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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选自《经济学人·商论》4月刊，版权属于经济学人集团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经济学人商论》（[email protected]）。
埃尔维斯·刘（Elvis Liu）在中国北方省份河北的父母家中隔离了一个月后，于2月23日回到了中国香港的家。边检人员让他把边检办公室的号码添加到WhatsApp联系人中，并将该应用的位置共享设置为“始终开启”，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查看他手机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让他在两个小时内回家，关上门，居家隔离两周。
接下来的两周里，每隔8个小时他要把位置信息分享功能重新设定为“始终开启”——WhatsApp的母公司Facebook要求做出这样的确认，以免人们只是默认接受被追踪状态。与之前的隔离环境相比（宽敞的公寓，有家人和狗陪伴），这个10平方米、仅有两扇面向内庭的小窗户的公寓让刘觉得很压抑。3月8日结束隔离的那天，他立即戴上口罩、护目镜和手套，乘渡轮去了南丫岛，沿着草木茂盛的林中小径飞奔了30公里。自由的感觉让他兴奋不已，过程中还伤了膝盖。他现在还是有些睡不好，但健康状况可以胜任工作。他对其他市民的健康没有任何威胁，这让香港政府满意。
隔离生效的国家和地区接下来都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当它们放宽当前的防控措施后，该如何控制接下来几乎不可避免的病例数上升，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为应对这一挑战，它们都开始诉诸信息技术。
和其他地方一样，努力是试验性的，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出现不良副作用，最明显的就是限制公民自由。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全球已有约25亿人受到某种形式的隔离。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已经或将被感染，并因此产生免疫力。其他人结束隔离后，为己为人都需要继续被监视。
这种监视利用的工具分为3类。首先是信息记录：利用技术来了解人们当前的位置、此前出行的轨迹，或当前是否感染等健康状况。第二类是建模：收集有助于解释疾病传播方式的数据。第三是追踪接触者：识别与已知感染者接触过的人。
先看信息记录，这主要是针对隔离状态，用虚拟的检查替代电话和上门拜访。中国香港用的是WhatsApp，韩国有一个定制的应用，如果隔离中的人擅自行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官员。截至3月21日，韩国1.06万被隔离的人中有42%使用了这款应用。中国台湾采用了另一种方法，用手机基站的数据来追踪被隔离人员的手机。如果检测到有人出了隔离区，就会向他们发送短信并提示相关部门。不带手机出隔离区可能会被罚款：在韩国，违反隔离措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不久后可能还会被处以监禁。
手机不仅可以把数据传输给政府，还可以传给第三方。中国各省政府开发出了健康码，通过广泛使用的微信和支付应用支付宝里的入口运行，录得使用者自行报告的到访地点和症状数据，生成绿色、黄色或红色的识别二维码，分别对应可自由行动、需隔离7天和需隔离14天三种状态。这个系统的准确性如何尚不清楚，但支付宝称，现在有200多个城市的人们使用健康码更自由地出行。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
一批学者和开发人员正与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地方的公共卫生官员一道，开发一个类似的应用“世卫组织健康助手”（WHOMyHeahh）。等到可以开展可靠的免疫测试的时候（无论是通过感染还是有朝一日通过疫苗获得免疫），这类信息记录应用或许还可以在一些地方用于告知相关结果。
协助建模和态势感知方面的数据十分丰富。手机运营商可以通过手机使用的蜂窝网络大致了解所有移动用户的位置。而由于广告主会花钱专门定制广告，字节跳动、Facebook、Google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收集了数十亿用户在哪里做什么的海量数据。建模人员可以利用电信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来调整对疾病传播的预测。
