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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现实情境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我国传媒业的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可以说是为这种借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一虎一席谈》在议题设置上体现了公共性特征：1.话题聚焦公共利益；2.现场参与模式遵循平等原则；3.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共识。从这些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电视谈话节目有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可能与前景。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 公共领域 公共性
电视谈话节目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背景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出自尤尔根·哈贝马斯1962年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部著作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为此，哈氏在1964年比较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依照哈氏的观点，公共领域，简单地说，就是介于私人领域和个体权威之间的一个中性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可以自由表达与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与共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尽管很多研究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具有乌托邦色彩，但是它给予传媒学术界和业界的启迪却是多维而深层次的，我们在传播学意义下探讨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构建，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
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视谈话节目开始在我国遍地开花，电视谈话节目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国社会民主建设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电视言论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程度。然而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精英阶层一直以其地位上的优势主导着大众文化，把持着绝对的公共话语权，早期的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也一直以权威者的姿态出现，观众只能听政治精英与权威者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听媒介明星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缺乏平民参与意识的谈话节目在经过一段轰轰烈烈之后开始走向衰落。近几年，随着《实话实说》、《艺术人生》等王牌谈话节目收视率的节节下滑，谈话节目也陷人了发展的“瓶颈”。
“从2006年开始，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进入到了草根文化时代”。草根文化的崛起，是对权威与精英的消解，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建构传媒公共领域也重新进人传媒人关注的视野，电视谈话节目开始致力于构建一个公众自由表达观点的公共意见信息平台。这是令电视谈话节目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正确选择。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成功，可以说是为这种选择提供了一个范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电视谈话节目有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可能与前景。
《一虎一席谈》议题设置体现公共性特征
话题聚焦公共利益。议题设置是关乎电视谈话节目成功与否的中心环节，《一虎一席谈》讨论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在选题策划上注重广泛征集公众的意见和看法，有不少选题是根据对网民的调查而最后确定。我们以《一虎一席谈》2009年3-4月份播出的片目为例看看它的选题特色。
这些话题中有社会、文化领域中的重大新闻事件，有近期内人们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更有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国计民生问题以及政策、法规的制定。不难看出这些足够引起公众兴趣的选题都具备这样一些特点：1.新闻性：即选题直接与新近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相关联，具有新闻事件的新鲜性、重要性和及时性；2.公共性：即选题不论大小都对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具有较强的干预性；3.丰富性：话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4.冲突性：每个话题背后都体现着多元价值取向和多元价值的判断标准。
以往的电视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上单调、涉及面狭窄，很多选题娱乐性有余，而新闻性不足。关涉公共性的话题偏少，即便有一般也是以专家、权威者的姿态示人。冲突性不足，受众参与性不强。《一虎一席谈》在议题设置上真正体现了“公共性”特征，这也是该节目策划上的亮点。从2007年开始，《一虎一席谈》在“两会”期间推出的“两会”特别节目已成为受公众瞩目的独特风景，“两会”特别节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两会”代表、委员们献言献策、表达民意的舞台移进演播室，并通过现场网络和网友进行实时对话交流，让平常百姓见之不易的“两会”大讨论进入普通民众视野，这就使公共问题得到最大范围的社会公众的关注。在节目现场，现场观众与作为嘉宾的“两会”代表一起就“两会”重点讨论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平等地参与讨论，现场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每个人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现场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正是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公共活題激发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表达欲望，进而为谈话节目开启了广阔的言路空间。“一虎一席谈。两会大家谈”真正体现出谈话节目帮助公众参政议政的公共论坛作用。
