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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唯一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射击金牌的神射手来说，他的这项荣誉也许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记录永远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也会深刻地烙印在他心中的还有北京奥运会的缺席，后者也许会变成一道伤疤，一道若干年后布满灰尘，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
杨凌的眼神里透着一丝无奈后的随意，这让他看上去显得似乎有点，赖散式的漫不经心。我们坐在宽敞而空荡荡的10米移动靶场中，初春午后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斜斜地照射进来，尘埃弥漫在光线中，诺大的屋里还有许多角落充满阴霾和难以名状的落寞。
由于奥运会近年来所推行的“瘦身计划”使很多大项中偏冷门的小项遭到削减，而在这其中，拥有17小项的射击项目首当其冲，几经周折后，杨凌所在的10米移动靶项目作为不幸“中弹”的两个项目(另一为女子飞碟双靶)之一，被排除在2008年奥运会之外，而接下去，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对于这项运动的前途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如果仍被打入冷宫，可以想像，也许这个项目就只能在今后的历史镜头中出现了。那样一个结果，对于杨凌和他的队友们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都说射击运动员的运动生命长，可以打到五六十岁，但其实，这很难。竞技状态和心理条件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身体状况也不会允许你参加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而对于我来说，改项已经不可能了，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不可能。”
毕竟，杨凌不是王义夫，他也不需要成为王义夫，对于这个已年过而立的两届奥运冠军来说，他想得到和该得到的已经全部实现了，作为中国唯一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射击金牌的神射手来说，他的这项荣誉也许会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记录，永远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也会深刻地烙印在他心中的还有北京奥运会的缺席，后者也许会变成一道伤疤，一道若干年后布满灰尘，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
靶场里的靶子此刻无声地矗立着，好像大战后的士兵般静静沉默，它们也好像意识到自己在慢慢失去必须存在的作用，眼睛和枪口的靶心还在，但命运的靶心此刻已经模糊，也许还要继续寻找。
不过，等待着杨凌的还有很多比赛，国内的分站赛、全运会、国外的商业赛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比赛，也许会有更大的比赛，这些“止痛片”密集而恰到好处地点缀着10米移动靶射击队的生活。“我们下周就去山西参加分站赛，我们队打得不错!”他平淡地说着。看看墙上贴着的队内各项成绩表，杨凌的成绩在其中并不突出，但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跟在他后面的一个个名字只是些闪烁着年轻和陌生的符号，并不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们的实力与冠军相比毫不逊色，这如同一个被生硬的推下大舞台的实力派演员：能力和技术的增加，相对的却是机会和目标的失去，两者如同一对紧紧咬合的齿轮，这样的反衬，传送出的是一个更让人感觉迷惘和悲凉的过程。
正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中提到的那样一个美妙的时刻只有在可以承载永恒的美丽时方才是有意义的。时间拉回到2001年7月13日夜晚，那是个中国人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个标志性的夜晚。那个夜晚欢庆的时刻被打上了永恒和光荣的符号，而这个符号的标志则是在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两字后，电视中杨凌等申奥团成员一跃而起的激动画面。在那个画面中，身穿红西服的杨凌坐在最前排，在他激动的表情，兴奋的面容和冲天而起的标志性动作中铭刻了太多的东西，抽离开杨凌这独立的个体，你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那张充满欢愉和出离了激动的脸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无数人的记忆中。