政府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检查其政策在区或市一级的执行情况。在德国，德国电信以汇总的形式（无法识别个人身份）向政府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提供了数据。英国政府正在与手机运营商就类似的数据访问权限展开谈判。它其实可以直接要求运营商提供数据：2016年的《调查权力法》（Investigatory Powers Act）赋予了英国政府这样的权力，令它可以从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公司获取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对抗病毒，而且可以秘密进行。但在实践中，谈判和公开的做法更好。如果公众认为个人数据被秘密交给了政府，可能会削弱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而這种信任正是首相约翰逊号召的“伞民抗疫”的基础。
Google掌握的用户位置信息可能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它表示正在探索利用汇总数据帮助建模人员和政府的方法。一种可能性是拿Google地图用来告知用户街道或博物馆拥挤状况的那类数据，帮助卫生部门确定社交隔离的效果。
计算社会学家利用数字系统产生的数据研究人类行为，他们也在探索方法来利用这类数据搭建和改进流行病学模型。哥本哈根大学的苏尼·莱曼（Sune Lehmann）说，当前的模型存在一个问题，它们假设人们接触和互动的方式是统一的，在街上碰到朋友和陌生人时发生的互动是完全相同的。他的研究小组编写了机器学习软件，可以梳理手机运营商的历史记录，以判断并探索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互动方式的影响。将这种新洞见添加到当前的数据上，可能会揭示朋友在咖啡店里的互动对疾病的传播没那么重要，送快递的影响却可能很大，或者正相反。在持续较久的大流行病期间，此类信息（如果可靠）可能会对试图保持经济部分运转的政策制定者有极大的帮助。 当数据的使用超出建模和辅助决策的范围，而用于直接追踪个人以查明传染源时，就变得最叫人头痛。接触者追踪可以是重要的公共卫生工具，与现代反恐策略也有相似之处。英国政府数字服务原负责人、咨询公司Public Digital的合伙人麦克·布拉肯（Mike Bracken）说：“追踪技术已经存在，并且正为全球的政府所使用。”现在，这些技术正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对抗新冠肺炎，没人会清楚说明。
政府要对获取和利用数据的程序和权力保密，原因之一是担心敌方在知情后会逃避追踪。在公共卫生领域，这个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在RNA病毒中新冠病毒是非常复杂的一种，但它并不会因为情报机关的行动而改变行为。但是，情报机关并不只想对敌方保密，也想对关心公民自由的公民保密。所以，布拉肯估计政府不会乐于透露任何它们在抗击新冠病毒时运用这类能力的情况——如果坦诚相告，“会很快暴露政府拥有的权力”。
以色列政府看样子对运用这种技术并不担心，它在3月16日授权国内安全部门辛贝特（ShinBet）和警察部门利用自身技术知识来追踪并访问被感染者的手机。最初以色列高等法院限制了这项权力，但确立了议会监督机制之后，新规就付诸实施了。
韩国也在利用数字系统减轻追踪接触者的工作量。疫情爆发初期，韩国疾控中心（KCDC）向警察部门发出访问定位记录的请求，后者利用自己的渠道，通过掌握数据的机构获取所需的这类信息。但KCDC表示这样的系统太慢，现已将请求流程自动化，让追踪接触者的工作人员通过“智慧城市”数据可视化仪表板自动提取数据。该数据请求系统于3月16日投用。韩国新闻报道称，自动化把追踪接触者所需的时间从24小时缩短到了10分钟。
或许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做到类似的事情，从而减少政府的窥探。首先，可以利用某个应用把清楚连贯的健康和出行数据发送到一个登记中心，中国的健康码据称就是这样。然后加上足够智能和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使系统能够找出两个人的定位记录重叠的所有地点。当某个人染病时，系统就可以向与这个^有交集的其他所有用户发出警报。这种系统的基础设施与情报机关分离，所以可能更开放易读，也可信赖得多。
数据来源：据公开资料整理