现场参与模式遵循平等原则。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所有参与的公众基于一个平等原则基础之上。《一虎一席谈》节目中选取的嘉宾具有社会群体的广泛代表性，从目前所播出的节目看，尽管由于每期节目所关注的话题并不相同，因而参与者的身份或地位随时变化，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类别：一类是针对本期选题具有差异化价值判断的政治精英或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一类是事件或事实所牵涉到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一类是持有不同观点的现场观众。尽管这三类人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在节目现场他们平等地参与现场讨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表达机会，每个人的观点和意见都备受尊重。在这里没有“权威的”或“专制的”传播者，只有观点或思想的交流、交锋或碰撞。平等性原则从根本上消解了精英阶层在以往谈话节目中的垄断话语权，使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在谈话的话语特色上开始走向融合，呈现出强烈的平民化、个性化色彩。这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教授所说：“过去一直认为在谈话节目中，文人和百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老百姓需要的是展示和炫耀，学者需要的是谈话和倾吐，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自从2006年以来，两者开始合流。”
现场参与模式的平等性使习惯于在公共场合中充当看客的观众敢于大胆发言，他们不再是谈话节目中充当捧客的道具，不再是公共事务的旁听者，而是成为对公共事务享有建议权的参与者。《一虎一席谈》的节目理念就是让多元思想在现场针锋相对，赋予现场观 众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真正构建媒体创造的公共话语空间。该节目的理念也正体现出了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即公共领域不是政治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独享的领域，而是民主社会所有自由公民共享的领域。
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共识。谈话节目对大众的吸引力就在于广开言路的畅快和话语交锋的风采，有意回避谈话的矛盾和冲突，只会令谈话节目流于作秀而失去生机与活力。《一虎一席谈》选择蕴藏着多元价值判断标准的公共热点话题，并且采用辩论的形式展开讨论，辩论设置好了对峙，话语必然要交锋，就出现了类似“乱战”却有序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嘉宾和现场观众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他们各抒己见，唇枪舌剑，最终达成共识或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整个辩论过程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民主和谐的谈话场。所以谈话中的矛盾与冲突不仅不会破坏和谐，相反它还能有利于促进民主与和谐。“在主持《一虎一席谈》节目之后，胡一虎发现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和声，就像是在倾听一场非常和谐的交响曲，听到了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不同的呐喊声和欢乐声。就是这些不同的声音，才构成了美妙的和谐之声”。
矛盾与冲突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而是呈现的内容，为了保障谈话场的和谐有序，主持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要起到维护平等、客观、公正的平衡器作用。胡一虎自称为最会“挑拨离间”的主持人，“挑”，是挑起，挑起在这个谈话语境中每一个人想说心里话的欲望；“拨(播)”，是像散播一颗种子一样学会倾听。在争辩时，不忘听听别人的声音，因为只有在倾听的时候才能学会尊重；“离”，是离弃，现在要离弃中国人过去“人前不说话，背后放冷话”的怯弱性格：“间”，是最美好的空间，但强调同中有异，异中求同，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但是认同你话语思想的空间。胡一虎对“挑拨离间”这四个字的解读体现出了谈话节目中矛盾与冲突的魅力：即矛盾与冲突有利于形成民主和谐的谈话环境，有利于形成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尊重与相互宽容，这是最终达成共识的基础。
电视谈话节目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现实选择
《一虎一席谈》的成功给予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许多肩迪，从目前阶段来看。电视谈话节目实现传媒公共领域的现实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为公众提供公共话语平台。草根文化的崛起，是公众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他们需要在大众媒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媒介明星和权威组成的精英阶层的垄断话语，为满足公众的话语表达。电视谈话节目有义务为社会公众搭建一个进行公共讨论的话语平台，发挥它作为电视媒介“公共领域”的功能。传播学者喻国明教授曾经说过：“能否提出和形成一个深刻回答社会主流问题的问题是现阶段主流媒体保持其足够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所以，发现公共问题，进行公共议题设置。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实选擇，更是其保持持久生命力的生存之本。
提供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谈话节目不仅是公众通过平等对话形成公共舆论的平台，也是政府与公众交换意见、优化公共政策并形成相互理解关系的沟通渠道。谈话节目的亲民性和“群言堂”属性使其容易同广大公众保持广泛、深刻的联系，进而为政府提供了了解民意的窗口。同时，在谈话节目中，公众针对社会公共问题通过多种意见的相互交流、多种观点的交锋论争，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因此，谈话节目可以汇集民意，表达公众对政府施政行为的公共评价，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输入合理化的公共信息，进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一条相互理解、寻求共识的桥梁。
