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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方略，下决心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方略，决心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长期以来，民间组织在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扶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民间组织如何动员更多的人关注扶贫，精准发力？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
脱贫攻坚的民间力量
记者：民间组织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参与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
刘文奎：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6年20国集团民间社会（C20）会议的贺信中指出，民间社会组织是各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动员和组织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是中国扶贫的重要内容，包括定点扶贫、东西协作扶贫以及国内、国际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扶贫行动。据统计，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期间，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直接动员的各类扶贫资金和物资折款500多亿元人民币，占扶贫资金的28%，扶贫贡献率在30%-35%之间。进入21世纪，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民间组织在促进贫困地区教育公平、改善贫困地区卫生健康条、提供及时人道救援和促进农村贫困社区发展等方面不断创新模式，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30年的扶贫经验使我们意识到：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方面大有可为：第一，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可以弥补政府扶贫的不足。民间组织不但可以募集社会资源惠及更多贫困人口，还能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监测和评估经验，使扶贫工作更有成效。第二，社会组织可以创造形式多样的扶贫机制。如多方联动的筹资机制，参与式决策和使用机制，关注受益主体的能力提升机制。第三，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扶贫行动，有利于各国的减贫经验交流与合作，共同研究全球范围的贫困问题。
记者：如今，中国扶贫系统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核心，公益组织如何精准发力？
刘文奎：精准扶贫有这样两层含义：第一，扶贫工作对象要瞄准贫困人口。比如，工作地域是否在贫困县、贫困村等这些贫困地区，瞄准的是否是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二，扶贫工作注重效果。在瞄准扶贫对象之后，所开展的项目是否针对他们面临的贫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比如增加收入、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等，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状况，效果是衡量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公益组织要做到精准扶贫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要调动资源，发挥优势，动员自己的合作伙伴、相关合作方关注贫困地区；第二，项目设计要瞄准贫困户，注重扶贫效果，操作执行要关注到问题区域；第三，方法研究和创新都要注重效果，通过我们的工作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生活状态，提高他们的能力。做到这三点，公益组织就可以在精准扶贫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了。
创新扶贫形式倡导人人公益
记者：如何调动具有相当数量的人群有效、高效地投身到慈善事业？
刘文奎：公益组织在动员社会公众参与的机制上，要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通过持续创新来呼吁更多的公众参与，推动新的扶贫项目。社会组织的原有机制不能动员足够的社会力量，为此应通过创新制定新的机制、新的办法、新的渠道，从而搭建好社会组织的参与平台，发挥好渠道作用。
近年来，民间组织一直在探索如何推动全民公益，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来，而“倡导型公益”正是一种思路。所谓倡导型，不是向贫困人群直接送款送物，而是致力于公益理念的普及、公益活动的亲身体验，例如，曾经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在创新发展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倡导人人公益，呼吁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一方面，结合新的技术进步，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通网络募捐、微信捐款以及与支付宝合作搭建人人可公益平台；另一方面，结合一些有效的新方法，例如善行者公益徒步、“饥饿24小时”等活动，借鉴国际上流行的慈善模式，创造新的扶贫形式，引起大众的共鸣。
记者：您提到的冰桶挑战、饥饿24小时等公益形式会不会引发“流于形式”“作秀”的质疑？
刘文奎：通过体验，能让沉重的话题轻松，能把遥远的话题拉近。当前中国有大量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此外，在以往倡导型公益项目的实践中，也能看到公众对慈善事业越来越高的关注度，显示出社会在慈善领域的巨大潜力。但是，在传统的观念里，“慈善”“公益”是与老百姓略显遥远的字眼，似乎只有名人才有“做慈善”的资格和能力。但现在，“倡导型公益”的出现让“慈善”也成为普通人举手之劳的一件事。
“互联网 ”时代公益扶贫谋变
记者：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 ”正在改变一切，这将为公益扶贫带来哪些机遇？
刘文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互联网 扶贫”，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能够将贫困地区带入经济发展快车道。贫困地区农民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农产品生产加工之后，由于路途遥远，运输成本高，再加上缺少市场经验，产品难以被认可，导致产品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如今，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电商扶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扶贫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电商扶贫方面做了很多探索，2016年3月，一枚有故事的果子，为震后重生的雅安果农带来了一份有尊严的收入。经过电商推广，短短3小时之内，10万斤雅安黄果柑全部售罄。这款特别的黄果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善品公社电商扶贫项目的第一款产品。黄果柑的迅速售空，是公益组织探索电商扶贫新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
