月26日。
⑥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8} 孟繁华、张清华：《野象小姐·总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 弋舟.我们的踟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关键词：《我们的踟蹰》 批判 失效 重建
一
在《我们的踟蹰》中，“踟蹰”是文本的关键词，既是作者结构文本形式的重要道具，亦是表达现代人的困惑和无力的情感状态。弋舟曾说：“……人类绵延至今，基本情感本身似乎并无过多的变迁，但时代峻急，相同的情感，古今比照，况味便变得复杂难言，张力由此展开，小说也由此得以实现它必须有的那一部分‘混沌’，而这‘混沌’，亦是‘踟蹰’之一种。”{1}在古今同慨的情感中，弋舟敏感地抓到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将“踟蹰”置换于现代化的语境之中，从而揭示现代人的犹疑与彷徨，激活现代人的内心情感。
曾铖是漂浮的、无根的人。用曾铖的话来说，就是“潋滟”。毫无疑问，“曾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他总能令人感到意外，他有着形容一切的天赋。而这种天赋也要求曾铖必须处于一种悬空的状态。落地扎根了，他也就难以纵览红尘了。”{2}但曾铖渴望落地扎根。“多年来，悬空着的他，内心始终有着一块巨大的空洞，他用尽了力气试图去填补，不断往这空洞里塞进一个又一个漂亮的陌生人，但这个空洞却越来越大。”③李选的出现，使曾铖从悬空的状态解放出来，他爱上了李选。爱的代价就是迫使自己从悬空的状态中走出来，将李选从她自己所编织的命运之网中解救。很显然，曾铖无法做到。他早已习惯了一种悬空的状态，他在这种状态中痛苦而又幸福地生存了四十年，早已无法自拔。他无力去爱一个被岁月巨细靡遗地兜头蒙在罗网里的女人。所以，曾铖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和酒醉之后一遍又一遍地渴望。回到现实世界，曾铖则在巨大的生活惯性和救赎的可能性间痛苦地踟蹰。
未遇到曾铖之前，李选早已习惯了四十年来的遭际和命运所编织的大网。她有过一段痛苦而无关痛痒的婚姻。离婚之后，生活麻木，憔悴异常。张立均将李选拉入了稳定的生活状态，在不破坏秩序的前提下，貌似公平的交易稳固着二人的生活状态。曾铖的出现使秩序世界出现了一丝罅隙。面对曾铖这位“使君”，作为“罗敷”的李选深陷其中。为了曾铖，她不断破坏她和张立均间的规则和“酒店式的逻辑”，试图挣脱现有世界。然而，不论曾铖还是张立均，都是李选无法直面的。在时代和秩序面前，李选毫无还手之力。她和曾铖之间，是一种无力的抵达。曾铖的出现，不过是让两者任性地做了一场梦。张立均是世俗世界的成功者，但在表面的风光之下，实则是被扭曲的灵魂。而李选不过是张立均同妻子殷琪之复杂关系的一种补偿。张立均所有在殷琪那里丢失的，在李选身上都得到了满足。李选的出现，弥补了张立均心中那块病态的伤疤和扭曲的变态心理，但张立均要求的是“无以复加的爱与服从”。他一次次给予李选精神上的压迫，然而，张立均所奉行的那一套交易体系在李选的“温情”中失效了。于是，张立均踟蹰了。然而，在资本定义一切的时代，爱情的卑微毋庸讳言。更何况，张立均的身体中还有另一个幽暗、变态、被异化的自我。
在李选、曾铖和张立均等人的身上，弋舟将现代社会中人们所特有的生活状态、情感上的迷惘和踟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但文本中却隐藏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踟蹰的无效性。
二
身处物欲横流、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作家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不面对一个时代发言的话，就永远不会长大。只有面对一个时代，把时代把握到一定程度，才是作家所达到的创作高度的一种标志”④。弋舟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道：“而这一切的背面，则是我对于这个时代人们情感方式的某种堪称怅然的情绪在作祟，当我找到‘踟蹰’这个词时，我觉得我有必要以此来展开对于这个时代的描述，由此，小说家那颗蠢动的心便被激荡起来了。”⑤
事实上，爱情或许仅仅是弋舟讨论问题的切入点。他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资本控制一切的社会，一个人如何以否定性、批判性的力量来摆脱资本，进行持续的抵达和超越，获得爱与被爱的权利、获得掌控自己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弋舟获得了他与时代进行对话的可能。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权利和自由）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概念……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成就取消了前提。”⑥而失去了批判性力量的人，只具备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单向度的人。