尽管目前电视谈话节目对于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尝试还不够成熟，离理想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只要肩负着公共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的传媒人不懈努力。电视谈话节目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而构建传媒公共领域也必将为推动我国社会民主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 公共领域 公共性
电视谈话节目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背景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出自尤尔根·哈贝马斯1962年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部著作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为此，哈氏在1964年比较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依照哈氏的观点，公共领域，简单地说，就是介于私人领域和个体权威之间的一个中性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可以自由表达与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与共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尽管很多研究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具有乌托邦色彩，但是它给予传媒学术界和业界的启迪却是多维而深层次的，我们在传播学意义下探讨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构建，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
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视谈话节目开始在我国遍地开花，电视谈话节目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国社会民主建设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电视言论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程度。然而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精英阶层一直以其地位上的优势主导着大众文化，把持着绝对的公共话语权，早期的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也一直以权威者的姿态出现，观众只能听政治精英与权威者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听媒介明星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缺乏平民参与意识的谈话节目在经过一段轰轰烈烈之后开始走向衰落。近几年，随着《实话实说》、《艺术人生》等王牌谈话节目收视率的节节下滑，谈话节目也陷人了发展的“瓶颈”。
“从2006年开始，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进入到了草根文化时代”。草根文化的崛起，是对权威与精英的消解，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建构传媒公共领域也重新进人传媒人关注的视野，电视谈话节目开始致力于构建一个公众自由表达观点的公共意见信息平台。这是令电视谈话节目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正确选择。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成功，可以说是为这种选择提供了一个范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电视谈话节目有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可能与前景。
《一虎一席谈》议题设置体现公共性特征
话题聚焦公共利益。议题设置是关乎电视谈话节目成功与否的中心环节，《一虎一席谈》讨论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在选题策划上注重广泛征集公众的意见和看法，有不少选题是根据对网民的调查而最后确定。我们以《一虎一席谈》2009年3-4月份播出的片目为例看看它的选题特色。
这些话题中有社会、文化领域中的重大新闻事件，有近期内人们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更有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国计民生问题以及政策、法规的制定。不难看出这些足够引起公众兴趣的选题都具备这样一些特点：1.新闻性：即选题直接与新近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相关联，具有新闻事件的新鲜性、重要性和及时性；2.公共性：即选题不论大小都对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具有较强的干预性；3.丰富性：话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4.冲突性：每个话题背后都体现着多元价值取向和多元价值的判断标准。
以往的电视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上单调、涉及面狭窄，很多选题娱乐性有余，而新闻性不足。关涉公共性的话题偏少，即便有一般也是以专家、权威者的姿态示人。冲突性不足，受众参与性不强。《一虎一席谈》在议题设置上真正体现了“公共性”特征，这也是该节目策划上的亮点。从2007年开始，《一虎一席谈》在“两会”期间推出的“两会”特别节目已成为受公众瞩目的独特风景，“两会”特别节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两会”代表、委员们献言献策、表达民意的舞台移进演播室，并通过现场网络和网友进行实时对话交流，让平常百姓见之不易的“两会”大讨论进入普通民众视野，这就使公共问题得到最大范围的社会公众的关注。在节目现场，现场观众与作为嘉宾的“两会”代表一起就“两会”重点讨论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平等地参与讨论，现场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每个人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现场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正是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公共活題激发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表达欲望，进而为谈话节目开启了广阔的言路空间。“一虎一席谈。两会大家谈”真正体现出谈话节目帮助公众参政议政的公共论坛作用。