然而这类方法也面临严重的问题。一名感染者实际能感染的人数几乎总是比他遇到的人少得多。公共卫生和数字治理专家肖恩·麦克唐纳（Sean McDonald）表示，如果系统向过去一周内在感染者附近出现过的所有人发出警报，可能会导致检测的需求激增，完全超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检测能力。如果能知道在大街上与某人擦肩而过，或与某人相隔一小时在同一个喷泉式饮水器喝过水的相对风险，并且数据能发现这样的细节，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
找到替代大量检测的方案还不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顾问、流行病学家安妮·斯派洛（Annie Sparrow）指出，没有实战经验的建模人员往往会误解检测带来的心理影响。她说，因疾病沾染上的污名很可能压倒保持自己和家人安全的理性思考。斯派洛和麦克唐纳都指出，任何依赖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接入的解决方案都首先忽略了地球上还有一半人没有接人互联网。麦克唐纳说，他希望数据专家专心去解决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例如优化口罩和呼吸机等医疗产品的供应链。
Google表示，在听取了流行病学家的这类观点后，它不打算将收集到的位置数据用于追踪接触者。Google认为，安卓系统或GooSe地图等产品中的数据收集机制的“设计初衷并非是为医疗用途提供可靠或高可信度的记录，而且也不能为满足这一用途而调整数据”。Facebook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估计两家公司都认为明确谈论自己在这方面能做得多好可能会引发公众对隐私的担忧。
不过，Google和Facebook不愿意做的事情，新加坡政府倒是不介意。它的政府技术局（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和卫生部设计了一个应用，可以回溯识别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这款新应用名为TraceTogether。当两个用户相距不到两米时，他们的手机就会通过蓝牙建立联系。如果近距离接触持续30分钟，两部手机都会在加密的内存缓存中记录这次接触。如果有使用该应用的人被确诊感染病毒或被识别为有接触史，卫生部会指示他们提供缓存中的接触者数据，并根据解密后的数据通知接触的另一方。对于曾同乘公交车或去了同一家剧院等彼此不相识的接触者而言，这款应用特别有用。
该应用的开发人员已在努力缓解公众对隐私和安全性的担忧。应用下载是非强制的;电话号码存储在安全的服务器上，不会透露给其他用户;地理位置数据不会被收集（不过根据Google对使用蓝牙的应用的规定，这些数据将存储在运行该应用的安卓手机上）。开发人员计划发布该应用的源代码，让它可以被免费重新使用，这样其他人也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新加坡人信任政府。政府数据显示，TraceTogether自3月20日发布以来，已有73.5万人（占新加坡人口的13%）下载。一个阴沉的日子里，《经济学人》在中央商务区采访了几名新加坡人，他们并不知道拒绝把自己的数据交给卫生部门可能会被起诉。但是他们无意阻挠政府。“我更愿意负起责任，而不是逃避责任。”一名交易员说。
为了走出因国家安全机构追踪感染者引发的纷争，以色列卫生部推出了一个类似的应用，让人们可以选择使用该应用来查看自己是否曾与染病的其他用戶有过接触。政府表示，该应用使用开源软件，不与政府共享数据。世卫组织的应用WHO MyHeahh也是开源的，未来可能会加上类似的接触者追踪功能。
全球这些零零散散的系统本身也带来了一个挑战：如何彼此沟通，以促进针对疫情的全球响应，而不仅仅是不同国家或城市各自为政。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计算隐私的伊夫一亚历山大·德蒙乔伊（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认为，各国政府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商定使用新冠肺炎数据的通用协议，以更方便地集结资源。不过，与寻找呼吸机和保护医护人员相比，这在各国的要务清单上排得很靠后。
这正是障碍所在。抗击新冠肺炎需要一系列快速激进的响应，还需要思考两周以后的举措。为娱乐、便利、连接和安全而构建的计算机网络在各种司空见惯的方面提供了帮助，如视频会议、协同工作，乃至放松解闷的游戏。但它还提供了一个传感器网络，可以协调个人和整体人口的响应，程度之高是在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病期间都无法想象的。各国正在仓促而零散地学习利用这种全景监控的力量。它们手忙脚乱赶出来的系统可能会沿用很长时间。