记者：目前一些电商扶贫平台流于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文奎：电子商务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在网上开辟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销售渠道。这几年政府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较多，为农产品电商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是目前农民和互联网之间仍存在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是由三大瓶颈构成的：一是农户分散生产方式形成的规模瓶颈；二是缺乏有效制约导致的质量瓶颈；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产品信任瓶颈。这三大瓶颈不解决，农民很难通过互联网电商受益。现在我们通过善品公社帮他们解决这三大瓶颈，可以让电商扶贫落到实处。 记者：您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扶贫基金会解决三大瓶颈的运作模式吗？
刘文奎：第一个规模瓶颈，也是生产效率瓶颈。
农民单家独户的生产，很难满足电子商务需要的规模，而且在传统生产方式中，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技术员，还得是销售员，没有专业分工，可想而知效率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在村里组建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再分成几个生产小组，抱团生产，解决生产规模和效率问题。
第二个质量瓶颈，也是农产品走入电商的比较大的瓶颈。
传统的市场定价机制下，从批发到零售，层层转手加价，往往把给农民的收购价压得很低，农民只能得到最少的收入。在这样的机制下，农民增加收入只能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并提高产量，于是各种农药化肥就都用上了，比如农药、除草剂的使用是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化肥、膨大剂等是为了增加产量。低价低质量，低质量更低价，这就使得食品安全问题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农民未获得合理的收入就不可能生产高质量的东西，消费者的权益也无法保障。为打破农产品质量瓶颈，我们制定出统一的质量标准并严格监控，建立倒查追溯机制，每个农户的果筐都标记生产者名字。我们跟英国的一个国际检测机构合作，全部156项技术指标必须达标，一旦发现某个生产组有一户超标，整个生产组剔除出我们的体系，一个合作社有3个组出问题，整个合作社剔除，这样就建立了利益捆绑机制。任何一家农户，如果他违规生产，他就是在侵犯全村人的利益，因为农村是熟人社会，没有人会愿意冒这个风险，这样产品的质量就得到了保证。
第三个就是信任瓶颈。
即便农户生产出了好东西，消费者也没有办法区分，好东西也难以获得合理的价格。但是通过我们的品控，扶贫基金会是有信心为产品背书的。因此，符合我们品质标准的农产品就可以善品公社品牌统一销售，获得市场的认可。
记者：如果让您总结几条电商扶贫的经验，您最想说哪几条？
刘文奎：电子商务的发展降低了传统农产品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很多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之后产生的利润或者价值只有让农民更多地分享，这个市场机制才是可持续的，才是健康的。电商扶贫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农民真正受益。首先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规模生产，提高效率；第二步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让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让他们靠生产好东西能赚到钱，生产的东西越好，赚的钱越多，产品质量自然就提高了，而农民提供了有质量的东西，消费者自然愿意购买，他就会获得合理的收入。
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方略，决心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长期以来，民间组织在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扶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民间组织如何动员更多的人关注扶贫，精准发力？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
脱贫攻坚的民间力量
记者：民间组织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参与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
刘文奎：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6年20国集团民间社会（C20）会议的贺信中指出，民间社会组织是各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动员和组织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是中国扶贫的重要内容，包括定点扶贫、东西协作扶贫以及国内、国际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扶贫行动。据统计，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期间，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直接动员的各类扶贫资金和物资折款500多亿元人民币，占扶贫资金的28%，扶贫贡献率在30%-35%之间。进入21世纪，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民间组织在促进贫困地区教育公平、改善贫困地区卫生健康条、提供及时人道救援和促进农村贫困社区发展等方面不断创新模式，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30年的扶贫经验使我们意识到：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方面大有可为：第一，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可以弥补政府扶贫的不足。民间组织不但可以募集社会资源惠及更多贫困人口，还能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监测和评估经验，使扶贫工作更有成效。第二，社会组织可以创造形式多样的扶贫机制。如多方联动的筹资机制，参与式决策和使用机制，关注受益主体的能力提升机制。第三，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扶贫行动，有利于各国的减贫经验交流与合作，共同研究全球范围的贫困问题。
记者：如今，中国扶贫系统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核心，公益组织如何精准发力？
刘文奎：精准扶贫有这样两层含义：第一，扶贫工作对象要瞄准贫困人口。比如，工作地域是否在贫困县、贫困村等这些贫困地区，瞄准的是否是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二，扶贫工作注重效果。在瞄准扶贫对象之后，所开展的项目是否针对他们面临的贫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比如增加收入、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等，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状况，效果是衡量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公益组织要做到精准扶贫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要调动资源，发挥优势，动员自己的合作伙伴、相关合作方关注贫困地区；第二，项目设计要瞄准贫困户，注重扶贫效果，操作执行要关注到问题区域；第三，方法研究和创新都要注重效果，通过我们的工作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生活状态，提高他们的能力。做到这三点，公益组织就可以在精准扶贫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了。