现场参与模式遵循平等原则。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所有参与的公众基于一个平等原则基础之上。《一虎一席谈》节目中选取的嘉宾具有社会群体的广泛代表性，从目前所播出的节目看，尽管由于每期节目所关注的话题并不相同，因而参与者的身份或地位随时变化，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类别：一类是针对本期选题具有差异化价值判断的政治精英或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一类是事件或事实所牵涉到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一类是持有不同观点的现场观众。尽管这三类人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在节目现场他们平等地参与现场讨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表达机会，每个人的观点和意见都备受尊重。在这里没有“权威的”或“专制的”传播者，只有观点或思想的交流、交锋或碰撞。平等性原则从根本上消解了精英阶层在以往谈话节目中的垄断话语权，使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在谈话的话语特色上开始走向融合，呈现出强烈的平民化、个性化色彩。这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教授所说：“过去一直认为在谈话节目中，文人和百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老百姓需要的是展示和炫耀，学者需要的是谈话和倾吐，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自从2006年以来，两者开始合流。”
现场参与模式的平等性使习惯于在公共场合中充当看客的观众敢于大胆发言，他们不再是谈话节目中充当捧客的道具，不再是公共事务的旁听者，而是成为对公共事务享有建议权的参与者。《一虎一席谈》的节目理念就是让多元思想在现场针锋相对，赋予现场观 众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真正构建媒体创造的公共话语空间。该节目的理念也正体现出了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即公共领域不是政治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独享的领域，而是民主社会所有自由公民共享的领域。
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共识。谈话节目对大众的吸引力就在于广开言路的畅快和话语交锋的风采，有意回避谈话的矛盾和冲突，只会令谈话节目流于作秀而失去生机与活力。《一虎一席谈》选择蕴藏着多元价值判断标准的公共热点话题，并且采用辩论的形式展开讨论，辩论设置好了对峙，话语必然要交锋，就出现了类似“乱战”却有序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嘉宾和现场观众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他们各抒己见，唇枪舌剑，最终达成共识或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整个辩论过程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民主和谐的谈话场。所以谈话中的矛盾与冲突不仅不会破坏和谐，相反它还能有利于促进民主与和谐。“在主持《一虎一席谈》节目之后，胡一虎发现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和声，就像是在倾听一场非常和谐的交响曲，听到了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不同的呐喊声和欢乐声。就是这些不同的声音，才构成了美妙的和谐之声”。
矛盾与冲突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而是呈现的内容，为了保障谈话场的和谐有序，主持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要起到维护平等、客观、公正的平衡器作用。胡一虎自称为最会“挑拨离间”的主持人，“挑”，是挑起，挑起在这个谈话语境中每一个人想说心里话的欲望；“拨(播)”，是像散播一颗种子一样学会倾听。在争辩时，不忘听听别人的声音，因为只有在倾听的时候才能学会尊重；“离”，是离弃，现在要离弃中国人过去“人前不说话，背后放冷话”的怯弱性格：“间”，是最美好的空间，但强调同中有异，异中求同，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但是认同你话语思想的空间。胡一虎对“挑拨离间”这四个字的解读体现出了谈话节目中矛盾与冲突的魅力：即矛盾与冲突有利于形成民主和谐的谈话环境，有利于形成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尊重与相互宽容，这是最终达成共识的基础。
电视谈话节目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现实选择
《一虎一席谈》的成功给予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许多肩迪，从目前阶段来看。电视谈话节目实现传媒公共领域的现实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为公众提供公共话语平台。草根文化的崛起，是公众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他们需要在大众媒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媒介明星和权威组成的精英阶层的垄断话语，为满足公众的话语表达。电视谈话节目有义务为社会公众搭建一个进行公共讨论的话语平台，发挥它作为电视媒介“公共领域”的功能。传播学者喻国明教授曾经说过：“能否提出和形成一个深刻回答社会主流问题的问题是现阶段主流媒体保持其足够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所以，发现公共问题，进行公共议题设置。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实选擇，更是其保持持久生命力的生存之本。
提供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谈话节目不仅是公众通过平等对话形成公共舆论的平台，也是政府与公众交换意见、优化公共政策并形成相互理解关系的沟通渠道。谈话节目的亲民性和“群言堂”属性使其容易同广大公众保持广泛、深刻的联系，进而为政府提供了了解民意的窗口。同时，在谈话节目中，公众针对社会公共问题通过多种意见的相互交流、多种观点的交锋论争，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因此，谈话节目可以汇集民意，表达公众对政府施政行为的公共评价，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输入合理化的公共信息，进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一条相互理解、寻求共识的桥梁。
尽管目前电视谈话节目对于构建传媒公共领域的尝试还不够成熟，离理想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只要肩负着公共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的传媒人不懈努力。电视谈话节目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而构建传媒公共领域也必将为推动我国社会民主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