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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英国19世纪小说家笔下的独立自主、不屈不挠的家庭女教师形象：简·奥斯丁笔下的简·费尔法克斯、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笔下的瑞贝卡和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展现了19世纪英国家庭女教师所面临的困境，剖析了其中个人的和制度的原因，并指出了她们精神力量的深刻社会意义。
关键词：家庭女教师；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夏普；简·爱；抗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78-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42
19世纪的英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先进的技术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此时，许多中小资产阶级由于无力竞争而破产，无产阶级贫困交加的生活更令人触目惊心，劳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发现人类自身的发展受制于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关系。人们开始用冷静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形成理智务实的社会心理。现实是文学作品的基础，反映在文学上，人们不再满足沉湎于主观幻想、盲目追求浪漫的文学，而要求能够如实反映生活现状及其本质的、不以情感代替理智的文学。于是，现实主义小说代替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主导地位，一批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登上历史舞台，《爱玛》的作者简·奥斯丁，《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名利场》的作者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塑造的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夏普、简·爱，这些个性鲜明独具魅力的家庭女教师形象至今仍广为人们所喜爱。
小说中19世纪家庭女教师所面临种种的困境：低廉的薪资、家庭教师职业的桎梏、情感的压抑、婚姻和爱情的无奈；但她们又积极地为能够改变其社会地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努力和抗争。本文试图通过探析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简·爱这三位各具特色的家庭女教师来了解造成她们痛苦的原因及其复杂心态。
1. 无奈的现实
1.1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社会背景
家庭女教师简·爱、瑞贝卡、简·费尔法克斯都是从孤儿出身开始了人生的漫漫历程的。简·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寒的孤女，先是寄养在里得太太家，后被送进洛伍德寄宿学校；为了谋生，最后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瑞贝卡是一个穷画师与一个法国流浪舞女的女儿，父母死后，没给她留下任何资产。这个孤女被送进平克顿女子学校，一面给低年级小孩教法语，一面学习，过着半教半学的生活。原为军官的女儿，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的简·费尔法克斯寄居在坎贝尔上校家中，从小就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女教师这样的人生道路。19世纪英国的家庭女教师多为军官、教士的遗孤或遗孀，或者其他出身较好的人家但因非自身过失而必须工作糊口的女性。中产阶级女子没有丈夫或父兄的支持，同时又没有一笔可观的积蓄来维持生活，当一名家庭女教师就成了社会允许她谋生的唯一方式。
1.2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经济状况
19世纪英国，普通家庭女教师的年薪在三十镑左右，而且极不稳定，做完上家寻不着下家是很常见的现象。报酬低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使妇女的劳动价值遭到持续贬低，而成年男子的工作价值得到尊崇和强调。当时，妇女的地位低下，她们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资产，只能依靠婚姻、依靠男人来生活。女子主要的职责被认为是持家、管理仆人、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和健康、养儿育女等等。因而，女子的社会作用“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只是作为一个鲜活的证据来证实丈夫的社会地位”，那么职场女子的劳动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贬低。新手教师的工资并不比女仆高很多；当她们的工资随着时间有所增加时，和其他仆役不同，她们需要负担服装费和旅行费。这样一来，她们往往只剩下零用钱和少量节余。除此以外，女教师的工作年限一般很短， 她们始终悬在贫困线的边缘。雇主们偏好在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教师，由于女教师供给过大，许多人在四十岁前就必须离开另谋生路。到穷困潦倒的老年，很多曾受聘担任家庭女教师的人最终住进了最便宜的房屋——精神病院。