如果说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那杨凌一定是幸福的。因为在他生命进程中，亲历申奥成功这个夜晚一定可以让他幸福和自豪一辈子。但也许这就是命运的戏剧性，这个兴奋得一跃而起的男人一定不会想到，正是这届奥运会让他彻底地从冠军成为看客，亲历者此时只能变成奥运会的后勤参与者。第三次奥运赛场夺冠更成了镜花水月、天方夜潭。而就此，他对自己未来的遥不可测更像是一个虚无的罗盘，被命运随手扔在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中。
这个人生旅途的开始时间是在1986年，地点则是北京218厂的宿舍。正在上初二的杨凌被体校的老师挑中，开始了学业之外的射击训练。(体校到学校挑运动苗子，这个情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小杨凌对枪有一种天生的感觉，喜欢玩，甚至在发高烧时，都不愿停止练习。每天放学去体校训练成了那时他唯一的课外活动。兴趣是他最好的动力，隐藏在这个弱小的躯体中，催动着他一步步向靶心靠拢，两年后，杨凌由于成绩出色，被送进了200中，在这里，奠定了他从事专业运动员的想法。兴趣开始向专业靠拢，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杨凌开始体会到了一个职业竞技者的残酷和无奈。而正是残酷和无奈使这个射击运动员的满腔热情和激情在2003年戛然而止。
“我感觉自己太累了，精神头比以前要差很多。伤病和疲惫让我觉得对射击的兴趣在减弱。特别是2003年“非典”期间确认了北京奥运会不会有我这个项目，就觉得一下子没目标了，这事不好玩了。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我更多想的和准备的其实都是2008年这届(奥运会)。但知道自己的项目被取消后，就感觉没理想了，前途也不知在哪，队里的其他小队员也懵了，大家一下子都不知道自己每天训练为的是什么了，只是为了练而练，可练完后呢，不兴奋了，也没有动力刺激了。我从来不怕压力，人无压力轻飘飘，目标没了，压力没了，感觉也就那么回事了。所以以致后来，雅典奥运会前夕，训练时跟腱断裂。队里临时决定把我换下来时，也没觉得太难过。就是觉得赶快恢复，别致残就行。”从杨凌的话里，你已听不出太多无奈或埋怨，就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是别人的故事，他仅仅是个讲述者。也许这就是兴趣和职业的差别，前者只承担愉悦身心的目地，而后者则和太多东西联系在一起，让人心生沉重。
在采访中，我始终想探究一下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因为我发现，在他看上去坚硬沉稳的表情后始终隐藏着一道门，这门冷冷地把守着他的内心世界。而门外和门内的景观则大相径庭，这表现在他有时像个刚毅的机器，只管有节奏地运行着机械运动，训练、比赛、领奖、离开，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有时则又像个孩子，和你饶有趣味地讨论着打猎或开摩托车的秘密。有时甚至让人迷惑，站在眼前这一脸趣味的大孩子，会是那个冷冷地站在枪后瞄准靶心的前奥运冠军。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范·卢曾说过——历史和生活一样，只有成功能留下痕迹。而对于杨凌的成功来说，更多的是来自遥远的亚特兰大和悉尼，站在最高级别的领奖台上，看着国旗飘扬而起的感觉对他来说，是不是已近模糊，还是在如今的失落和遗憾中更显清晰，我们不得而知，能确定的，只是他曾经成功地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痕迹，而接续这成功痕迹的是什么，平淡、失败还是再塑辉煌?我们不得而知，相信他也正在寻找的过程之中， “每个运动员都希望在自己的鼎盛时期再往前跨一大步，再寻找一下往上冲的动力，但其实很难，稍不留意，就会跌得很惨，而有的运动员再走下坡的时候，往往不甘心，还想找机会证明一下自己，努力地想做一些东西，但你要知道，一个运动项目有很多人在练，特别是那些后起之秀都在盯着你这个目标在练，慢一点，你就会被人打败。你的自信心就会受到影响，长期下来，就会有心理包袱，越想办法赢就越输，最后输到无可再输。”对于这个从事专业射击近20年的老运动员来说，这种体会是再清晰而深刻不过的。
失败，这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如影随形地依附于每个运动员，如同幽灵一般，它会在涣散的思想、懈怠的精神、软弱的信念或疲惫的身体中显露轮廓，然后慢慢爆发，直到最终的致命一击，而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厘米的距离足以把一个冠军拉下领奖台，变成无数痛苦的看客之一。
“你遇到过的最大失败是什么?”
“2002年芬兰世锦赛，在决赛中我和对手打平，在加罚决赛中，我输了，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我在决赛中从不失手，但就是那次，突然不会打了。我想不清楚结果，压力大了，脑子乱了，太想打十环，反倒不行。子弹脱膛的瞬间，我意识到，完了，难道枪离开我了?”