最好留个心。
埃尔维斯·刘（Elvis Liu）在中国北方省份河北的父母家中隔离了一个月后，于2月23日回到了中国香港的家。边检人员让他把边检办公室的号码添加到WhatsApp联系人中，并将该应用的位置共享设置为“始终开启”，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查看他手机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让他在两个小时内回家，关上门，居家隔离两周。
接下来的两周里，每隔8个小时他要把位置信息分享功能重新设定为“始终开启”——WhatsApp的母公司Facebook要求做出这样的确认，以免人们只是默认接受被追踪状态。与之前的隔离环境相比（宽敞的公寓，有家人和狗陪伴），这个10平方米、仅有两扇面向内庭的小窗户的公寓让刘觉得很压抑。3月8日结束隔离的那天，他立即戴上口罩、护目镜和手套，乘渡轮去了南丫岛，沿着草木茂盛的林中小径飞奔了30公里。自由的感觉让他兴奋不已，过程中还伤了膝盖。他现在还是有些睡不好，但健康状况可以胜任工作。他对其他市民的健康没有任何威胁，这让香港政府满意。
隔离生效的国家和地区接下来都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当它们放宽当前的防控措施后，该如何控制接下来几乎不可避免的病例数上升，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为应对这一挑战，它们都开始诉诸信息技术。
和其他地方一样，努力是试验性的，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出现不良副作用，最明显的就是限制公民自由。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全球已有约25亿人受到某种形式的隔离。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已经或将被感染，并因此产生免疫力。其他人结束隔离后，为己为人都需要继续被监视。
这种监视利用的工具分为3类。首先是信息记录：利用技术来了解人们当前的位置、此前出行的轨迹，或当前是否感染等健康状况。第二类是建模：收集有助于解释疾病传播方式的数据。第三是追踪接触者：识别与已知感染者接触过的人。
先看信息记录，这主要是针对隔离状态，用虚拟的检查替代电话和上门拜访。中国香港用的是WhatsApp，韩国有一个定制的应用，如果隔离中的人擅自行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官员。截至3月21日，韩国1.06万被隔离的人中有42%使用了这款应用。中国台湾采用了另一种方法，用手机基站的数据来追踪被隔离人员的手机。如果检测到有人出了隔离区，就会向他们发送短信并提示相关部门。不带手机出隔离区可能会被罚款：在韩国，违反隔离措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不久后可能还会被处以监禁。
手机不仅可以把数据传输给政府，还可以传给第三方。中国各省政府开发出了健康码，通过广泛使用的微信和支付应用支付宝里的入口运行，录得使用者自行报告的到访地点和症状数据，生成绿色、黄色或红色的识别二维码，分别对应可自由行动、需隔离7天和需隔离14天三种状态。这个系统的准确性如何尚不清楚，但支付宝称，现在有200多个城市的人们使用健康码更自由地出行。
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数据工具
一批学者和开发人员正与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地方的公共卫生官员一道，开发一个类似的应用“世卫组织健康助手”（WHOMyHeahh）。等到可以开展可靠的免疫测试的时候（无论是通过感染还是有朝一日通过疫苗获得免疫），这类信息记录应用或许还可以在一些地方用于告知相关结果。
协助建模和态势感知方面的数据十分丰富。手机运营商可以通过手机使用的蜂窝网络大致了解所有移动用户的位置。而由于广告主会花钱专门定制广告，字节跳动、Facebook、Google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收集了数十亿用户在哪里做什么的海量数据。建模人员可以利用电信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来调整对疾病传播的预测。