创新扶贫形式倡导人人公益
记者：如何调动具有相当数量的人群有效、高效地投身到慈善事业？
刘文奎：公益组织在动员社会公众参与的机制上，要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通过持续创新来呼吁更多的公众参与，推动新的扶贫项目。社会组织的原有机制不能动员足够的社会力量，为此应通过创新制定新的机制、新的办法、新的渠道，从而搭建好社会组织的参与平台，发挥好渠道作用。
近年来，民间组织一直在探索如何推动全民公益，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来，而“倡导型公益”正是一种思路。所谓倡导型，不是向贫困人群直接送款送物，而是致力于公益理念的普及、公益活动的亲身体验，例如，曾经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在创新发展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倡导人人公益，呼吁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一方面，结合新的技术进步，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通网络募捐、微信捐款以及与支付宝合作搭建人人可公益平台；另一方面，结合一些有效的新方法，例如善行者公益徒步、“饥饿24小时”等活动，借鉴国际上流行的慈善模式，创造新的扶贫形式，引起大众的共鸣。
记者：您提到的冰桶挑战、饥饿24小时等公益形式会不会引发“流于形式”“作秀”的质疑？
刘文奎：通过体验，能让沉重的话题轻松，能把遥远的话题拉近。当前中国有大量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此外，在以往倡导型公益项目的实践中，也能看到公众对慈善事业越来越高的关注度，显示出社会在慈善领域的巨大潜力。但是，在传统的观念里，“慈善”“公益”是与老百姓略显遥远的字眼，似乎只有名人才有“做慈善”的资格和能力。但现在，“倡导型公益”的出现让“慈善”也成为普通人举手之劳的一件事。
“互联网 ”时代公益扶贫谋变
记者：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 ”正在改变一切，这将为公益扶贫带来哪些机遇？
刘文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互联网 扶贫”，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能够将贫困地区带入经济发展快车道。贫困地区农民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农产品生产加工之后，由于路途遥远，运输成本高，再加上缺少市场经验，产品难以被认可，导致产品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如今，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电商扶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扶贫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电商扶贫方面做了很多探索，2016年3月，一枚有故事的果子，为震后重生的雅安果农带来了一份有尊严的收入。经过电商推广，短短3小时之内，10万斤雅安黄果柑全部售罄。这款特别的黄果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善品公社电商扶贫项目的第一款产品。黄果柑的迅速售空，是公益组织探索电商扶贫新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
记者：目前一些电商扶贫平台流于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文奎：电子商务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在网上开辟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销售渠道。这几年政府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较多，为农产品电商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是目前农民和互联网之间仍存在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是由三大瓶颈构成的：一是农户分散生产方式形成的规模瓶颈；二是缺乏有效制约导致的质量瓶颈；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产品信任瓶颈。这三大瓶颈不解决，农民很难通过互联网电商受益。现在我们通过善品公社帮他们解决这三大瓶颈，可以让电商扶贫落到实处。 记者：您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扶贫基金会解决三大瓶颈的运作模式吗？
刘文奎：第一个规模瓶颈，也是生产效率瓶颈。
农民单家独户的生产，很难满足电子商务需要的规模，而且在传统生产方式中，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技术员，还得是销售员，没有专业分工，可想而知效率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在村里组建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再分成几个生产小组，抱团生产，解决生产规模和效率问题。
第二个质量瓶颈，也是农产品走入电商的比较大的瓶颈。
传统的市场定价机制下，从批发到零售，层层转手加价，往往把给农民的收购价压得很低，农民只能得到最少的收入。在这样的机制下，农民增加收入只能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并提高产量，于是各种农药化肥就都用上了，比如农药、除草剂的使用是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化肥、膨大剂等是为了增加产量。低价低质量，低质量更低价，这就使得食品安全问题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农民未获得合理的收入就不可能生产高质量的东西，消费者的权益也无法保障。为打破农产品质量瓶颈，我们制定出统一的质量标准并严格监控，建立倒查追溯机制，每个农户的果筐都标记生产者名字。我们跟英国的一个国际检测机构合作，全部156项技术指标必须达标，一旦发现某个生产组有一户超标，整个生产组剔除出我们的体系，一个合作社有3个组出问题，整个合作社剔除，这样就建立了利益捆绑机制。任何一家农户，如果他违规生产，他就是在侵犯全村人的利益，因为农村是熟人社会，没有人会愿意冒这个风险，这样产品的质量就得到了保证。
第三个就是信任瓶颈。
即便农户生产出了好东西，消费者也没有办法区分，好东西也难以获得合理的价格。但是通过我们的品控，扶贫基金会是有信心为产品背书的。因此，符合我们品质标准的农产品就可以善品公社品牌统一销售，获得市场的认可。
记者：如果让您总结几条电商扶贫的经验，您最想说哪几条？
刘文奎：电子商务的发展降低了传统农产品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很多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之后产生的利润或者价值只有让农民更多地分享，这个市场机制才是可持续的，才是健康的。电商扶贫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农民真正受益。首先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规模生产，提高效率；第二步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让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让他们靠生产好东西能赚到钱，生产的东西越好，赚的钱越多，产品质量自然就提高了，而农民提供了有质量的东西，消费者自然愿意购买，他就会获得合理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