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为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30周年的纪念日。
　　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
　　地震那年,我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精密宣传机器的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空泛的口号。也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也为那些口号激昂过,可是激昂的情绪如鸟的翅翼,总也无法栖息在一片结实的地面上。1976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30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带着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个铁罐一样严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锁了任何带有蛛丝马迹的照片。于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想象力只能在一些文字构筑的狭小空间里艰难地匍匐。
　　在爬行的过程里我远远地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当然,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的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那些孩子们的后来,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我想,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7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见识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灯,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她那饱满地拥有过一切的童年,被一场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纵然拾回了每一块碎片,她也无法重新拼组回来一个童年。她渴望再次拥有,可是地震只教会了她一种方式,那就是紧紧地攥住手心里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可是她攥得越紧,就失去得越多。结尾处小灯千里寻亲的情节是我忍不住丢给自己的止疼片,其实小灯的疼是无药可治的。因为王小灯不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而且现实世界里火和鸟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提炼和造就人的,有的苦难是可以把人彻底打翻在地,永无可能重新站立的。
　　《余震》问世之后,有数位知名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将之改编为电影的兴趣。30年后痛定思痛回首唐山,似乎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现在这部小说被冯小刚导演改编成一部历史灾难大片。在与华谊签约之后不久,四川汶川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特大地震。那阵子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几乎天天都有让人心碎的画面,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感觉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天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地渗流得更久,更久。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余震》。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7月26日)
　　
　　《余震》
　　张 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2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