杨凌喜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用反问结束，似乎他很在意别人的想法，同时也在寻找着自己内心的答案。多年的职业习惯培养出他一种不紧不慢的性格，凡事求稳、按部就班是他的做事准则。所以虽然面对黯淡的前景，但他却没有退役的打算：“我知道对于运动员来说，退役是早晚的事情，但我现在还能为中国的射击运动出一份力，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如果我还想打，再打个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如果打不了，哪怕只是做后勤，我也会挺享受。退役这个词还暂时没有出现在我的计划中，在我的心里，那还是个相对挺远的事情!”他说自己的状态还在缓慢的攀升，所以现在肯定不会做教练员，因为从心态上，他还做不到荣辱不惊，心如止水。因为，如果2012年奥运会真的能恢复这个项目，他会再拼上一把，这可能是一个决心，或是理解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足球、羽毛球摩托车，现在的杨凌更像是个兴趣广泛的运动多面手，而最近高尔夫也已经开始排在他的计划目标中。他的新坐骑是一辆四驱的奔驰suV车里放着他喜爱的OKLAY运动眼镜和Shepherd机械腕表。此外，偶尔客串为时装品牌走秀为奥运宣传推广签售参加一些节目和颁奖的录制，为明星好友站台捧场，在杨凌的日程安排中，你可以看到他人生的精彩，这些是在训练馆和领奖台上体会不到的另一种快乐。商业和社交的活动们开始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角色分配和扮演，这些相互连接的关系和方式以一层层螺旋形的交错方式讲述和强调着杨凌的辉煌过往、现在，可能还有未来。这些丰富的内容以种日渐繁荣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杨凌在射击之外的真实生活。这是一种面对公众的方式和态度，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优秀且著名的运动员。
光滑散发着乌黑的色泽，一条坚硬的直线，平稳抬臂，心跳加速，扣动扳机子，弹瞬时破膛而出，电光火石间击穿靶心。枪对于杨凌来说已不仅仅意味着工具，它更像是个伙伴，甚至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手臂的延长。在静气屏息的刹那，他总能找到枪的快感。这快感让身体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气息。这是一个射击运动员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仿佛是身体自身发出的欢唱信号，枪是身体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永远听命于灵魂，如同一名高深剑客，人剑合一，剑在心中，用剑意和剑气杀人于无形。
杨凌极其追求人枪合一的感觉，枪和他浑为一体，密不可分。他爱枪、驾驭枪并乐在其中，两者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甚至枪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到他的性格。在枪身上，他付予了青春和辛苦，寄托了梦想和未来。小木枪、绷弓枪、猎枪、手机、狙击枪、靶枪……这些伙伴记载着他从童年到成年的每一段岁月和故事，记载着他每一次的失败，成功悲喜和荣辱。
在拍摄中，我们想让杨凌拖枪在飞碟靶场自由前行，这建议遭到了他断然的拒绝。“这是不尊重枪的表现，这不专业!玩射击的(人)从不拖枪，容易走火，也是一种不平等!” 他更喜欢把长长的枪管扛于肩臂间，像一个老友般抚肩而行。那一瞬间，他很孤独却很满足。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背叛的伙伴，它会带给你一切，当然，前提是你要和它合二为一。
你有两面性吗，枪会区分或判别你的两面性吗“
”人都有两面性，但枪不会有，在枪面前我永远严肃，永远尊重，永远强势。反倒是儿子现在是我区分两面性的一个标志在他面前，我是一个父亲，离开他，我就是个运动员。”
杨凌的儿子叫杨家瑞他出生的照片就在杨凌手机的背景上，时刻都能看到。父亲在儿子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强者变成弱者，而且无原因、无条件。一岁多的儿子成了他生活中的另一伴侣，这也是一个符号，引领着他本真人性世界的回归在这个世界里，他是个享受并给予的感情主体，儿子连接着他和这个世界的纽带，甚至有时会下意识地侵入到他和枪的世界中。当然，对于这种侵入，杨凌是幸福而心甘情愿地接受。“人嘛，有时总有脾气，总会急躁，好像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和儿子在一起，这种脾气永远不会出来。
“儿子会是你生命的靶心吗”
