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并不久远，它是伴随着文明古国在近代社会的艰难转型而一同成长起来的。大学的诞生是末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统治而进行革新的成果，也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而衍生的产物。山西大学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三所现代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和天津大学），其在近现代社会所经历的曲折而奋发的历程，也正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山西大学堂的肇兴
　　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大学堂是在两所传统书院晋阳书院和令德堂的基础上建立的。
　　晋阳书院的历史要追朔到明代的三立书院。万历初年，为纪念山西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而设立三贤堂，后扩展为三立书院，清时更名为晋阳书院。1882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为改变山西重商轻学、士气衰微的状况，奏请筹建“令德堂”书院。晋阳书院和令德堂是当时山西最高级别的书院，其书院的山长及教习多为当地名士鸿儒，学生则从省内优秀士子中选拔。两书院仍是传统书院制，皆讲授传统经史古学，除此之外，令德堂还开设西学课程，给闭塞保守的山西注入了一丝近代文明的新风，当时山西省内人才多出自这两所书院。山西大学堂成立后，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谷如墉担任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两院学子则成为大学堂的首批学生。
　　变传统的书院式教育为新式的学堂教育原本就是戊戌教育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京师大学堂即是变法失败后遗留下来的硕果。1901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再次颁行新政，敕令各省的书院于省城均改设为大学堂。1902年2月，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奏准成立山西大学堂，合并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以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今太原市人民公园内）为临时校址，山西大学堂宣告成立。
　　在此之前，受邀斡旋解决震惊中外的“山西教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清廷提议以所谓“教案赔款”中山西省的赔款50万两，每年拿出5万两，以十年为期，兴建一所西式大学，此提议因山西官绅认为“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乃侵犯我方教育主权等顾虑而未能达成协议。1902年4月，李提摩太携其所聘教习到达太原准备开办中西大学堂时，为争取教育主权的山西官绅已率先成立山西大学堂，他无奈之下提出将两校合并，设立中西两部分，中学专斋由华人管理，西学专斋由他自己负责。岑春煊与山西官绅经反复磋商后，认为此举利大于弊，并以“合并利弊论”为题在大学堂的学生中进行测试，结果大部分学生都赞成合并。山西官绅与英方多次谈判交涉后，终于达成合并协议，合同呈报朝廷获得批准，中西大学堂遂改为西学专斋，并入山西大学堂。大学堂的成立开启了山西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
　　“中西合璧”的早期办学模式
　　国力孱弱、列强欺凌的严酷现实让近代中国人在觉醒之后，迫切寻求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自强之路，上自朝野下至民间都被迫或自发地掀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并直接促成了近代教育的勃兴。这股潮流在近代大学的教育模式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但又囿于其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因素，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大学最初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山西大学堂因为成立时的特殊背景，在早期的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等方面更是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式加以充分展示。
　　中学专斋的师生皆来自晋阳书院和令德堂，教学内容和方法依旧沿袭了传统书院的规制。课程设置以科举应试为目的，分经、史、政、艺四门。上课不分班次和课时，全部学生都集中在一处讲堂内，唱名进入，教习坐于讲堂中央授课，充满浓厚的封建教育气息。西学专斋则基本照搬英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所设置的科目对中国学生来说几乎是全新的，包括物理、化学、地理、法律、英文、世界史、美术、数学、文学、博物等，这些学科的设置极大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其中化学和物理还开设了实验课，成为大学堂内一道闻所未闻的新奇风景。西学专斋的授课者大多是“洋教习”，也有少数华人。最初授课时既无中文教材，也无讲义，由外籍教习讲述，中国教习翻译。为解决教材问题，李提摩太于1902年设立在上海设立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所译有《迈尔通史》《俄国近史》《地文图志》《植物学教科书》《世界名人传》等数十种高中等教育和师范学校用书及名著，许多书籍成为当时国内学校的通用教材，对引进西方学术知识和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1904年，山西大学堂的新校舍落成，中西两斋同时迁入。同年，大学堂根据新学制进行改革。中学专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有较大革新。原有科目除经学之外全部取消，增设代数、英文、物理、化学、音乐、体操等新课程，另聘请新教习执教。至此，中西两斋的课程逐渐趋向一致，大学堂也在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汇融合中走向兴盛。1911年，西学专斋交由中方自办，改中学专斋为法科，西学专斋为工科。中西两斋的毕业生大多都成为山西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及工矿企业的有用之材。