1.3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尴尬的社会处境
家庭女教师长期被夹在底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枷锁中。她们的处境很尴尬，介乎淑女与奴仆之间：按出身和教养，她是一位淑女；按替人服务和索取报酬的性质，又和仆人相类。家庭女教师与其说她们是老师，不如说是“高级仆人”。雇主要求女家庭教师的工作相当繁杂，通常既要做幼儿的保育员，又要做大一点孩子的教员，教授语言、音乐、手工、针线等，除了脑力劳动之外，更多的是体力活。和保姆一样，家庭女教师是母亲的替代品、价值观的规范和行为模范。理论上看，女教师受到平等对待：拥有独立的卧室，被称为“小姐”保姆，女教师可以直接叫孩子的名字。但女教师的社会地位是边缘的，因为她既不是家人也不是仆役。她们和孩子而不是大人一起进餐，虽然在晚餐后被邀请加入家庭聚会，但女教师们总感觉自己是多余的；妇女视家庭女教师为威胁。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在女教师和男士们之间也很难有什么礼貌、吸引甚至爱情可言。由于相对较高的教育和地位，女教师也很难融入仆人群体。这种尴尬的社会处境给家庭教师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2. 与无奈的现实抗争
“简·费尔法克斯优雅大方得很，真可以说是优雅得令人刮目相看了，而爱玛自己最最看重的恰恰就是优雅”（奥斯丁，2005：138）。用奈特利的话说，“她（简·费尔费克斯）的感情是强烈的，性情也好，很能宽容、忍耐、自制”。由此可见，简完全符合当时大家闺秀的审美判断和道德标准：个子高挑，身段匀称，五官秀丽，肤色白净；有良好的教养、谨慎的性格，谈吐得体，多才多艺；能够忍耐自己、顺从别人；对那些触犯了她们或者她们不喜欢的人，她们也能大方得体地与之融洽相处。可以说，简·费尔法克斯是典型的淑女闺秀。可惜，这样一个理想的淑女（lady）却没有当淑女的命。她的人生道路另有一番安排，“上校打算把简培养成一名教师”（奥斯丁，2005：137）。这里是“上校打算”，寄人篱下的她没有“自己打算”的可能，只有被动接受的命运。对于这个职业规划，简很不满意，而“她怀着见习修女般的虔诚，决定在二十一岁上完成献身的大业，同时放弃所有的人生欢乐、所有的礼尚往来，不求与人平等相待，不求宁静与希望，甘愿永久从事忏悔与苦修”（奥斯丁，2005：138）。这是小说中简·费尔法克斯对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的态度，虽然简·费尔法克斯从未真正从事家庭女教师的行业，从未亲尝其中的甘苦，但是作为家庭教师要面临的尴尬的社会处境给她的身心带来了恐惧和担忧。小说中的简·费尔法克斯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隐藏自己的想法，在理应作出公正判断的时候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在登威尔游园时，简·菲尔费克斯目睹了自己的未婚夫向爱玛献殷勤，而她作出来的反应却让人惊讶，她把未婚夫弗兰克·邱吉尔和伍德豪斯小姐在一起过分地调情这件事当成日常见闻写信寄到爱尔兰的坎贝尔上校一家那里去了。小说对这种性格特征暗含贬抑，她表现出来的客观态度简直到了冷漠的程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合适、不正确的。但是，这正是简·费尔法克斯对于家庭教师职业恐惧的又一印证，她期待，也利用婚姻来摆脱做家庭教师的宿命。简·费尔法克斯的态度和命运反映了19世纪的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并习惯于依附的事实，展现了一个女性群体对就业的社会集体意识和由此带来的紧张心理。 出身贫寒的孤女瑞贝卡，聪明伶俐，在学校半工半读，她本来也想通过刻苦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现实使她清醒地认识到，当一名家庭女教师是无法改变她命运走向的。贫穷的瑞贝卡想要过上富裕的生活，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嫁个有钱的男人。但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瑞贝卡这个孤儿，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单身贵族的未婚妻。所以瑞贝卡利用她的长相和魅力去接近任何她认为合适的绅士，借助于他们逐步地实现着自己人生梦想——进入上流社会的名利场。萨克雷描绘她：不安分守己、自私自利、没有仁爱、对家庭没有责任。虽然她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使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但是这一切都是贫穷所迫。正如她所言：“我想如果我有五千镑一年的进款，我也会做正经女人。到那时我就成天在孩子屋里磨蹭，数数墙上一共结了几个杏儿，在花房里浇浇花，在石榴红里面捡捡枯叶子”（萨克雷，1978：138）。男性文化要求女性服从她的从属性社会地位和性别角色，瑞贝卡不肯以爱和牺牲去营造幸福的家庭，对社会有较强的挑战性。面对现实的困境，她越过了阶级和贫穷的障碍，摆脱了女教师身份所带来的孤立和孤独，从负面象征了19世纪家庭女教师对社会不公和排斥的抗争。但是，现实奋斗的残酷性使瑞贝卡所有的争斗和欲望都始终笼罩在名利场本质上虚伪和荒诞的阴影里，并最终被腐朽虚荣的上层社会所吞噬。