“会，一定是。但这只是我一个靶心，我还在找还在寻，人生和赛场是不一样的，会有很多靶心。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像一颗子弹，在出膛的瞬间我已经有过太多次十环的经验，也体会过脱靶成功和失败这两种情况都在我身上无数次地体现过。但最终有一天，我敢说自己一定不是以失败的面目挂枪退役。”
这是一个品尝过伟大的运动员的心声。这心声发自灵魂在这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层层荡漾开去充满浑厚的回响……
杨凌的眼神里透着一丝无奈后的随意，这让他看上去显得似乎有点，赖散式的漫不经心。我们坐在宽敞而空荡荡的10米移动靶场中，初春午后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斜斜地照射进来，尘埃弥漫在光线中，诺大的屋里还有许多角落充满阴霾和难以名状的落寞。
由于奥运会近年来所推行的“瘦身计划”使很多大项中偏冷门的小项遭到削减，而在这其中，拥有17小项的射击项目首当其冲，几经周折后，杨凌所在的10米移动靶项目作为不幸“中弹”的两个项目(另一为女子飞碟双靶)之一，被排除在2008年奥运会之外，而接下去，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对于这项运动的前途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如果仍被打入冷宫，可以想像，也许这个项目就只能在今后的历史镜头中出现了。那样一个结果，对于杨凌和他的队友们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都说射击运动员的运动生命长，可以打到五六十岁，但其实，这很难。竞技状态和心理条件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身体状况也不会允许你参加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而对于我来说，改项已经不可能了，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不可能。”
毕竟，杨凌不是王义夫，他也不需要成为王义夫，对于这个已年过而立的两届奥运冠军来说，他想得到和该得到的已经全部实现了，作为中国唯一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射击金牌的神射手来说，他的这项荣誉也许会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记录，永远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也会深刻地烙印在他心中的还有北京奥运会的缺席，后者也许会变成一道伤疤，一道若干年后布满灰尘，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
靶场里的靶子此刻无声地矗立着，好像大战后的士兵般静静沉默，它们也好像意识到自己在慢慢失去必须存在的作用，眼睛和枪口的靶心还在，但命运的靶心此刻已经模糊，也许还要继续寻找。
不过，等待着杨凌的还有很多比赛，国内的分站赛、全运会、国外的商业赛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比赛，也许会有更大的比赛，这些“止痛片”密集而恰到好处地点缀着10米移动靶射击队的生活。“我们下周就去山西参加分站赛，我们队打得不错!”他平淡地说着。看看墙上贴着的队内各项成绩表，杨凌的成绩在其中并不突出，但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跟在他后面的一个个名字只是些闪烁着年轻和陌生的符号，并不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们的实力与冠军相比毫不逊色，这如同一个被生硬的推下大舞台的实力派演员：能力和技术的增加，相对的却是机会和目标的失去，两者如同一对紧紧咬合的齿轮，这样的反衬，传送出的是一个更让人感觉迷惘和悲凉的过程。
正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中提到的那样一个美妙的时刻只有在可以承载永恒的美丽时方才是有意义的。时间拉回到2001年7月13日夜晚，那是个中国人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个标志性的夜晚。那个夜晚欢庆的时刻被打上了永恒和光荣的符号，而这个符号的标志则是在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两字后，电视中杨凌等申奥团成员一跃而起的激动画面。在那个画面中，身穿红西服的杨凌坐在最前排，在他激动的表情，兴奋的面容和冲天而起的标志性动作中铭刻了太多的东西，抽离开杨凌这独立的个体，你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那张充满欢愉和出离了激动的脸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无数人的记忆中。