　　山西大学堂早期的中西合璧的办学模式，对传播西方现代科技知识文化、对启蒙山西近代高等教育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功不可没。
　　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1912年，山西大学堂更名为山西大学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己任，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民国初期的公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三所，山西大学校因之一度被称为国立第三大学。1931年，根据教育部新章程，山西大学校改称山西大学，由最初的文法工三科，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文、法、工、理及教育五个学院、十四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其学风自由包容，教育水准在国内堪称一流。
　　1919年，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由胡适陪同至山西大学讲学，胡适提出山西大学的预科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北京大学，文法科学生可也直接转学北大。曾任西斋化学教员的瑞典博士新常富在回忆录里自豪地写到：“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选在山西大学召开，与会者有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梁漱溟、郑振铎、胡适等知名人士，一时群贤毕至，引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山西大学不仅在学术教育领域居于领先行列，面对风云遽变的危亡局势，山大的学子们始终保持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投身于澎湃激昂的时代洪流中。早在大学堂时期的1905年，中西两斋的学生为反对英商福公司的殖民掠夺，发起著名的争矿运动。大学堂在英日的留学生也予以全力配合，留日学生李培仁为保护矿产蹈海殉国，使争矿运动在国内外影响进一步扩大。学生的抗争最终以胜利告终，山西的资源得以保护，争矿运动开启了近代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新纪元。大学堂留日学生荣福桐、谷思慎等人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之后对山西的辛亥革命事业发挥了极大作用。
　　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山西大学学生组成学生会，带领山西各校学生集会游行，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1920年，山西大学成立“新共和学会”，旨在学术研究与新思潮的传介，并出版了具有进步意义的刊物《新共和》。1925年，山西大学学生为抗议阎锡山政府的暴政，发动反房税运动并赢得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山大学子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的院系调整与恢复
　　1937年，山西大学因抗战爆发被迫停办，师生各自离散。1939年，山西大学在陕西三原复校，后辗转迁于秋林、克难坡，期间条件备极艰苦。1943年，山西大学由省里改为国立，经费略有增加，师生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并聘请了一批留学人员和学者充实教师队伍。之后直到抗战胜利，山大师生度过一段相对平稳的阶段。1946年，山西大学重新迁回太原。
　　1949年，著名进步学者邓初民出任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建国初院校合并，山西省立川至医专等院校并入山西大学医学院；原中国大学理学院（北平解放后该院已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迁至山西，改为山西大学理学院；山西大学法学院改为财经学院，原有的法律系并入北京大学。经过如上等一系列调整后，山西大学扩充成为以文、法、理、工、医五个学院为主、下设18个系和6个专修科、全国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1953年，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中，山西大学的建制被撤销，文理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独立成为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医学院和太原工学院。财经学院、冶金工程系等分别划归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山西大学为新中国高教事业的奠基做出了宝贵贡献。1959年，因培养人才的需求，山西大学重新筹建，并于1961年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在经历一段曲折的历程后，这座有百余年历史的大学走向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为山西省乃至全国各项事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山西大学成立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承载着中国人自强的梦想，为保守落后的旧式教育体制带来活力的曙光；其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既具有悠远的传统文化气息，又融合着西方先进文明的精髓；作为我国最早的几所大学之一，它对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实践与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山西大学跌宕起伏的奋进之路，也正是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写照。这所崛起于三晋大地上的百年名校，在不断的超越前进中，将迎接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