简·爱不像费尔法克斯，担心从富贵跌入穷苦，对前途怀有强烈的恐惧；也不像瑞贝卡为了成功，近乎残忍地利用周围人的地位、财富、欲望、虚荣，甚至是善意的帮助和同情。简·爱形象一改文学中女性总是扮演的依附于男性的角色，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追求新型的爱情和婚姻。简·爱一直都在追求人格独立和尊严，对生活、对爱情都采取了男女平等、积极进取态度。她认为女人也跟男人有一样的感受，她们也跟她们的兄弟们一样要发挥她们的作用，要求社会给予她们用武之地。她说：
要是她们那些较占便宜的同类们，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钱包，那未免太见识短浅了。要是她们想超出习俗认为女性所必需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学更多的东西，那么为此谴责她们或者嘲笑她们，也未免太没头脑了。（勃朗特，2002：87）
在答应嫁给罗切斯特之后，还是提出：“我要继续做阿黛勒的家庭教师， 用这个来挣得我的膳宿费和外加1年30镑……你什么也不要给我”（勃朗特，2002：291）。简·爱渴望的是爱，支撑她的自信心和独立意志的却是职业。只有职业才是使她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不依赖于他人的唯一途径。19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男尊女卑的社会，简·爱宣扬的平等要跨越财产、身份和社会地位，性别的不平等，简·爱对自身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是超越时代的。在爱情方面，简·爱一反传统女性被倾慕和被保护的地位；不看重门第和财产，只追求人格平等和心灵契合。当她与罗彻斯特相爱，后者做出要娶美貌富有的英格拉姆小姐的样子时，简·爱怒斥罗彻斯特对她感情的伤害，明确宣称，“我与你是同样的人”维护自身平等的权力。当她得知罗彻斯特的妻子仍活着时，她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与罗彻斯特重婚或充当他的情妇，成为一种附庸，得不到平等的地位；要么保持自己独立自尊的地位，离开庄园。她毅然选择离开庄园，维护了女性的尊严。从中我们能够听到女作家的声音：女人不仅在世俗生活中，同时也应在精神领域中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小说中，夏洛蒂为简·爱所设想的出路，也不外乎理想化的家庭和爱情。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女子若要实现自我的价值，除了婚姻别无选择。这样一种安排，是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抗争又依赖的复杂关系的反映，也透露出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女子通过求职获取独立的艰难。《简·爱》是矛盾的，作家也是矛盾的。勃朗特力求在女性经验的两难境地中，在既存的社会体制中，为女主人公寻求一种平衡与心灵的和谐，既让她保持独立的自我，又不否认女性的传统需求，有时甚至让她扮演在女性主义者眼里极为传统的角色。这样一来，小说作者与她的女主人公便不断地在矛盾中挣扎，作品也不时陷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境地。然而正是这种对矛盾的坦白剖析，以及主人公不懈的努力和挣扎，使小说中矛盾的展现让人更明白地看到，并去思考女性的真正需求。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作品中探讨的问题仍显真实。作者的困惑和不安也是今天大多数女性必须经历的。简·爱鲜明的人物性格的典型塑造，反映了妇女摆脱压迫和歧视，要求平等和自由的强烈愿望和追求，在英国文学史上是首创，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后人又有超时空的现实意义，是新时代女性推崇的偶像。
造成三位女主人公痛苦的客观因素有：女子地位低下，劳动价值遭到贬低，家庭女教师的尴尬的社会处境。这些下层中产阶级女子在窘迫、无奈的现实中抗争着，她们有意识地争取自己的经济或精神的独立和社会的平等地位，尽管她们最终还是屈从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但这种积极的态度和行动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使得女性在爱情、婚姻、职业、教育等方面的诉求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由此揭开了19世纪下半叶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序幕。
参考文献