如果说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那杨凌一定是幸福的。因为在他生命进程中，亲历申奥成功这个夜晚一定可以让他幸福和自豪一辈子。但也许这就是命运的戏剧性，这个兴奋得一跃而起的男人一定不会想到，正是这届奥运会让他彻底地从冠军成为看客，亲历者此时只能变成奥运会的后勤参与者。第三次奥运赛场夺冠更成了镜花水月、天方夜潭。而就此，他对自己未来的遥不可测更像是一个虚无的罗盘，被命运随手扔在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中。
这个人生旅途的开始时间是在1986年，地点则是北京218厂的宿舍。正在上初二的杨凌被体校的老师挑中，开始了学业之外的射击训练。(体校到学校挑运动苗子，这个情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小杨凌对枪有一种天生的感觉，喜欢玩，甚至在发高烧时，都不愿停止练习。每天放学去体校训练成了那时他唯一的课外活动。兴趣是他最好的动力，隐藏在这个弱小的躯体中，催动着他一步步向靶心靠拢，两年后，杨凌由于成绩出色，被送进了200中，在这里，奠定了他从事专业运动员的想法。兴趣开始向专业靠拢，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杨凌开始体会到了一个职业竞技者的残酷和无奈。而正是残酷和无奈使这个射击运动员的满腔热情和激情在2003年戛然而止。
“我感觉自己太累了，精神头比以前要差很多。伤病和疲惫让我觉得对射击的兴趣在减弱。特别是2003年“非典”期间确认了北京奥运会不会有我这个项目，就觉得一下子没目标了，这事不好玩了。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我更多想的和准备的其实都是2008年这届(奥运会)。但知道自己的项目被取消后，就感觉没理想了，前途也不知在哪，队里的其他小队员也懵了，大家一下子都不知道自己每天训练为的是什么了，只是为了练而练，可练完后呢，不兴奋了，也没有动力刺激了。我从来不怕压力，人无压力轻飘飘，目标没了，压力没了，感觉也就那么回事了。所以以致后来，雅典奥运会前夕，训练时跟腱断裂。队里临时决定把我换下来时，也没觉得太难过。就是觉得赶快恢复，别致残就行。”从杨凌的话里，你已听不出太多无奈或埋怨，就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是别人的故事，他仅仅是个讲述者。也许这就是兴趣和职业的差别，前者只承担愉悦身心的目地，而后者则和太多东西联系在一起，让人心生沉重。
在采访中，我始终想探究一下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因为我发现，在他看上去坚硬沉稳的表情后始终隐藏着一道门，这门冷冷地把守着他的内心世界。而门外和门内的景观则大相径庭，这表现在他有时像个刚毅的机器，只管有节奏地运行着机械运动，训练、比赛、领奖、离开，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有时则又像个孩子，和你饶有趣味地讨论着打猎或开摩托车的秘密。有时甚至让人迷惑，站在眼前这一脸趣味的大孩子，会是那个冷冷地站在枪后瞄准靶心的前奥运冠军。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范·卢曾说过——历史和生活一样，只有成功能留下痕迹。而对于杨凌的成功来说，更多的是来自遥远的亚特兰大和悉尼，站在最高级别的领奖台上，看着国旗飘扬而起的感觉对他来说，是不是已近模糊，还是在如今的失落和遗憾中更显清晰，我们不得而知，能确定的，只是他曾经成功地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痕迹，而接续这成功痕迹的是什么，平淡、失败还是再塑辉煌?我们不得而知，相信他也正在寻找的过程之中， “每个运动员都希望在自己的鼎盛时期再往前跨一大步，再寻找一下往上冲的动力，但其实很难，稍不留意，就会跌得很惨，而有的运动员再走下坡的时候，往往不甘心，还想找机会证明一下自己，努力地想做一些东西，但你要知道，一个运动项目有很多人在练，特别是那些后起之秀都在盯着你这个目标在练，慢一点，你就会被人打败。你的自信心就会受到影响，长期下来，就会有心理包袱，越想办法赢就越输，最后输到无可再输。”对于这个从事专业射击近20年的老运动员来说，这种体会是再清晰而深刻不过的。
失败，这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如影随形地依附于每个运动员，如同幽灵一般，它会在涣散的思想、懈怠的精神、软弱的信念或疲惫的身体中显露轮廓，然后慢慢爆发，直到最终的致命一击，而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厘米的距离足以把一个冠军拉下领奖台，变成无数痛苦的看客之一。
“你遇到过的最大失败是什么?”
“2002年芬兰世锦赛，在决赛中我和对手打平，在加罚决赛中，我输了，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我在决赛中从不失手，但就是那次，突然不会打了。我想不清楚结果，压力大了，脑子乱了，太想打十环，反倒不行。子弹脱膛的瞬间，我意识到，完了，难道枪离开我了?”
