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哲学家弥尔虽然主张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幸福的，而幸福便是获得快乐和免除痛苦，但他同时也说：“当一个不满足的人要比当一只满足的猪要好，当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当满足的傻子要好。”满足带来幸福，那么猪或傻子的满足给他们带来幸福吗？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感觉的，又称主观论，另一种是理智的，又称客观论。
　　感觉论的回答是，幸福不是哲学推理，“幸福”只是表达一种关于快乐和满足的主观感受，因此，谁感觉到自己的需要或欲望得到满足，谁就可以说是幸福。理智论的回答是，只有按照客观的“好生活”的标准和价值所确定的那种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需要有自我意识，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否则便不能算是幸福。
　　感觉论的幸福不都等于猪或傻子的幸福，因为对幸福的感受也可以是包含价值的，当一个人觉得他所认为是有价值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或者他的欲望合理地接近于某种价值时，即使不能用客观的“好”来衡量，他仍然可以自称幸福。
　　美国雪城大学哲学教授琳·麦克弗尔在《幸福》一书中举了五种感觉幸福者的特殊例子。
　　第一种是“幸福的白痴”。他不动大脑，也没有动大脑的需要，整天乐哈哈，吃饱喝足倒头就睡，无忧无虑无烦恼。
　　第二种是“幸福的瓶盖收集者”，其愿望和生活目的是成为世界上收集瓶盖最多的人，这是他经过思考后确立的人生目标。当他认为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瓶盖（是否确实如此另当别论）时，他因此觉得非常满足而幸福。这种人包括其他“一门心思”从事专好的人。
　　第三种是“幸福的受骗傻子”。设想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其实是个坏蛋，而且根本是在玩弄这名女子。她受到欺骗，非但不知道上当受骗，而且觉得非常幸福。希特勒时代的许多德国人就是如此。
　　第四种是“幸福的不道德成功者”。他们是像希特勒、卡扎菲、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或是飞黄腾达的贪官污吏。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作恶，也没有罪恶感，他们在信众的拥戴中感觉到幸福。
　　第五种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怀有某种高尚、美妙的理想，为了某种完美的正义事业，即使为之付出痛苦的代价，乃至饱受牢狱之灾，甚至丢掉性命，也还是觉得幸福。
　　麦克弗尔指出，我们对这些人所感觉到的“幸福”往往会有颇为矛盾的直觉反应。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并不“真正幸福”；但另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不能说他们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是相当程度的满足。如果我们同意，“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此而已，它最重要的特征是相信自己得到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并且得到了与这种相信一致的快乐”，那么我们便没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五种人不幸福。
　　在理智论者看来，上述五种人的幸福都不符合“好生活”的标准，“好生活”要求人的全面自我实现，包括身体、心智、价值判断、成熟理性。人在肉体的本能需要之外还有精神和心灵的需要，因此浑浑噩噩是一种脑死状态，玩物丧志是一种心灵锁闭，上当受骗是一种变相奴役，不道德的成功是腐败之恶，不切实际的理想是非理性的虚妄。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人在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障碍，那种主观感觉的幸福其实不过是幻觉和自我欺骗的结果。
　　理智论者的幸福观虽然能对感觉论者的幸福观提出价值质疑，并对极端的感受主义有所制衡，但这种价值观却也很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绑架，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革”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便是一个例子。正是因为思想统治用权力武断规定和强行灌输的价值来代替本该在公共社会中通过人们理性思考来形成的价值共识，与人的全面自我实现有关的幸福观念变得难以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以提升幸福感为目标的施政方针就更需要从建立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开始，而不是绕开价值观来急急忙忙地做实证的幸福评估。幸福不是一种个人陈述，而应该是一种评价——你真的幸福吗，好生活标准是什么等等。
　　绕开价值观的幸福评估总是把幸福设定为一些满足物质欲望的数字指标，如20平方米的人均住房、每户一辆汽车、一万元的收入、70岁的平均寿命等等。这些数字可能是幸福的测度，但并不是幸福的标准。这就好比我们用温度计只能测得温度有多高，而不能用它来提供关于温度的标准。水烫并不是因为温度计的读数是40度，40度只是测出水有多热，但不是“烫”的标准，如果“烫”的标准是70度，那么40度便是“不烫”。同样，满足物质欲望的数字指标不是幸福的标准，而顶多不过是某种“幸福”的测度，如果幸福的标准需要在物质之外添加公民权利、道德修养、心灵自由的话，那么纯物质性测度显示的便不是幸福，而是不够幸福。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