简·奥斯丁.李文俊、蔡慧译译.爱玛[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苏世芬.19世纪英国女性的代言人[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9）.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名利场[M].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夏洛蒂·勃朗特.黄源深译.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关键词：家庭女教师；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夏普；简·爱；抗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2-0178-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42
19世纪的英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先进的技术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此时，许多中小资产阶级由于无力竞争而破产，无产阶级贫困交加的生活更令人触目惊心，劳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发现人类自身的发展受制于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关系。人们开始用冷静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形成理智务实的社会心理。现实是文学作品的基础，反映在文学上，人们不再满足沉湎于主观幻想、盲目追求浪漫的文学，而要求能够如实反映生活现状及其本质的、不以情感代替理智的文学。于是，现实主义小说代替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主导地位，一批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登上历史舞台，《爱玛》的作者简·奥斯丁，《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名利场》的作者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塑造的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夏普、简·爱，这些个性鲜明独具魅力的家庭女教师形象至今仍广为人们所喜爱。
小说中19世纪家庭女教师所面临种种的困境：低廉的薪资、家庭教师职业的桎梏、情感的压抑、婚姻和爱情的无奈；但她们又积极地为能够改变其社会地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努力和抗争。本文试图通过探析简·费尔法克斯、瑞贝卡、简·爱这三位各具特色的家庭女教师来了解造成她们痛苦的原因及其复杂心态。
1. 无奈的现实
1.1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社会背景
家庭女教师简·爱、瑞贝卡、简·费尔法克斯都是从孤儿出身开始了人生的漫漫历程的。简·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寒的孤女，先是寄养在里得太太家，后被送进洛伍德寄宿学校；为了谋生，最后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瑞贝卡是一个穷画师与一个法国流浪舞女的女儿，父母死后，没给她留下任何资产。这个孤女被送进平克顿女子学校，一面给低年级小孩教法语，一面学习，过着半教半学的生活。原为军官的女儿，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的简·费尔法克斯寄居在坎贝尔上校家中，从小就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女教师这样的人生道路。19世纪英国的家庭女教师多为军官、教士的遗孤或遗孀，或者其他出身较好的人家但因非自身过失而必须工作糊口的女性。中产阶级女子没有丈夫或父兄的支持，同时又没有一笔可观的积蓄来维持生活，当一名家庭女教师就成了社会允许她谋生的唯一方式。
1.2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经济状况
19世纪英国，普通家庭女教师的年薪在三十镑左右，而且极不稳定，做完上家寻不着下家是很常见的现象。报酬低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使妇女的劳动价值遭到持续贬低，而成年男子的工作价值得到尊崇和强调。当时，妇女的地位低下，她们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资产，只能依靠婚姻、依靠男人来生活。女子主要的职责被认为是持家、管理仆人、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和健康、养儿育女等等。因而，女子的社会作用“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只是作为一个鲜活的证据来证实丈夫的社会地位”，那么职场女子的劳动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贬低。新手教师的工资并不比女仆高很多；当她们的工资随着时间有所增加时，和其他仆役不同，她们需要负担服装费和旅行费。这样一来，她们往往只剩下零用钱和少量节余。除此以外，女教师的工作年限一般很短， 她们始终悬在贫困线的边缘。雇主们偏好在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教师，由于女教师供给过大，许多人在四十岁前就必须离开另谋生路。到穷困潦倒的老年，很多曾受聘担任家庭女教师的人最终住进了最便宜的房屋——精神病院。