政府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检查其政策在区或市一级的执行情况。在德国，德国电信以汇总的形式（无法识别个人身份）向政府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提供了数据。英国政府正在与手机运营商就类似的数据访问权限展开谈判。它其实可以直接要求运营商提供数据：2016年的《调查权力法》（Investigatory Powers Act）赋予了英国政府这样的权力，令它可以从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公司获取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对抗病毒，而且可以秘密进行。但在实践中，谈判和公开的做法更好。如果公众认为个人数据被秘密交给了政府，可能会削弱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而這种信任正是首相约翰逊号召的“伞民抗疫”的基础。
Google掌握的用户位置信息可能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它表示正在探索利用汇总数据帮助建模人员和政府的方法。一种可能性是拿Google地图用来告知用户街道或博物馆拥挤状况的那类数据，帮助卫生部门确定社交隔离的效果。
计算社会学家利用数字系统产生的数据研究人类行为，他们也在探索方法来利用这类数据搭建和改进流行病学模型。哥本哈根大学的苏尼·莱曼（Sune Lehmann）说，当前的模型存在一个问题，它们假设人们接触和互动的方式是统一的，在街上碰到朋友和陌生人时发生的互动是完全相同的。他的研究小组编写了机器学习软件，可以梳理手机运营商的历史记录，以判断并探索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互动方式的影响。将这种新洞见添加到当前的数据上，可能会揭示朋友在咖啡店里的互动对疾病的传播没那么重要，送快递的影响却可能很大，或者正相反。在持续较久的大流行病期间，此类信息（如果可靠）可能会对试图保持经济部分运转的政策制定者有极大的帮助。 当数据的使用超出建模和辅助决策的范围，而用于直接追踪个人以查明传染源时，就变得最叫人头痛。接触者追踪可以是重要的公共卫生工具，与现代反恐策略也有相似之处。英国政府数字服务原负责人、咨询公司Public Digital的合伙人麦克·布拉肯（Mike Bracken）说：“追踪技术已经存在，并且正为全球的政府所使用。”现在，这些技术正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对抗新冠肺炎，没人会清楚说明。
政府要对获取和利用数据的程序和权力保密，原因之一是担心敌方在知情后会逃避追踪。在公共卫生领域，这个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在RNA病毒中新冠病毒是非常复杂的一种，但它并不会因为情报机关的行动而改变行为。但是，情报机关并不只想对敌方保密，也想对关心公民自由的公民保密。所以，布拉肯估计政府不会乐于透露任何它们在抗击新冠病毒时运用这类能力的情况——如果坦诚相告，“会很快暴露政府拥有的权力”。
以色列政府看样子对运用这种技术并不担心，它在3月16日授权国内安全部门辛贝特（ShinBet）和警察部门利用自身技术知识来追踪并访问被感染者的手机。最初以色列高等法院限制了这项权力，但确立了议会监督机制之后，新规就付诸实施了。
韩国也在利用数字系统减轻追踪接触者的工作量。疫情爆发初期，韩国疾控中心（KCDC）向警察部门发出访问定位记录的请求，后者利用自己的渠道，通过掌握数据的机构获取所需的这类信息。但KCDC表示这样的系统太慢，现已将请求流程自动化，让追踪接触者的工作人员通过“智慧城市”数据可视化仪表板自动提取数据。该数据请求系统于3月16日投用。韩国新闻报道称，自动化把追踪接触者所需的时间从24小时缩短到了10分钟。
或许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做到类似的事情，从而减少政府的窥探。首先，可以利用某个应用把清楚连贯的健康和出行数据发送到一个登记中心，中国的健康码据称就是这样。然后加上足够智能和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使系统能够找出两个人的定位记录重叠的所有地点。当某个人染病时，系统就可以向与这个^有交集的其他所有用户发出警报。这种系统的基础设施与情报机关分离，所以可能更开放易读，也可信赖得多。
居家隔离的人数增加
然而这类方法也面临严重的问题。一名感染者实际能感染的人数几乎总是比他遇到的人少得多。公共卫生和数字治理专家肖恩·麦克唐纳（Sean McDonald）表示，如果系统向过去一周内在感染者附近出现过的所有人发出警报，可能会导致检测的需求激增，完全超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检测能力。如果能知道在大街上与某人擦肩而过，或与某人相隔一小时在同一个喷泉式饮水器喝过水的相对风险，并且数据能发现这样的细节，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