当李选、曾铖、张立均们沉醉于已有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中时，他们忘记了前提，自由和权利早已被剥夺。他们早已失去了踟蹰和犹疑的权利，因为成就取消了前提。在这样一种“可悲而又具有前途”的社会发展中，他们所有的需要都得到了“抑制性的满足”，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结合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观点，笔者认为弋舟在文本中描述了一群“被资本所异化”的人。或许，也可称之为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极权主义”所造就的异化。文本虽从中国古典诗歌《陌上桑》展开，细细读来，却是一种压抑感和恐怖感。在李选、曾铖、张立均看似“踟蹰”的过程中，其实结局早已注定：被异化的、单向度的人，完全不可能摆脱市场经济中“资本极权主义”的巨大束缚。
文本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这样的一幕：“曾铖背对着她，伸展双臂，以一种梦幻般的滑行姿态与她背道而驰。路面可能结冰了，曾铖在滑着走，有点儿游戏，有点儿孤单。他必然地趔趄了一下，继而又滑行起来。”{7}这样的姿态在文本中共出现两次。同样的动作，在文本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第一次是飞翔的姿态。第二次，却是渴望飞翔的姿态，渴望但永远无法实现。所有的文本都有一个平衡——打破平衡——重归平衡的过程。在《我们的踟蹰》中，曾铖是打破平衡的重要行动元。他以“飞翔”的姿态出现在李选的面前，让李选放肆地做了一场梦，但曾铖只是一种飞翔的“姿态”而已，甚至，曾铖根本就无法判断“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事实上，曾铖完全无法摆脱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本极权主义”给予他的压迫。他没有能力将李选解救出来，他也无法降落，但他的“飞翔”又仅仅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姿态”，他只是沉浸于自己生活所拥有的巨大惯性之中而无法摆脱。而他的生活，亦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可悲而富有前途。就这样，文本结束于一种新的平衡：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所有的批判性力量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单向度的人和弋舟的“疯言疯语”。从这一意义而言，文本所有的“踟蹰”都处于一种失效的状态。
一段“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而弋舟的“疯言疯语”却在继续。都说“70后”作家是“无根”的一代。孟繁华、张清华曾说：“……‘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如前所述……因此，他们只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8}“70后”夹在“60后”和“80后”的缝隙之间，艰难地生存着，本该属于他们的辉煌，却因为一种“丰富的痛苦”而无法实现。但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立场来对世界进行观察和言说，每代人都拥有自己这代人所特有的精神向度和知识构成。所幸，“70后”作家并没有在这种“丰富的痛苦”之中沉默，他们在这种“丰富的痛苦”中获得了“批判”的力量。虽然他们在写作的姿态上千差万别，但他们却在精神向度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弋舟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批判性的精神向度。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经过一番挣扎，李选和曾铖都失败了，他们都是单向度的人。但弋舟并未被异化，短暂的“踟蹰”之后，弋舟举起了“投枪”。
① 张海龙：《向传统的一种回望姿势》，《兰州晨报》2015年11月14日，第B01版。
②③{7} 弋舟：《我们的踟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第183—184页，第54页。
④ 庄严：《我们这个时代的踟蹰——河北作家、评论家对话“70后”作家弋舟》，《石家庄日报》2015年12月23日。
⑤ 唐诗云：《弋舟：在男女情感间看时代的艰窘》，《长江商报》2015年10月26日。
⑥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8} 孟繁华、张清华：《野象小姐·总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 弋舟.我们的踟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