1.3 19世纪家庭女教师的尴尬的社会处境
家庭女教师长期被夹在底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枷锁中。她们的处境很尴尬，介乎淑女与奴仆之间：按出身和教养，她是一位淑女；按替人服务和索取报酬的性质，又和仆人相类。家庭女教师与其说她们是老师，不如说是“高级仆人”。雇主要求女家庭教师的工作相当繁杂，通常既要做幼儿的保育员，又要做大一点孩子的教员，教授语言、音乐、手工、针线等，除了脑力劳动之外，更多的是体力活。和保姆一样，家庭女教师是母亲的替代品、价值观的规范和行为模范。理论上看，女教师受到平等对待：拥有独立的卧室，被称为“小姐”保姆，女教师可以直接叫孩子的名字。但女教师的社会地位是边缘的，因为她既不是家人也不是仆役。她们和孩子而不是大人一起进餐，虽然在晚餐后被邀请加入家庭聚会，但女教师们总感觉自己是多余的；妇女视家庭女教师为威胁。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在女教师和男士们之间也很难有什么礼貌、吸引甚至爱情可言。由于相对较高的教育和地位，女教师也很难融入仆人群体。这种尴尬的社会处境给家庭教师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2. 与无奈的现实抗争
“简·费尔法克斯优雅大方得很，真可以说是优雅得令人刮目相看了，而爱玛自己最最看重的恰恰就是优雅”（奥斯丁，2005：138）。用奈特利的话说，“她（简·费尔费克斯）的感情是强烈的，性情也好，很能宽容、忍耐、自制”。由此可见，简完全符合当时大家闺秀的审美判断和道德标准：个子高挑，身段匀称，五官秀丽，肤色白净；有良好的教养、谨慎的性格，谈吐得体，多才多艺；能够忍耐自己、顺从别人；对那些触犯了她们或者她们不喜欢的人，她们也能大方得体地与之融洽相处。可以说，简·费尔法克斯是典型的淑女闺秀。可惜，这样一个理想的淑女（lady）却没有当淑女的命。她的人生道路另有一番安排，“上校打算把简培养成一名教师”（奥斯丁，2005：137）。这里是“上校打算”，寄人篱下的她没有“自己打算”的可能，只有被动接受的命运。对于这个职业规划，简很不满意，而“她怀着见习修女般的虔诚，决定在二十一岁上完成献身的大业，同时放弃所有的人生欢乐、所有的礼尚往来，不求与人平等相待，不求宁静与希望，甘愿永久从事忏悔与苦修”（奥斯丁，2005：138）。这是小说中简·费尔法克斯对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的态度，虽然简·费尔法克斯从未真正从事家庭女教师的行业，从未亲尝其中的甘苦，但是作为家庭教师要面临的尴尬的社会处境给她的身心带来了恐惧和担忧。小说中的简·费尔法克斯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隐藏自己的想法，在理应作出公正判断的时候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在登威尔游园时，简·菲尔费克斯目睹了自己的未婚夫向爱玛献殷勤，而她作出来的反应却让人惊讶，她把未婚夫弗兰克·邱吉尔和伍德豪斯小姐在一起过分地调情这件事当成日常见闻写信寄到爱尔兰的坎贝尔上校一家那里去了。小说对这种性格特征暗含贬抑，她表现出来的客观态度简直到了冷漠的程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合适、不正确的。但是，这正是简·费尔法克斯对于家庭教师职业恐惧的又一印证，她期待，也利用婚姻来摆脱做家庭教师的宿命。简·费尔法克斯的态度和命运反映了19世纪的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并习惯于依附的事实，展现了一个女性群体对就业的社会集体意识和由此带来的紧张心理。 出身贫寒的孤女瑞贝卡，聪明伶俐，在学校半工半读，她本来也想通过刻苦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现实使她清醒地认识到，当一名家庭女教师是无法改变她命运走向的。贫穷的瑞贝卡想要过上富裕的生活，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嫁个有钱的男人。但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瑞贝卡这个孤儿，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单身贵族的未婚妻。所以瑞贝卡利用她的长相和魅力去接近任何她认为合适的绅士，借助于他们逐步地实现着自己人生梦想——进入上流社会的名利场。萨克雷描绘她：不安分守己、自私自利、没有仁爱、对家庭没有责任。虽然她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使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但是这一切都是贫穷所迫。正如她所言：“我想如果我有五千镑一年的进款，我也会做正经女人。到那时我就成天在孩子屋里磨蹭，数数墙上一共结了几个杏儿，在花房里浇浇花，在石榴红里面捡捡枯叶子”（萨克雷，1978：138）。男性文化要求女性服从她的从属性社会地位和性别角色，瑞贝卡不肯以爱和牺牲去营造幸福的家庭，对社会有较强的挑战性。面对现实的困境，她越过了阶级和贫穷的障碍，摆脱了女教师身份所带来的孤立和孤独，从负面象征了19世纪家庭女教师对社会不公和排斥的抗争。但是，现实奋斗的残酷性使瑞贝卡所有的争斗和欲望都始终笼罩在名利场本质上虚伪和荒诞的阴影里，并最终被腐朽虚荣的上层社会所吞噬。