找到替代大量检测的方案还不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顾问、流行病学家安妮·斯派洛（Annie Sparrow）指出，没有实战经验的建模人员往往会误解检测带来的心理影响。她说，因疾病沾染上的污名很可能压倒保持自己和家人安全的理性思考。斯派洛和麦克唐纳都指出，任何依赖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接入的解决方案都首先忽略了地球上还有一半人没有接人互联网。麦克唐纳说，他希望数据专家专心去解决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例如优化口罩和呼吸机等医疗产品的供应链。
Google表示，在听取了流行病学家的这类观点后，它不打算将收集到的位置数据用于追踪接触者。Google认为，安卓系统或GooSe地图等产品中的数据收集机制的“设计初衷并非是为医疗用途提供可靠或高可信度的记录，而且也不能为满足这一用途而调整数据”。Facebook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估计两家公司都认为明确谈论自己在这方面能做得多好可能会引发公众对隐私的担忧。
不过，Google和Facebook不愿意做的事情，新加坡政府倒是不介意。它的政府技术局（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和卫生部设计了一个应用，可以回溯识别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这款新应用名为TraceTogether。当两个用户相距不到两米时，他们的手机就会通过蓝牙建立联系。如果近距离接触持续30分钟，两部手机都会在加密的内存缓存中记录这次接触。如果有使用该应用的人被确诊感染病毒或被识别为有接触史，卫生部会指示他们提供缓存中的接触者数据，并根据解密后的数据通知接触的另一方。对于曾同乘公交车或去了同一家剧院等彼此不相识的接触者而言，这款应用特别有用。
该应用的开发人员已在努力缓解公众对隐私和安全性的担忧。应用下载是非强制的;电话号码存储在安全的服务器上，不会透露给其他用户;地理位置数据不会被收集（不过根据Google对使用蓝牙的应用的规定，这些数据将存储在运行该应用的安卓手机上）。开发人员计划发布该应用的源代码，让它可以被免费重新使用，这样其他人也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新加坡人信任政府。政府数据显示，TraceTogether自3月20日发布以来，已有73.5万人（占新加坡人口的13%）下载。一个阴沉的日子里，《经济学人》在中央商务区采访了几名新加坡人，他们并不知道拒绝把自己的数据交给卫生部门可能会被起诉。但是他们无意阻挠政府。“我更愿意负起责任，而不是逃避责任。”一名交易员说。
为了走出因国家安全机构追踪感染者引发的纷争，以色列卫生部推出了一个类似的应用，让人们可以选择使用该应用来查看自己是否曾与染病的其他用戶有过接触。政府表示，该应用使用开源软件，不与政府共享数据。世卫组织的应用WHO MyHeahh也是开源的，未来可能会加上类似的接触者追踪功能。
全球这些零零散散的系统本身也带来了一个挑战：如何彼此沟通，以促进针对疫情的全球响应，而不仅仅是不同国家或城市各自为政。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计算隐私的伊夫一亚历山大·德蒙乔伊（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认为，各国政府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商定使用新冠肺炎数据的通用协议，以更方便地集结资源。不过，与寻找呼吸机和保护医护人员相比，这在各国的要务清单上排得很靠后。
这正是障碍所在。抗击新冠肺炎需要一系列快速激进的响应，还需要思考两周以后的举措。为娱乐、便利、连接和安全而构建的计算机网络在各种司空见惯的方面提供了帮助，如视频会议、协同工作，乃至放松解闷的游戏。但它还提供了一个传感器网络，可以协调个人和整体人口的响应，程度之高是在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病期间都无法想象的。各国正在仓促而零散地学习利用这种全景监控的力量。它们手忙脚乱赶出来的系统可能会沿用很长时间。
最好留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