杨凌喜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用反问结束，似乎他很在意别人的想法，同时也在寻找着自己内心的答案。多年的职业习惯培养出他一种不紧不慢的性格，凡事求稳、按部就班是他的做事准则。所以虽然面对黯淡的前景，但他却没有退役的打算：“我知道对于运动员来说，退役是早晚的事情，但我现在还能为中国的射击运动出一份力，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如果我还想打，再打个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如果打不了，哪怕只是做后勤，我也会挺享受。退役这个词还暂时没有出现在我的计划中，在我的心里，那还是个相对挺远的事情!”他说自己的状态还在缓慢的攀升，所以现在肯定不会做教练员，因为从心态上，他还做不到荣辱不惊，心如止水。因为，如果2012年奥运会真的能恢复这个项目，他会再拼上一把，这可能是一个决心，或是理解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足球、羽毛球摩托车，现在的杨凌更像是个兴趣广泛的运动多面手，而最近高尔夫也已经开始排在他的计划目标中。他的新坐骑是一辆四驱的奔驰suV车里放着他喜爱的OKLAY运动眼镜和Shepherd机械腕表。此外，偶尔客串为时装品牌走秀为奥运宣传推广签售参加一些节目和颁奖的录制，为明星好友站台捧场，在杨凌的日程安排中，你可以看到他人生的精彩，这些是在训练馆和领奖台上体会不到的另一种快乐。商业和社交的活动们开始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角色分配和扮演，这些相互连接的关系和方式以一层层螺旋形的交错方式讲述和强调着杨凌的辉煌过往、现在，可能还有未来。这些丰富的内容以种日渐繁荣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杨凌在射击之外的真实生活。这是一种面对公众的方式和态度，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优秀且著名的运动员。
光滑散发着乌黑的色泽，一条坚硬的直线，平稳抬臂，心跳加速，扣动扳机子，弹瞬时破膛而出，电光火石间击穿靶心。枪对于杨凌来说已不仅仅意味着工具，它更像是个伙伴，甚至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手臂的延长。在静气屏息的刹那，他总能找到枪的快感。这快感让身体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气息。这是一个射击运动员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仿佛是身体自身发出的欢唱信号，枪是身体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永远听命于灵魂，如同一名高深剑客，人剑合一，剑在心中，用剑意和剑气杀人于无形。
杨凌极其追求人枪合一的感觉，枪和他浑为一体，密不可分。他爱枪、驾驭枪并乐在其中，两者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甚至枪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到他的性格。在枪身上，他付予了青春和辛苦，寄托了梦想和未来。小木枪、绷弓枪、猎枪、手机、狙击枪、靶枪……这些伙伴记载着他从童年到成年的每一段岁月和故事，记载着他每一次的失败，成功悲喜和荣辱。
在拍摄中，我们想让杨凌拖枪在飞碟靶场自由前行，这建议遭到了他断然的拒绝。“这是不尊重枪的表现，这不专业!玩射击的(人)从不拖枪，容易走火，也是一种不平等!” 他更喜欢把长长的枪管扛于肩臂间，像一个老友般抚肩而行。那一瞬间，他很孤独却很满足。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背叛的伙伴，它会带给你一切，当然，前提是你要和它合二为一。
你有两面性吗，枪会区分或判别你的两面性吗“
”人都有两面性，但枪不会有，在枪面前我永远严肃，永远尊重，永远强势。反倒是儿子现在是我区分两面性的一个标志在他面前，我是一个父亲，离开他，我就是个运动员。”
杨凌的儿子叫杨家瑞他出生的照片就在杨凌手机的背景上，时刻都能看到。父亲在儿子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强者变成弱者，而且无原因、无条件。一岁多的儿子成了他生活中的另一伴侣，这也是一个符号，引领着他本真人性世界的回归在这个世界里，他是个享受并给予的感情主体，儿子连接着他和这个世界的纽带，甚至有时会下意识地侵入到他和枪的世界中。当然，对于这种侵入，杨凌是幸福而心甘情愿地接受。“人嘛，有时总有脾气，总会急躁，好像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和儿子在一起，这种脾气永远不会出来。
“儿子会是你生命的靶心吗”
“会，一定是。但这只是我一个靶心，我还在找还在寻，人生和赛场是不一样的，会有很多靶心。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像一颗子弹，在出膛的瞬间我已经有过太多次十环的经验，也体会过脱靶成功和失败这两种情况都在我身上无数次地体现过。但最终有一天，我敢说自己一定不是以失败的面目挂枪退役。”
这是一个品尝过伟大的运动员的心声。这心声发自灵魂在这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层层荡漾开去充满浑厚的回响……