简·爱不像费尔法克斯，担心从富贵跌入穷苦，对前途怀有强烈的恐惧；也不像瑞贝卡为了成功，近乎残忍地利用周围人的地位、财富、欲望、虚荣，甚至是善意的帮助和同情。简·爱形象一改文学中女性总是扮演的依附于男性的角色，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追求新型的爱情和婚姻。简·爱一直都在追求人格独立和尊严，对生活、对爱情都采取了男女平等、积极进取态度。她认为女人也跟男人有一样的感受，她们也跟她们的兄弟们一样要发挥她们的作用，要求社会给予她们用武之地。她说：
要是她们那些较占便宜的同类们，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钱包，那未免太见识短浅了。要是她们想超出习俗认为女性所必需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学更多的东西，那么为此谴责她们或者嘲笑她们，也未免太没头脑了。（勃朗特，2002：87）
在答应嫁给罗切斯特之后，还是提出：“我要继续做阿黛勒的家庭教师， 用这个来挣得我的膳宿费和外加1年30镑……你什么也不要给我”（勃朗特，2002：291）。简·爱渴望的是爱，支撑她的自信心和独立意志的却是职业。只有职业才是使她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不依赖于他人的唯一途径。19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男尊女卑的社会，简·爱宣扬的平等要跨越财产、身份和社会地位，性别的不平等，简·爱对自身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是超越时代的。在爱情方面，简·爱一反传统女性被倾慕和被保护的地位；不看重门第和财产，只追求人格平等和心灵契合。当她与罗彻斯特相爱，后者做出要娶美貌富有的英格拉姆小姐的样子时，简·爱怒斥罗彻斯特对她感情的伤害，明确宣称，“我与你是同样的人”维护自身平等的权力。当她得知罗彻斯特的妻子仍活着时，她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与罗彻斯特重婚或充当他的情妇，成为一种附庸，得不到平等的地位；要么保持自己独立自尊的地位，离开庄园。她毅然选择离开庄园，维护了女性的尊严。从中我们能够听到女作家的声音：女人不仅在世俗生活中，同时也应在精神领域中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小说中，夏洛蒂为简·爱所设想的出路，也不外乎理想化的家庭和爱情。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女子若要实现自我的价值，除了婚姻别无选择。这样一种安排，是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抗争又依赖的复杂关系的反映，也透露出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女子通过求职获取独立的艰难。《简·爱》是矛盾的，作家也是矛盾的。勃朗特力求在女性经验的两难境地中，在既存的社会体制中，为女主人公寻求一种平衡与心灵的和谐，既让她保持独立的自我，又不否认女性的传统需求，有时甚至让她扮演在女性主义者眼里极为传统的角色。这样一来，小说作者与她的女主人公便不断地在矛盾中挣扎，作品也不时陷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境地。然而正是这种对矛盾的坦白剖析，以及主人公不懈的努力和挣扎，使小说中矛盾的展现让人更明白地看到，并去思考女性的真正需求。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作品中探讨的问题仍显真实。作者的困惑和不安也是今天大多数女性必须经历的。简·爱鲜明的人物性格的典型塑造，反映了妇女摆脱压迫和歧视，要求平等和自由的强烈愿望和追求，在英国文学史上是首创，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后人又有超时空的现实意义，是新时代女性推崇的偶像。
造成三位女主人公痛苦的客观因素有：女子地位低下，劳动价值遭到贬低，家庭女教师的尴尬的社会处境。这些下层中产阶级女子在窘迫、无奈的现实中抗争着，她们有意识地争取自己的经济或精神的独立和社会的平等地位，尽管她们最终还是屈从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但这种积极的态度和行动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使得女性在爱情、婚姻、职业、教育等方面的诉求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由此揭开了19世纪下半叶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序幕。
参考文献
简·奥斯丁.李文俊、蔡慧译译.爱玛[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苏世芬.19世纪英国女性的代言人[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9）.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名利场[M].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夏洛蒂·勃朗特.黄源深译.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