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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聂夷中(837—约884),字坦之,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晚唐诗人。出生贫苦,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进士。曾做过华阴县尉。由于他在仕途上很不得意,生活比较清苦,因此对官场腐朽和农民的疾苦有一定认识。
晚唐时期,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当时的士人逐渐察觉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在文学领域里强调文学作品应具有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实用功能,又成为颇为流行的思潮。在诗歌领域,士人们再次宣扬诗歌对于政治、教化的功能。皮日休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正乐府序》),杜荀鹤则在《自叙》中说自己“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而黄涛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则更明确地提出:“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在当时关注社会问题的诗人中,聂夷中是比较出色的一个,而在他现存的三十多首诗中,《伤田家》又是比较著名的一首。
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强烈的对比,具体地描写了当时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农村的萧条、凄凉之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者较强的讽刺之意。在表达的思想意义上,可与李绅的《悯农》二首相辉映。
首联“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一个“卖”、两个“新”,充分道出了贫苦百姓青黄不接之时,无法生计,不得不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的痛苦心理。字面上看似老百姓的生活希望无限,细细品味,却是生动地刻画了他们毫无希望的生活。寥寥十字,唐末时期农民的苦难生活就极其直观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颔联“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作者在具体写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后,用“疮”比喻农民眼前沉重的债务和艰苦的生活,用“心头肉”比喻今后一年内的劳动果实和生存的希望。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农民不得不痛心地“剜却心头肉”。在这里,作者没有空发议论,没有抽象地描绘农民的苦难,而是将农民的生活状况运用浅显易懂的比喻,形象通直地给予淋漓地表现。
后两联“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绮罗筵”,即丰盛的筵席,这里泛指富贵人家;“逃亡屋”,指破产农民逃荒后留下的破败房屋。表面看来,此四句诗是诗人的陈情与祈愿,希望君王能尽快改变眼下不平的现实。一般情况下,我们由此而认为诗人将农民生活改善的希望寄托在圣明的君王身上,然细读全文,不难看出作者针砭时事的曲笔之法。造成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的根本原因,就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昏庸腐朽。正因为君王之心并非“明烛”,才有了“我愿”,才有了“逃亡屋”的出现。其间隐含着深深的讽刺之意。而现实中的君王之心,照的只是达官贵族的“绮罗筵”,而不是绳枢瓮牖的“逃亡屋”。一富一贫的鲜明对照,恰似当时对立的社会矛盾的形象描写。为此,我们不能以“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而确认作者在本诗中的“思想局限性”。
尾联中的“绮罗筵”和“逃亡屋”所形成的对比,既是对首联的回应,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写照,体现了诗歌强大的讽刺量,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因如此,有人甚至将此诗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并论,认为“言简意赅,可匹柳文”(《唐诗别裁集》)。
全诗语言朴素凝练,采取“洗剥到极净极省”的手法,于平淡直白中深含意蕴,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聂夷中(837—约884),字坦之,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晚唐诗人。出生贫苦,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进士。曾做过华阴县尉。由于他在仕途上很不得意,生活比较清苦,因此对官场腐朽和农民的疾苦有一定认识。
晚唐时期,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当时的士人逐渐察觉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在文学领域里强调文学作品应具有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实用功能,又成为颇为流行的思潮。在诗歌领域,士人们再次宣扬诗歌对于政治、教化的功能。皮日休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正乐府序》),杜荀鹤则在《自叙》中说自己“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而黄涛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则更明确地提出:“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在当时关注社会问题的诗人中,聂夷中是比较出色的一个,而在他现存的三十多首诗中,《伤田家》又是比较著名的一首。
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强烈的对比,具体地描写了当时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农村的萧条、凄凉之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者较强的讽刺之意。在表达的思想意义上,可与李绅的《悯农》二首相辉映。
首联“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一个“卖”、两个“新”,充分道出了贫苦百姓青黄不接之时,无法生计,不得不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的痛苦心理。字面上看似老百姓的生活希望无限,细细品味,却是生动地刻画了他们毫无希望的生活。寥寥十字,唐末时期农民的苦难生活就极其直观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颔联“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作者在具体写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后,用“疮”比喻农民眼前沉重的债务和艰苦的生活,用“心头肉”比喻今后一年内的劳动果实和生存的希望。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农民不得不痛心地“剜却心头肉”。在这里,作者没有空发议论,没有抽象地描绘农民的苦难,而是将农民的生活状况运用浅显易懂的比喻,形象通直地给予淋漓地表现。
后两联“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绮罗筵”,即丰盛的筵席,这里泛指富贵人家;“逃亡屋”,指破产农民逃荒后留下的破败房屋。表面看来,此四句诗是诗人的陈情与祈愿,希望君王能尽快改变眼下不平的现实。一般情况下,我们由此而认为诗人将农民生活改善的希望寄托在圣明的君王身上,然细读全文,不难看出作者针砭时事的曲笔之法。造成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的根本原因,就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昏庸腐朽。正因为君王之心并非“明烛”,才有了“我愿”,才有了“逃亡屋”的出现。其间隐含着深深的讽刺之意。而现实中的君王之心,照的只是达官贵族的“绮罗筵”,而不是绳枢瓮牖的“逃亡屋”。一富一贫的鲜明对照,恰似当时对立的社会矛盾的形象描写。为此,我们不能以“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而确认作者在本诗中的“思想局限性”。
尾联中的“绮罗筵”和“逃亡屋”所形成的对比,既是对首联的回应,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写照,体现了诗歌强大的讽刺量,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因如此,有人甚至将此诗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并论,认为“言简意赅,可匹柳文”(《唐诗别裁集》)。
全诗语言朴素凝练,采取“洗剥到极净极省”的手法,于平淡直白中深含意蕴,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